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證亂象

近日，數十位老人遭遇“房詐”，被人以投資理財、以房養老、電信詐騙等手段哄騙到公證處，以房屋做抵押，與放款方簽訂借貸協議，并進行公證。此后，房子很快被過戶他人，老人則被趕出家門，同時背負巨額貸款。

制圖/王對對

在此次風波中，涉事的北京方正公證處停業整頓，而整個公證體系也遭受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這一系列案件所暴露出來的公證行業亂象，與公證體制改革停滯不前息息相關。有的司法行政機關不放權，有的公證機構不愿意改，而改革所需要的配套政策不到位，致使這一項已經進行了17年的改革處于“爛尾”狀態。

2017年7月，新一輪公證體制改革重啟，輿論對這一輪改革寄予厚望。正如司法部長張軍所言，公證體制改革早改早受益，不改無異于“慢性自殺”。

北京方正公證處信用危機調查

雖然是否與放貸方和中間人有勾連尚缺少足夠的證據，但方正公證處確實敢做

其他公證處所不敢做的高風險的案子，并且屢有前科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群峰

北京方正公證處，正遭受著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機。

8月17日上午10時許，位于北京市西直門外大街西環廣場的這家公證處，門口立著一塊醒目的公告牌，上寫：本公證處因停業整頓，不再受理新的公證申請。落款日期為8月15日。

二樓大廳，人聲鼎沸。方正公證處副主任楊和平正在和數十名老人及其子女會面，解答他們的問題。

這些人都有相似的“房詐”遭遇：被人以投資理財、以房養老、電信詐騙等手段哄騙到方正公證處，以房屋做抵押，與放款方簽訂借貸協議，并進行公證。此后，房子很快被過戶他人，自己被趕出家門，同時背負巨額貸款。

見面會上，楊和平態度溫和，柔聲細語，努力展現出最大的善意，但仍難以消除老人及其子女們心中的怒火。

“我們等不及了，我們要求你們撤銷公證書。”有人喊道。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方正公證處的業務能力在業內被肯定，但管理欠規范。有些公證員會貼著法律邊緣或法律底線走，所作所為引發公眾質疑。

北京市司法系統從業者楊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方正已發生多起公證書引起的糾紛事件，還有公證員受過處分。目前受到輿論高度關注，是因為類似事件集中爆發了。

公證后，房子丟了

6月14日，王濤66歲的母親獨自在家。

一個陌生電話打了過來，王濤母親接過電話。

對方稱自己是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的警察，說她涉嫌卷入了“429大案”。“現在派出所要查封你家房子，你要先拿出一筆保證金。”對方說。

王母一下子嚇蒙了，說自己沒有這么多錢。

對方告訴她，可以先抵押房子做個“假手續”。“證明你的清白后，房子過段時間就還給你了。”

隨后，對方指定了一家擔保公司，讓王母去找該公司的業務員王某瑞，讓其跟王某瑞簽訂一個貸款協議，以房子做抵押。

對方特意告訴她，這個案子是國家一級機密，不能泄露，泄露后后果很嚴重。“不要跟你子女說。他們如果知道，進行阻攔，延誤了時機，你的罪名很可能就坐實了。”

王濤父親聽了老伴的話，也信以為真。

于是老兩口背著兒子，聯系上了該擔保公司的王某瑞。

6月19日，老人在王某瑞的帶領下，來到方正公證處，對貸款協議和房屋抵押進行了公證。

貸款協議規定，擔保金為400萬，借款期限為1個月，到期償還本金外，還要支付10萬元利息，逾期后每天再加2萬。

協議簽完后，在王某瑞等人指導下，王母辦了銀行卡，開通了U盾。隨后，王某瑞把400萬元借款打到了王母賬戶。但是很快這筆錢就從王母賬戶被轉走，王母才發現上當。

王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做公證時，公證員要和當事人有個問話。方正公證處也做了影像資料存檔。錄像時，王某瑞在旁邊告訴老人該說什么。“老太太錄了四次像，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王濤說，他第一次到方正提出要看公證書，被拒絕。第二次去，方正拖了3個小時后，擔保公司來了七八個人，個個人高馬大，在這種情勢下，王濤也沒有看到公證書。第三次，王濤直接去北京市司法局投訴，司法局打電話給方正公證處，撤銷了委托出售房屋的委托書。委托書的內容，是王母委托上述擔保公司，在自己不能按時還款時出售抵押的房屋。這個委托書和貸款協議同時簽訂。

