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談哈醫大教授“換頭術”試驗

黃潔夫：“換頭術”這個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罷

11月17日，意大利外科醫生塞爾吉·卡納瓦羅對外宣布，自己成功在一具遺體上實施了世界第一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備受中國網友關注的是，手術實施地點就在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教授也參與指導了這次手術。很快，針對“換頭手術”的爭論就愈演愈烈，有人認為應該鼓勵醫學的探索，也有人表示“換頭”違背了醫學倫理，不應該被提倡。

11月30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起頭顱移植試驗違反了中國器官移植有關法規，也違反了基本的倫理準則，應該追究有關單位倫理審查委員會或領導的責任。

12月1日上午，黃潔夫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倫理方面，“換頭術”都是不可行的，還會為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帶來不良影響，“中國絕不允許進行這種臨床試驗。”

談“換頭術”

這個第一不做也罷

北青報：“換頭術”這個概念是最新的嗎？

黃潔夫：其實“換頭術”這個提法并不新鮮，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家就已經做過“換頭”的手術，當時是把一只狗的頭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成了“雙頭狗”。這只狗后來就存活了3天，因為移植上去的狗神經沒有辦法和受體融合，所以后來蘇聯就放棄了這個手術。70年代，美國的科學家也在狗身上做了“換頭”試驗，但這只狗存活時間還不到24小時，此后又做了很多例，證實脊髓中樞神經的再生是沒有可能的。

北青報：既然提出時間這么早，此后的幾十年里，“換頭術”就沒有一點進展嗎？

黃潔夫：“換頭術”的提出時間其實和其他器官移植時間差不多，之后其他固體器官的移植都有了發展，比如肝臟、腎臟等，但頭部移植始終不行，漸漸就很少有人去做這個試驗了。偶爾也有人做，其中最熱衷“換頭術”的就是意大利神經外科醫生塞爾吉·卡納瓦羅。

北青報：塞爾吉·卡納瓦羅對“換頭術”的癡迷似乎在全球都很有名，您怎么看他把手術地點選在中國？

黃潔夫：最早卡納瓦羅的換頭手術有一個俄羅斯漸凍人患者做志愿者，當時他在雜志上發表了要在這名患者身上進行換頭手術的消息，結果引起了全球醫療界主流聲音的堅決反對。反對的人多了之后，“換頭術”在意大利的聲音就慢慢沉了下去。之后卡納瓦羅就將手術地點選在了中國，至于為什么選在中國，外媒評價說“因為中國是一個最沒有倫理底線的國家”，所以才選擇在中國做。所以說，這不是中國的光榮，而是在給中國器官移植事業抹黑。有些網友可能很高興，中國成了“換頭術”的第一，但這是一個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罷。

談技術

1還沒有，何談100

北青報：這個試驗本身有借鑒意義嗎？

黃潔夫：在兩個尸體上做所謂的人頭移植，其實是很粗糙的，同時也很粗淺，可以說這是一臺誰都可以做的手術。實際上，這次完成的只是一個解剖學上的模型。

北青報：從您的角度來看，“換頭術”在技術層面有可能實現嗎？

黃潔夫：頭顱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它牽扯一個中樞神經的連接問題。到目前為止，神經元不能再生已經是大家的共識。我們有千千萬萬脊髓損傷的患者，腰椎一折斷，脊髓就癱瘓了，也就是說自身神經稍微受點損傷就不能恢復，何況是切斷之后再連接上異體呢。在動物試驗中，我們已經證實，脊髓是接不上去的。現在炒作要用“膠水”把神經粘起來，從而實現脊髓橫斷再連接，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評論說，“這種理論就像把大西洋底的光纜切斷，然后再用膠水粘起來”，荒唐可笑。

北青報：將來神經連接技術有所突破后，“換頭”可能成真嗎？

黃潔夫：除了中樞神經的連接外，“換頭手術”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排異反應。我是做肝移植的，大家都知道肝移植、腎移植等器官移植都會有排異反應，雖然現在已經能夠控制得比較好，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小器官，對身體整體來說，只占很小的一個比例，用免疫排斥藥還是可以控制。但如果是換頭的話，首先你很難判斷哪一部分算這個人的主體，哪一部分算被移植的部分，即使按照現在卡納瓦羅的說法，頭算主體，肢體算移植過來的，你也很難想象要用多少免疫排斥藥。光吃免疫排斥藥，就會把人治死，因此從技術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北青報：那您看好相關技術的發展嗎？

