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谷棣】編者按：東盟國家是“一帶一路”合作的“深耕區”。東盟的東部增長區(東增區)包括文萊全國、馬來西亞東部部分地區、印尼部分地區以及菲律賓南部的棉蘭老島和巴拉望島，總面積約160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7000萬。除文萊外，東盟東增區所處區域為馬、印尼、菲三國相對偏遠和不發達地區。近日，由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和中國社科院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許利平等學者組成的東盟東增區考察團，赴菲、文、馬、印尼四國，與當地政界、學界、企業界和媒體交流“一帶一路”話題，探討中國如何與這個東盟區域內最大、最年輕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區深入合作。《環球時報》記者特邀請王義桅、許利平兩位學者講述此行的見聞和感受。

同等重要的“硬對接和軟對接”

環球時報：在東南亞國家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合作中，當地老百姓有哪些獲得感？你們此行聽到哪些希望抓住“一帶一路”合作機遇的呼音？

王義桅：“一帶一路”建設從中國周邊開始，東南亞國家是“深耕區”，已取得不少早期收獲。比如，老撾從“陸鎖國”變成“陸聯國”，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動工，激活泛亞鐵路網。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口號“要致富，先修路”也日益深入當地人心。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雙園”(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建設，并未因為馬國內政局變動而受影響。一些東南亞學者也注意到，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提出“大建特建”計劃，呼應“一帶一路”倡議。此外，像越南提出的“兩廊一圈”、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都可以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加快互聯互通。

許利平：“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一些項目在東南亞穩步推進，當地老百姓也深有體會。如印尼的雅萬高鐵項目經過的地區，相關方獲得土地征用和房屋拆遷補償，有的甚至獲得很好的安置。項目涉及哈林姆機場附近的軍事用地征用問題，相關企業為當地軍人新蓋了條件遠優于其他軍事營區的樓房和生活設施。

在此行交流中，文萊婦女商務理事會執行主席告訴我們，“一帶一路”給文萊中小企業帶來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一帶一路”將為文萊經濟多元化提供新路徑。文萊以石油天然氣開采為支柱產業，但隨著油氣產量下降和價格下滑，文萊面臨產業轉型，電子商務能給文萊中小企業提供新商機。印尼外交部亞太與非洲司司長也表示，“一帶一路”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區，未來印尼和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合作的潛力巨大。

環球時報：如何才能更好地讓東南亞國家把自身經濟發展策略和“一帶一路”對接呢？

許利平：這些對接藍圖更多側重于基礎設施，產能合作、工業園等領域，對于人文交流的對接還顯得不足。總體來說，“硬對接”非常重要，“軟對接”也要克服諸多挑戰。比如，一些東南亞國家至今還沒有設立中國文化中心，這里面因素比較復雜，需要消除一些歷史分歧，更好地面向未來。

環球時報：在對外交流“一帶一路”合作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好哪些重點呢？

王義桅：“一帶一路”倡議在闡釋和實踐中，在一些國家會遇到一些“悖論”，因為講好“一帶一路”故事需要把握好多重矛盾。舉例來說，有些國家的學者對“一帶一路”存在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悖論。我在馬來西亞大學中國研究所介紹“一帶一路”時，用了蒙內鐵路、亞吉鐵路的例子，有當地學者就說：“我們是‘亞洲四小虎’，不是非洲!”可是當討論馬來西亞新政府想叫停東海岸鐵路項目時，他們又表示“希望得到非洲國家那樣的優惠條件”。

消除“中國硬件、西方軟件”悖論

環球時報：東南亞國家對“一帶一路”還存在哪些認識上的誤區？對這些疑惑和誤解，我們下一步該怎么做？

許利平：在調研中，我們聽到當地一些人的誤解或疑惑，如“一帶一路”涉及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會不會單方面有益于中國、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會不會增加當地財務負擔等。對此，我們盡量用鮮活的案例和平等視角來化解對方的誤解和疑惑。如告訴他們“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從過去的“One Belt One Road”到現在的“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就充分表明“一帶一路”是個倡議，核心是“共建”，對方同意則可“共建”，對方不同意則可以不“共建”。從“一帶一路”5年的實踐來看，中國從來沒有強迫對方參加“一帶一路”項目，而是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穩步推進。針對“‘一帶一路’單方面有益于中國”的擔心，我們的解釋是：“一帶一路”項目的推進堅持“市場化”原則，不存在你輸我贏的局面，否則項目將不可持續。

王義桅：舉例來說，文萊是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有自己的特點，如“小國寡民”(國家性)、“小富即安”(社會性)、“小心謹慎”(國民性)，因此，我們在與文萊進行“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時不僅要按照國際規則、符合對方需求，還要尊重當地的宗教文化習慣。

環球時報：受歷史影響，東南亞國家和歐美、日本、印度有很深的政治、軍事和經濟聯系，在處理對外關系時會“搞平衡”。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會受到域外因素干擾嗎？

許利平：不可否認，歐美、日本和印度對東南亞影響較深，它們的一些大企業在當地也構筑了強大的利益鏈條。在這種大背景下，推進“一帶一路”大項目建設和落地很難避免域外大國的影響，如雅萬高鐵、中泰鐵路等項目的推進也曾一波三折，背后都有域外大國的干擾。