“如果這個委托書不及時撤掉，房子可能早被他們賣了。”王濤說。

但風險仍然存在。如果王母不能按時還款，擔保公司還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王濤跟法院接觸過幾次，情況也不樂觀。“因為我們報案了，拿著派出所的受案回執，讓法院暫停執行。現在就懸在這里了。”

兩個多月過去了，王濤仍然沒有要到公證書。父母搬出來一段時間后，又搬回這套房子，但擔保公司還是經常打電話要錢。

《中國新聞周刊》聯系到為王濤父母出具公證書的方正公證員，記者說明來意后，該公證員掛掉了電話。

李紅英、王建國、孫賢程等老人的遭遇，比王濤的母親的情況更加嚴重。他們紛紛遭遇“清戶”，被迫離開居住了多年的房子。

2016年10月9日，家住北京東直門商圈新源西里中街小區的李紅英，家中突然來了十來個人。

“他們個個人高馬大，文著身，梳著怪頭型。”李紅英說，這些人把她們一家趕了出來，一些衣物等被扔到路邊。

李紅英與女兒、女婿還有8歲的外孫女一家四口，至今仍在外租房居住。

2016年1月，七旬老人王建國被一個叫廣艷彬的人(自稱“中國店網”高管，因涉嫌詐騙，已經于2017年2月27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批準逮捕)介紹，以房屋做抵押，參與一個“國際娛樂城”項目，對方宣稱月回報率有8%。王建國老人在方正公證處簽訂相關協議后，當年9月29日，一群壯漢闖入家中，將他趕出家門。

2012年，孫賢程、王瑾夫婦因“朋友于某做生意缺錢”，以房屋做擔保，向金主(借款人)武某濤借款。

孫賢程女兒回憶稱，同年年底，于某和武某濤趁老人子女不在家時，哄騙老人到方正公證處辦理了一個還款手續。老人在公證處簽訂了房屋出售委托書等協議。

2014年12月5日，孫賢程的家中闖入一群不速之客，砸毀防盜門、家具，逼著孫賢程簽訂了搬家協議。一套價值500萬元的房產，被以185萬的價格賤賣。

楊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類案子的大致套路是：首先有個人稱自己有個收益很高的投資理財項目，吸引老人投資。由于老人沒有足夠的錢，對方就找了一位可以為老人介紹金主的中間人。項目人承諾老人什么都不用做，由自己替老人向金主還款，老人就配合在文書上簽字就行。而受訪老人均稱，從沒有見過金主本人。

楊琦稱，老人跟金主簽訂借款協議后，形成了借貸關系，同時給中間人簽訂了抵押、出售等一切處分房屋的授權委托書。老人將從金主那里得到的借款給了項目人(老人稱自己沒有見到錢，是在銀行里由項目人和中間人安排，待老人銀行卡里收到借款后當即轉給了項目人)。但項目人沒有把錢還給金主，在法律上老人對金主就構成了違約。

此時，一方面金主跟老年人索要還款，另一方面，中間人在沒有告知老年人的情況下，基于老人簽訂了出售房屋的授權委托書，就把老人的房產給賣掉了。

委托書上寫，“現要出售某某房產，因我不能親自辦理，特委托人全權辦理如下事項，包括買賣交易手續，簽定房屋買賣合同及網簽合同，辦理房產產權轉移、過戶事宜等。”下面有方正公證處的印章，以及老人的簽字。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僅被廣艷彬一人詐騙過的受害老人，就達四五十位，現在報案的已有30位左右。這些老人都住在北京的西城區、朝陽區、海淀區等房價較高的城區。

