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憑什么拿到“終身成就獎”

樊富珉為清華大學學生演講。

65歲的樊富珉在清華大學開了13門心理學課。她的公選課要靠搶，有的學生從大一選到大四；有的學生選不上，就一個宿舍派一個代表去聽。

她去過39次汶川，做震后心理援助。她在“非典”時把辦公桌臨時改成心理熱線點。

她翻譯修訂的《大學生心理健康篩選量表》成了全國數百所高校大一新生入學時用的心理健康評估工具，每年能篩出5~8%的新生，為大學生心理問題的早期發現和早期干預提供可能。

兩周前，樊富珉獲得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大學生心理咨詢專業委員會首次頒發的“終身成就獎”，全國只有兩人獲得。

她說：“這個獎雖然是我來領，但我清楚這是給我這一代人的。”她將這一代人的使命稱為“在荒蕪的土地上播下健康的種子”，但“冒了很多風險”。

她還記得，1990年代初，清華大學心理咨詢中心只是一間臨時的學生宿舍，沒有專職老師，沒有經費，她坐在那個只有一張桌子的房間里，很少等到學生來。偶爾有幾位學生，“都是貼著墻來”，那時社會尚不了解，認為心理咨詢是“有病”，“污名化很嚴重”。

樊富珉是在日本筑波大學留學時，第一次接觸大學生心理健康篩選量表，她迫不及待地翻譯過來，進行修訂。她去院系做講座，先試著給三四百人做測評，沒有電子表格，她就收回紙質版問卷一張張算。遇到有抑郁傾向的同學，她就挑出來，再給這位同學寫一封信，請他來心理咨詢中心。她經常騎著自行車到學生宿舍樓里的班級信箱送信，“你不能直接去找同學，同學害怕讓人知道啊。”

她四處宣傳，“學生心理咨詢是針對正常的有煩惱的普通人，不是針對病態的人。”

學生蘇細清記得，當年她們那一批20人跟著樊富珉學心理咨詢，有的是念化工，有的是念紡織。樊富珉帶她們去香港學習大學生心理工作的經驗，帶回“以人為本”的理念。有一位教授拍著桌子質問樊富珉：“以人為本，那誰誰誰那么壞，也要以他為本嗎？”也有電話打來批評她“不該把學生帶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學習。”

樊富珉只是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

她至今還記得在日本學習受到的震撼。在一次課堂練習中，老師要8位同學圍成一個圈，留一個口。規定的場景是大家都處于危機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出去。每個人都要說服其他人，說明自己最應該出去。樊富珉懵了，“我受到的教育是把危險留給自己，把機會留給別人啊。”她記得一個男生說，因為我的媽媽打工把我養大，我要出去照顧她。另一個男生是社會醫學的博士生，他還有兩位病人沒有結束治療，他說他要出去，否則治療就前功盡棄。

其實這個活動不是為了爭奪生存的機會，“而是讓你看到每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能隨便放棄生命。”

她對著字典，連夜把日本的職業測量問卷翻譯成中文，像“不動產商”這種名詞她都沒聽過。現在總有人打趣她，要是靠修訂《大學生心理健康篩選量表》，如今這么多人使用，她靠收版權費“都發大發了”。她總說：“好的東西要大家分享。”

樊富珉認為“說教式”“喊口號”的思想教育都很蒼白。她還記得多年前有一位學生要退學，她陪著學生在操場上一圈一圈走，一直走到深夜，告訴學生“機會很難得”“要勇敢面對困難”。但總有一種“很努力卻使不上勁的感覺”，如果是現在，她會多聽聽那位學生的聲音。

如今，她的辦公室像居委會，誰都可以敲門進，和室友發生矛盾、和女朋友相處不好、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她坐在椅子前，認真傾聽這些“天大的小事”。

多年前，在中科院的一本《青年心理學》的書上看到“愛的需要”“性的需要”“人際的需要性”，這對樊富珉觸動很大，很多問題不能用“一個大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可以解決。

她在課上講生命價值觀的教育。先談論別人的死亡，設計一個“泰坦尼克號”練習，船上有市長、老師、警察、商人等等，同學們為讓誰死爭個不休。然后再談論自己的死亡，讓同學們寫下墓志銘。她也讓學生列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樣東西，然后一一刪除，留下最重要的。有的學生說“我就是要掙錢”，引起別的學生爭論，她會讓學生說下去，“那掙錢之后呢”，那個同學回答“要蓋孤兒院”。她從不批評和指責，“我要示范沒有簡單的對與錯和好與壞。”