黃潔夫：暫且不提頭顱移植，相對比較簡單的同種異體肢體移植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成功過，就是一個人接上另一個人的肢體。其實血管之類的連接并不難，但目前所有接受過這一手術的患者都沒有恢復肢體的功能。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神經不可再生，你想周圍神經都不行，中樞神經就更難；另外，接受這一手術的許多患者還出現了精神疾病方面的癥狀，始終覺得這個肢體不是他自己的，甚至還有人因此自殺。幾乎所有人最后都選擇了截肢，改為接受義肢。在同種異體肢體移植的技術還沒有進展的情況下，頭顱移植在技術上顯然更不可能。1都沒有，怎么能去做100？

談倫理

每個細胞都是“我”的一部分

北青報：如果技術上完全可行的話，是否就可以進行“換頭”？

黃潔夫：技術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問題，但要不要做、應不應該做卻是倫理層面的問題。如果真的允許“換頭”，那是頭算人，還是身體算人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現在還是有爭議的。可能有些人認為，頭作為神經系統最高級的部分，可以通過神經控制全身，應該被算是人的主體。但從我一個外科醫生的角度來看，人身上每一個活著的細胞都是這個人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經歷中，確實有許多案例證實，器官被移植后，受體可以通過被移植的器官接收到供體信息。從某種角度來說，你存在于你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里。

北青報：其他器官移植技術成熟前是否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倫理難題？

黃潔夫：不同器官，情況不一樣。舉個例子來說，上世紀70年代，我國器官移植的創始人裘法祖所在醫院曾經做過睪丸移植的手術，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親的睪丸移植給了兒子。后來兒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現了倫理上的問題，這個孩子到底算誰的？那場大爭論之后，我國就取消了睪丸移植手術。頭顱移植也是一樣的，即使能夠成功，那這個活下來的人將來要是有了孩子，孩子應該算腦供體的，還是軀體供體的？

北青報：這種倫理學上的爭論可能隨著技術進步慢慢達成共識嗎？

黃潔夫：對醫生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生命，不能對病人造成傷害。一個手術能不能做，不說在全社會取得共識，至少要在醫學界達成共識。我注意到有網友將頭顱移植的爭議和腎移植類比，但腎移植當時面臨的爭議其實是不同教會之間的爭論，和頭顱移植完全不同。

北青報：醫學倫理和技術進步之間應該如何取舍？

黃潔夫：醫學有禁區，科學有紅線，不是說這個手術能做成功就可以做，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應不應該做、做了好不好、能不能被人類社會所接受。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比如說孕期檢測胎兒性別，但這是不被允許的。

談追責

違反中國器官移植條例

北青報：所以您對“換頭術”是明確反對的是嗎？

黃潔夫：我們不反對頭顱移植的試驗研究，科學研究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反對的是，炒作在人的身上進行臨床頭顱移植。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網友質疑說我們反對頭顱移植會不會阻礙科學研究發展，不是的，我們是反對現在炒作的，臨床對遺體進行頭顱移植。設想一下，如果你是遺體捐贈者的家屬，你會愿意親人的遺體被用于這么粗糙的試驗嗎？如果我們把在動物試驗中都沒有取得成功的技術，用在兩個充滿愛心的捐贈者身上，這是對生命最大的不尊重。

北青報：此前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到希望哈醫大就此事追責，方便介紹一下“換頭術”具體違反了哪些條例嗎？

黃潔夫：首先是違反了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條例中明確規定了，所謂人體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體器官捐獻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臟、肺臟、肝臟、腎臟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將其植入接受人身體以代替其病損器官的過程。其中并不包括頭顱。另外，最基本的《執業醫師法》中也規定，以病人為核心，不能傷害病人。還有其他許多條例，每一條“換頭術”都違反了。

北青報：有網友指出，條例中有“等器官”的表述，因此頭顱也應該被包括在內，您怎么看？

黃潔夫：頭顱不算器官，大腦是個器官，頭不是，所以不能算的。

北青報：那追責會馬上提上日程嗎？

黃潔夫：這個決定權并不在我，我只是一個建議。在中國用兩個遺體做這樣一臺粗糙的手術，家屬同意嗎？兩個遺體捐贈者生前是否曾表達過愿意把他們的頭去做這個試驗的意愿？這些都是需要調查的。

北青報：您怎么看這次“換頭術”造成的國際影響？

黃潔夫：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器官移植一路走來很不容易。從一開始大家都不看好，“中國人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會有人捐獻器官的”，到今年我們已經完成了5000多例器官捐獻，加上親屬間活體器官捐獻，共計1.6萬多臺器官移植手術，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國家。可以說，中國已經走上器官移植的舞臺，正在走向器官移植的中心，計劃2020年以無可爭辯的倫理學方式成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國。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我們怎么能用最能引起倫理學爭議的移植手術，來增加中國的負擔呢？

文/本報記者 孔令晗

[責任編輯：楊凡、劉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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