8月17日上午，北京方正公證處，副主任楊和平正與數十名維權老人及其子女見面，解答他們的問題。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有前科的公證處

在上述案件中提供公證的方正公證處，原名“北京市第二公證處”，成立于1995年，是北京市屬正處級自收自支事業單位。承辦的業務包括北京市范圍內的金融、房地產、涉外和一般民事法律業務。

方正公證處在介紹自己的優勢時稱，由其出具的強制執行、保全證據等各類公證文書，被法院、金融機構和相關部門普遍接受和認可。其優勢還包括：多次承辦北京市政府及多個區財政局的政府采購招投標、北京奧運場館及配套設施建設、CBD東擴等公證項目，為首都重點工程建設提供法律保障。“方正出具的涉外公證書發往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公民對外交往提供了法律服務”。

另外，方正公證處還是北京市可以辦理涉臺公證業務的幾家公證機構之一。

多位受訪者稱，方正的業務能力在業內很受認可。曾與方正合作過的北京市金融機構的一位資深從業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在北京純放款的小貸公司有一萬家左右，其中以個人名義放貸的公司有一兩千家，其中跟方正合作比較密切的估計有500家左右。

這位業內人士說，方正審核材料做得非常好。“如果借款人提供的材料有虛假，他們很快會查出來。”他說，自己經常打交道的那家公證處，查一個當事人的婚姻狀況大約要7個小時，而方正1個小時就能查出來。

在業務能力得到認可的同時，方正公證處也常有業務糾紛發生，還有公證員受到過處分。

2009年9月，《法制日報》刊登《公證成為高風險職業》一文，提到了方正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有假的事：張某帶著“父親”去方正辦理公證，公證員核對身份證后認為“人證合一”，但事后證明這個人是假的“父親”，而這一行為最后導致房產被轉讓，方正公證處也被告上法庭。

2010年，方正公證處主任王士剛在接受《方圓》雜志采訪時，曾表達了公證員出具假錯證應受重罰的觀點。

他說，“哪一個公證員出具了錯證，出具假證者一經查實取消資格，無論出具假證還是屢出錯證都應該罰他個傾家蕩產。”

多位受訪者稱，方正公證處為受害老人出具公證書的人，主要集中在以王某為代表的四五個公證人員。其中，王某在2015年曾被北京市司法局處分過，但現在仍是方正的部門負責人。

《中國新聞周刊》查閱了一份編號為“京司罰決〔2015〕5號”的《北京市司法局行政處罰決定書》，該決定書落款日期為2015年12月31日。

該決定書顯示，該王姓公證員自2003年起在北京市方正公證處從事公證工作，2007年取得公證員資格，同年4月取得公證員執業證。

北京市司法局認定，該王姓公證員為不真實的公證事項辦理公證。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二十三條第五項有關公證員不得為不真實不合法的事項辦理公證的規定，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應予處罰的情形。決定給予王某警告并處一萬元罰款及停止執業十二個月的行政處罰。

8月17日，在方正副主任楊和平與眾多維權老人的見面會上，有人問：為什么上述王姓公證員等有虛假辦理公證的前科，且被處罰過，還被方正重用？楊和平沒有回答。

提到方正公證處的發展史，其原主任王士剛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今年2月12日，王士剛在其博客發表《丁酉年來了》一文，感慨說：“從2002年對外掛牌正式開業到今年15年，我應該已經完成了我從事實務的歷史使命。”

王士剛的工作經歷大體分為三個階段，1983年到1995年，完成了從大學生到執業律師再到官員的轉換；從1995年到2001年，參與、完成了北京市公證工作的改革、布局總體方案的設計、實施；從2002年開始，任北京方正公證處(2007年前是北京第二公證處)主任，“將一個十幾人的公證處，發展到140余人，年辦證28萬件的大型公證處”。

在北京公證行業，王士剛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公證管理處處長、北京市公證協會會長，長期從事公證管理工作，并參與了中國《公證法》立法及《公證程序規則》的釋義工作。