王義桅：舉例來說，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硬件”是東方的，或受到中國影響的，但“軟件”是西方的。我一到馬尼拉機場，就看到韓國LG和三星以及中國華為的產品廣告，行李傳送帶上也有中文廣告，但中國和韓國對當地的影響更多還是限于商業。從機場出來，一路上看到的是天主教堂，這是西班牙殖民時期留下的印記。二戰后菲律賓又淪為美國殖民地，按照一些菲律賓人的說法，美國殖民政權1946年7月4日授予菲律賓名義上的獨立，并將政權轉移到被灌輸了美國思想的政治家和官僚手中。7月4日也成了“美菲友誼日”。據說美國駐菲使館的規模不小，算得上美國在全球的一個大館。可以說，有的東南亞國家經濟基礎還是發展中國家，但上層建筑往往是發達國家那一套。“一帶一路”合作就是要消除“中國硬件、西方軟件”這樣的悖論，比如從文化的角度，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可以一起建博物館，一起修訂歷史教材。

我在印尼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演講后有個問答環節，有印尼人士說“聽了中國學者的介紹，消除了很多誤解”，并表示“印尼高度重視中國，兩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還有的表示“兩國人文交流機制正活躍起來，聯合海底考古等可以塑造共同歷史記憶”。還有的很坦率地說：“印尼對‘一帶一路’建設秉承的‘共商’原則沒有異議;但提到‘共建’有些擔心，因為印尼希望不只是與中國共建，還要與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共建;對‘共享’有保留，但實際上，印尼更擔心成為美國盟友體系中那樣的‘代碼共享’，損害國家主權和安全。”

環球時報：美國一些輿論最近在提到“一帶一路”時，總會不負責任地夾雜著所謂“環境破壞論”“經濟掠奪論”“地緣擴張論”等說法。在東南亞國家，類似的說法有市場嗎？

王義桅：據了解，一些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在東南亞十分活躍，西方有關對“一帶一路”的質疑也會影響到東南亞國家。加上有的東南亞國家對過去“中國輸出革命”的記憶仍比較深，對當地華僑華人發揮的作用也比較敏感。

許利平：東南亞國家與西方國家關系親疏不同，對某些西方國家妖魔化“一帶一路”論調傳播廣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像文萊這樣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主流媒體很少見到妖魔化“一帶一路”的論調，而對媒體較為開放又與西方較為親近的國家，有時能見到類似言論。不過，總體來說，即使在傳播廣度和深度較強的國家，這些妖魔化論調也只是配合國內一些政治熱點進行炒作，影響有限。

“老馬識途!中國要有自信”

環球時報：馬來西亞今年大選后，新政府做出一些政策調整，你們怎么看有關“馬新政府重新審核上一任政府簽訂的大項目”的說法和做法？

王義桅：每當一些國家政局變動，就有人盼著“一帶一路”項目躺著中槍，但要知道，我們的合作項目不怕重新審核，審核了更有利于項目行穩致遠!對中馬“一帶一路”合作，我想說：“老馬識途!中國一定要有自信。”馬來西亞新政府的一些表態并非“沖著”中國來。實際上，馬來西亞離不開中國，馬來西亞歡迎與中國合作。正是怕產生誤會，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近期就要來中國訪問。

許利平：中馬大項目的重新審核，主要是馬來西亞國內政治使然，與中馬關系沒有必然聯系。最近馬來西亞新政府內閣顧問和部長相繼訪問中國，這充分表明，中馬合作的大方向不可逆轉。對馬來西亞新政府來說，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建設一些輕資產的項目是未來的趨勢，這與“一帶一路”項目推進并不矛盾。未來中馬在“一帶一路”項目上可能更多發揮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積極性，使得中馬“一帶一路”合作更具可持續性。

環球時報：你們這次主要考察的東盟東增區有哪些明顯的特點？

許利平：東盟東增區具有四大優勢：一是傳統和文化高度相似性，主要為馬來人，講馬來語;二是自然資源十分豐富，該地區還被稱為“東盟的菜籃子”，也有很好的旅游資源;三是發展動力足;四是機制逐漸完備，東盟東增區合作機制建立于1994年，至今形成了首腦會議、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和工作組會議四大機制，并成立了促進中心。

當然，東盟東增區過去有四大劣勢：基礎設施匱乏、缺少發展資金、缺乏適應當地的實用技術以及恐怖主義威脅。通過“一帶一路”合作，東盟東增區可以在石化項目建設、港口合作建設、旅游合作、工程承包等方面獲得“紅利”。

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等東盟國家位于中南半島上，與中國山水相連，對“一帶一路”中的互聯互通感受更深。這幾個國家都屬于瀾湄合作機制的成員國，3年的瀾湄合作機制啟動，更加推動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東盟東增區四國，與中國隔海相望，相對中國較為遙遠。雖然這個地區大都屬于欠發達地區，對“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切實好處還缺乏全面了解，與中國有效的合作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但該地區發展動力強勁，對“一帶一路”合作的期待也會逐漸增加。

王義桅：這里面也有“內與外”的悖論。我們這次東南亞之行，多次聽到當地朋友這樣問：“一帶一路對我們有什么好處？”我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合作的深入，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會關注：“我們能為‘一帶一路’貢獻什么？”作為學者，我們也在思考如何讓“絲路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這需要我們很好地摸索和總結。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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