多年前，一個輔導員帶來一位因打游戲掛科不能畢業的男生，讓她做咨詢工作。第二次男生并沒有按照約定赴約，那時候沒有手機，她想方設法找到了那位男生。樊富珉說“我們約好了，你沒來，我很擔心”。男生讓她不要擔心，他也不會再去咨詢，他知道自己的成績畢不了業。樊富珉問他“今后的打算”、“如何向父母說這個情況”，男孩說要和他的一位師兄一樣去游戲公司工作，不會告訴父母沒有畢業，他找到工作后父母也不會多說。

樊富珉尊重他的意見，“他已經做了所有最壞的結果的應對方式，我也不會擔心他畢不了業去自殺”，“我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改變他，他的選擇是他的權利。”

她也講如何處理親密關系，如何處理焦慮。課堂的規則是同學們自己制定的，保密，出了課堂不泄露；不玩手機，保持專注和投入；不批評和指責與自己不同的觀點等等。

她愛穿顏色多樣的衣服，紅的、紫的、橙的、黑的，“離年輕人更近一些”。有時候坐在后排的同學發言，上課的階梯教室很大，她會迅速走過去，站在同學的身邊，注視對方。她說的最多的是“我特別欣賞你的勇敢”“我特別感謝你的分享”。

樊富珉要讓她的課放下所謂的“高高在上的、權威的角色”“給學生一個安全的氛圍說話”“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要，而以前是不關注這個東西的”。

很多學生都記得在樊富珉課上被觸動的瞬間。有旁聽的同學感慨，“就算只是您萬千學生中的一個過客，我也會感謝您記得我，想起您贊揚的點頭微笑，和在人群中緊緊摟住我的肩說‘我好喜歡你呦，想當年我大二的時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有學生存著1995年時樊富珉在上海講課的磁帶，即使沒有了錄音機，那30盤磁帶還留著。

有老師向樊富珉抱怨“學生上課要點名才回答問題”，她說“我的課從來不要點名”。她記得幾乎所有學生的名字，有時候做團體輔導，一個團體里有時有六七十人，“兩三天的課程下來幾乎都記得”。她說是“硬記”，“腦子里一遍遍默念。”

二十多年前，她在全國高校第一次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發展》課，教材也是自己編寫，如今這門課已經成為清華大學本科精品課，也是教育部首批網絡視頻公開課。

隨著年紀的增長，這幾年樊富珉越發感到一種時間“緊迫感”。

她開的課越來越多，65歲的她今年在清華開了13門課。即使上了20年的課，她的多位助教說，“樊老師永遠講最新的東西”、“到最后一刻都在改PPT”。

她剛剛卸任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的倫理組組長，她這第一任做了10年。“中國有100多萬人拿著二級三級咨詢師證，真正在做心理咨詢的也就兩三萬人”，她和北大錢銘怡教授等同行一起建立了注冊審核制，推動心理健康服務行業的規范。

她去做很多培訓。她給廣西19所監獄的警察咨詢師做培訓，“罪犯再錯，也還可以找到優點”，“只是指責和批評，會讓他們覺得是社會渣滓，失去改造的動力和信心。”

“聽別人說話”，在樊富珉看來，是能“讓別人產生內在力量的”。她出現在爆炸后濃煙還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還未完全通的云南魯甸和汶川，還有發生“非典”時的北京、連續發生工人跳樓的富士康公司。

她給地震中的孩子上課，“災后第一課不應該教數學、語文，而應該講‘我們發生了什么，我們該怎么面對’”。她帶著“已經沒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團體輔導，發泄情緒。也設計儀式讓失去親人的人放飛氣球，寫一封給逝者的信，與亡靈對話。她在“非典”時把辦公桌臨時改成救援熱線點，撫慰他們“害怕被傳染”的恐慌。

她總共去了39次汶川，有時候航線緊張，飛機經常凌晨兩三點起飛。在魯甸地震時，61歲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個小時。

樊富珉也給自己寫下墓志銘，“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從事著自己鐘愛的心理咨詢事業，她愛著和被愛著，來自丈夫的、女兒的和所有學生們的。”

1990年，樊富珉37歲，第一次出國。她選的專業是青年心理學，也是同批出國的10位老師里唯一選擇心理學的人。她當時帶著一個疑問，“為什么大學生會自殺？能不能幫？怎么幫？”

她至今還記得一串腳印，在一座高樓7層的平臺，雪地里一串長長的腳印通往平臺邊緣，欄桿附近的腳印密集而凌亂。一個女孩在這里結束生命。那些腳印“是選擇死還是活的內心沖突，是對未來看不到希望的無望感啊。”

正是這些腳印，讓她選擇了咨詢心理學。

實習生 袁文幻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楊凡、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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