王士剛還長期擔任中國公證協會理事、北京市公證協會監事長、北京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以及中國公證協會、司法行政學院師資庫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公證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職教授。

2007年8月，北京全市25家公證處集體更名，北京市第二公證處更名為方正公證處。

王士剛時常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掌握全北京幾億公證賠償款，很多人都聽他說過類似的話。另外，王士剛還是公證處市場化改革的擁護者，他曾在多個場合說，中國的公證行業改革不徹底，應該像律師行業一樣完全市場化。

8月17日上午，在北京方正公證處的維權老人見面會上，一位老人接到警方電話，誤聽成警方找到他失蹤多日的兒子的尸體，當場失聲痛哭。他兒子目前還處在失蹤狀態，他由于年紀大，沒聽清警察在電話中說的話。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他們是一伙的”

前述金融機構資深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原來做放款方的時候，也喜歡找方正公證處合作。方正之所以吸引放款方，除了業務能力比較強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流程比較有利于放款方。

“在北京很多小貸公司心目中，方正是最好的公證處。”他舉例說，在北京公證處里面，很多家不愿意跟60歲以上的老年人做業務，或者是必須由成年子女陪同才做，“但在方正，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在沒有子女陪同下，他們也敢給做。”

這位人士說，雖然沒有相關的文件規定老人不能借款，但是給這個群體做公證，公證員面臨很大的風險，很多公證員往往不愿意冒險。

但背后的收益是誘人的。這位業內人士說，公證員跟小貸公司做業務，收益很高，一筆200萬元的業務，公證員的收益有時能達到10%。

他說，警方只需要查公證員的對賬單，就會發現很多公證員的賬戶里，每個月都有不能說明原因的大額入賬。

對于最近屢屢發生的房子抵押騙局，這位人士指出，這是一個由多方組成的利益鏈條。除了公證員外，還有一部分人專門負責處理房子。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放款機構會擔心客戶抵押了房子但是不還錢，后期處理房子很麻煩。“但是，這個行業有的人是不擔心客戶不還錢的。因為他們從頭到尾就沒指望你還錢，他們一開始就是奔著房子去的。”

他舉例說，有些不良的放款方，比如本月20號放款，約定下個月19號是還款最后時間。到時候，他們就故意玩失蹤，過了19號后再出現。這樣，客戶就有錢也還不了，不得不“被違約”。

接著，這些放款方就要接管這些房子了，他們所用的方式是強制性的。

通常，對于老人居住的房屋，特別是他們的唯一住房時，法院執行起來很難。房子在被法院掛到淘寶上拍賣時，下面都會特意聲明：不負責清退。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這一行業孕育出了一個組織——清戶公司。他們所做的事跟“黑社會”相似，即通過暴力手段，強行將被執行人趕出家門。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清戶公司的利潤非常高。他舉例說，比如一個房子價值500萬，老人抵押給放款方300萬，放款方就告訴清戶公司，我只要300萬就行，多出來的利潤給清戶公司。

這位業內人士說，清戶一套房子，清戶公司的利潤有時候甚至能達到上百萬元。

楊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從事民間金融的放款方，還沒那么狠，最多做個強制執行的公證。近兩年，他們中的一些人發展到直接委托賣房，與被騙的老人不打招呼，就偷偷賣了他們的房子，并自行強清房屋。

“以前是法院執行，湊齊錢后，債務人不用賣房的。即便湊不齊，到了必須要賣房的狀況，也是受害者自己賣。”

多位受害老人表示，在方正公證處，他們很多人的接談筆錄幾乎一致。他們認為，在與方正有關的被騙老人系列案件中，放款方(金主、小貸、擔保公司等)、買房人、清房人、公證員，組成了一個利益鏈條。“他們是一伙的。”

刑事破解

8月10日，北京市司法局對方正公證處做出了停業整頓的決定。北京市司法局成立工作組進駐該公證處，進行全面整頓、核查。

方正公證處主任王士剛，則因“一段時期以來內部管理不善、出現公證質量問題”，被免去方正公證處主任的職務，調離該公證處，配合組織調查。

另外，對公證員涉嫌違規執業的，北京市司法局將依法依規對涉案公證員做出處理；公證員有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公證處和公證員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如發現公證人員涉嫌犯罪線索和證據的，將移送司法機關。

