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改變“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就成了‘階下囚’”的狀況，紀委的監督執紀問責開啟了新模式——“四種形態”，使得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變為少數。

“四種形態”最早是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福建召開座談時提出的，指的是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第一種)；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第二種)；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第三種)；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第四種)。那么，對嚴重違紀干部給予“降級”處分實際上是對應了第三種。

黨的十八大以來，被降級處理的第一名省部級干部是付曉光。2013年12月，中央紀委對10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發出通報，其中，黑龍江省副省級干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嚴重后果，經中央紀委常委會研究并報中央批準，給予付曉光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龍江省政府亞布力度假區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職務，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

此后即2014年7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因嚴重違紀，被免去職務，開除黨籍，取消副省級待遇，分別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和科員。從副省級到科員，趙智勇被連降七級。至此，凡是因嚴重違紀被處分、一降多級的領導干部，均被媒體稱為“斷崖式”降級。

2016年1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對許愛民、顏世元、韓志然、孫清云等10名中管干部予以黨紀重處分并作出重大職務調整。對此，《人民日報》文章稱，一次性公布10名受到黨紀重處分的中管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還是頭一回。力度之大，彰顯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也是紀委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具體體現。

5天后即2016年2月4日，中央紀委再次通報了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省長魏宏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同日，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賀家鐵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

據統計，算上最近被降級的民政部原黨組書記、部長李立國和天津原副市長尹海林，截至目前，十八大以來至少有20名省部級干部因嚴重違紀受到降級處理。這些被降級的省部級干部涉及黨政、政協、國企等多領域。其中，趙智勇、劉禮祖和賴德榮被給予的處分最重，從副省級連降七級至科員，已退休的張力夫被按照副科級確定退休待遇。張田欣、許愛民、孫清云、張云、朱福壽、曹建方、范堅、尹海林被降為處級非領導職務，其余人員均被降為廳局級。

那么，上述違紀官員不同程度降級的考量因素是什么？中紀委在通報10名中管干部時曾提及：“針對被審查人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其違紀行為的性質和情節、造成的后果和影響、認錯悔錯態度以及配合組織審查、退繳違紀所得等情況。”例如，降級落差最大的幾名省部級高官，連降七級的趙智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賴德榮“嚴重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金，多次到境外賭博”；而“收受禮品、禮金，默許親屬利用其本人職權謀取私利，違規干預有關單位紀律審查工作”的張力夫則被連降了六級，按照副科級確定退休待遇。(記者 李源)

附表：十八大以來受到降級處理的省部級干部

[責任編輯：楊凡、方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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