同時，北京市司法局還將協調相關部門，加大對提供虛假證明材料騙取公證書或假冒他人騙取公證書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同時開展教育整頓活動，對全市公證行業進行拉網式篩查和清理。

北京市司法局還表示，將調動系統資源，成立法律服務團，依托各級法律援助中心和北京老年維權服務工作站(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為涉案老人提供法律服務。

有意思的是，王士剛在今年2月12日發表的《丁酉年來了》一文中，自稱研究風水大師的丁酉雞年運程，發現命宮有破太歲之虞。“今年要向幕后轉移，也可能有小人作祟直接回家，都在我的預料之中，很好呀，我早就做好了這樣的準備，向往著有花有酒鋤作田的生活。”

王在被免職數日后，一位受害者子女在方正公證處遇到他，問他為什么被免職。王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被免職，我只能接受，我也沒有權利反抗。要免就免唄，這有什么？公證處也不是我們家的。”

8月17日，《中國新聞周刊》陪同多位受害老人來到北京市司法局，老人們要求撤銷方正公證處所做的公證書。

北京市司法局公證工作管理處工作人員次亞楠出面回應稱，如果涉及撤銷委托書，老人們可以直接去方正公證處要求撤銷。如果撤銷公證書，必須符合撤銷的條件，要求簽公證的幾方當事人要同時去。

老人們提出質疑：作為涉嫌詐騙一方的放款方，怎么可能同意撤銷合同？

次亞楠表示，現在，北京市司法局也做不了主，因為這是有法律規定的。“出了這事北京市司法局壓力也很大。現在有一個東風就是，中央北京市委都重視這個事情了。”

8月17日，方正公證處副主任楊和平在與維權老人的見面會上也表示，方正公證處正在整頓，有房子正在被執行的老人，趕快提出復查，方正公證處登記在案后，會盡量去法院協調暫停或中止執行。

北京市司法系統干部楊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法律角度看，即便可以中止執行，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還是成立的。所以，對于借款合同上約定的借款，老人們還是要還。如果到最后沒有錢來償還，可能還要賣房還錢。“從民事角度是解不開的，中止執行也只是緩兵之計，最后借款關系還是成立，老人們還是背著巨大債務。”

對于受害者向方正提出的撤銷公證書的訴求，楊琦認為，由于委托賣房的公證是單方行為，可以單方撤銷(實際是重新做一個公證，公證內容是撤銷之前的委托)。但是涉及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借款合同的公證書，因為有合同雙方當事人，要尊重雙方意愿，單方不能撤銷。

“將老人房子出售的是放高利貸的金主，如果能證實受托人、出借人、購房人存在詐騙行為，才能從根本上保住受害者的財產。”楊琦說。

他指出，在法治社會，人人要對自己的簽字負責，這也是這類案子的難點所在。現在的騙子們太懂法律了，而法律只能依照證據來認定事實。只有刑事上的定性，才能突破這些合法文書的效力。

“這個案子想根本解決，可能只能依靠公安機關破案，沒有其他路徑。這些法律文書的效力解不開，民事上也解不開。”楊琦說，個別公證員會貼著法律邊緣或法律底線走，沒過界就沒違法。“如果《公證法》里規定公證過程必須有錄音錄像，就會留下一些文字之外的證據。而現在的法律只認簽字，老頭老太就會比較被動了。”

楊琦認為，《公證法》還有完善的空間。既然公證文書具有了特殊的法律效力，那整個過程也應當是特殊的，對公證處也可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強制要求整個過程必須錄音、錄像等。

而公證行業管理混亂、相關法律制度不完善的背后，是中國公證體制改革在過去十多年停滯不前的沉疴。目前，中國的公證處多種體制并存，權義邊界不清，這為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設置了障礙。

(應當事人要求，文中楊琦、王濤、李紅英、王建國、孫賢程、王瑾均為化名)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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