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要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根據就業形勢變化調整政策力度，減負、穩崗、擴就業并舉”。3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就應對疫情沖擊，加快恢復和穩定就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疫情壓力下，如何讓貧困地區勞動力盡可能找到工作？如何為874萬名應屆高校畢業生求職提供更多機會？《智庫》周刊本期聚焦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及貧困人口中的勞動者等重點群體，聆聽他們的心聲期待，并請專家分析形勢、提出對策建議。

　　【熱點關注】

　　作者：鄭功成（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著力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許多企業不能正常復工復產，今年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首次突破6%，達到6.2%的峰值，較2019年同期上升0.9個百分點，而這還不包括今年春節前返鄉并被隔離在家的農民工大軍。當前，境外輸入風險明顯升高，疫情對經濟與就業的沖擊效應并未從根本上消除；一批外資或合資企業相繼縮減用工，新訂單的不確定性仍在增加。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874萬人的歷史新高，貧困地區迫切需要擴大農民工外出就業，以更好鞏固和擴大脫貧攻堅成果。所有這些，都加劇了今年就業的嚴峻形勢。對此，必須把就業優先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促進就業的政策組合拳。

　　 從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同時發力。截至目前，全國處于供給端的企業復工率雖達80%以上，但產能利用率還低于80%，少數企業甚至低于50%；需求端的消費自疫情發生后受到嚴重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以上，進而對供給端復工復產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必須從供給與需求兩端同時發力，這是維持就業穩定基本面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千方百計促使企業加快復工復產，特別要重點扶助中小微企業和餐飲店鋪業。中小微企業量大、面廣、容納勞動力多，如果復工復產不足，不僅難以實現穩就業的宏觀政策目標，還會直接影響到大企業乃至整個產業鏈的恢復性增長。要切實落實中央已制定的減免稅費與金融優惠政策，并出臺新政策支持其組成臨時聯盟、協同推進復工復產。對于餐飲等受影響嚴重的行業，亟需根據疫情風險程度分區分類放開管制，將線上線下消費有機結合起來，讓安全區域、健康人群率先正常消費，讓低風險區域提前作好復工復產準備。另一方面，須將推動消費提到同等重要的優先位置。因為消費處在需求端，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生產、流通與經營，進而影響就業。過去兩個多月來，居民消費因隔離而受到直接抑制，現在必須多管齊下、重建消費信心，通過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全方位暢通消費者預約消費、鼓勵旅行社等及時拓展境內旅游路線、適當調整或錯開節假日，以及根據消費需求有效對接供給端等措施，盡快實現恢復性消費和消費增長。

　　同時發揮好市場與政府兩種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的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向選擇的市場化就業，其優越性已得到充分證明。此次疫情期間還出現了租賃員工、共享員工等新的市場化用工形式，再次證明了市場化就業的活力。但在疫情沖擊及隔離措施造成的連帶影響下，只有市場化就業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好就業問題的，還必須有針對性地適當強化就業領域的計劃調控手段，以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為此，各級就業主管部門應當強化就業信息收集并通過公共就業服務網絡促進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將個別地區點對點組織勞動者就業的做法擴展到更大范圍，由就業部門主導區域之間有組織、成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將貧困地區的勞動力輸出納入對口援助范疇并建立任務清單，以助力脫貧攻堅順利收官；擴大國有單位招收工作人員規模，進一步挖掘公共就業領域潛力，通過必要的人員配置與儲備，盡快補齊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基層治理短板。

　　為新的就業途徑與用工形式創造良好政策環境。當前，各級主管部門出臺了不少穩就業的政策，各地也為此積極行動。但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就業領域與就業方式，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因為傳統領域就業基本處于飽和狀態，而快速發展的中國卻不乏新的就業空間。因此，穩就業不能只打原有陣地的固守戰，還必須開辟新的就業領域與就業方式，并及時將其納入就業優先戰略，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一是助力與互聯網相關的各種新業態快速發展。除已形成產業規模的電商、網店等外，這次疫情為在線教育、在線閱讀、在線醫療服務、在線咨詢、在線娛樂等新業態的生長提供了契機。可以肯定，將有更多勞動者參與其中，需要國家完善包括社會保險在內的相關政策，并統一納入職業培訓與提升規劃。二是全面促進各種生活服務業加快發展。以往，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更受重視，致使養老、育幼、家政、健康服務等成為民生短板。生活服務業不僅是保障與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也是經濟增長和容納巨量勞動者就業的領域，應當將其列為促進就業的重點領域并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加以推進。三是重視并大力發展各種社會組織。現代社會通常由公共部門、營利部門（企業等經濟組織）與非營利部門組成，社會組織是非營利部門的基本載體，是可以釋放大量就業崗位的領域，但尚未進入國家促進就業政策體系。此次抗疫實踐表明，我國需要大量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社會服務。因此，應當將發展社會組織作為促就業的新增長點，并制定專項政策著力推進。四是為新的用工形式提供制度保障。此次疫情期間，餐飲行業遭受重創，許多餐飲企業的員工因停業而處于賦閑狀態，而電商卻因居民居家隔離需求激增而人手緊缺，于是出現了餐飲店員工被生鮮電商企業短期租借上班但勞動關系不變的新式用工現象，這種創新型用工形式是一種有效的應急反應，但也存在著與現行法律法規政策難以調適的地方，需要及時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或出臺新的政策，以妥善處理好租賃員工、共享員工的工作地點、勞動時間與勞動關系等問題，避免產生勞動關系沖突。類似的創新用工形式還會出現，應當納入現行就業政策中加以規范，為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對重點人群精準施策。疫情帶來的嚴峻就業壓力，主要集中在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及貧困人口中的勞動者身上。一是高校畢業生。除了落實好中央已明確的研究生擴招、國有企事業單位擴招、應征入伍擴招、擴大就業見習規模、提供社區崗位、鼓勵基層就業等政策外，還可以建立高校畢業生促進就業專項基金，專門支持到西部地區和落后地區工作的畢業生；進一步擴大職業學校招生規模或技能培訓規模，以滿足一部分畢業生的需要；鼓勵有項目支撐的研究者自主招收博士后，以促使一部分博士生繼續從事學習與研究工作；進一步擴大對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的支持力度；允許應屆畢業生適當推遲畢業時間和求職時間。二是農民工。在盡快清除交通障礙、消除地域歧視、加快推進復工復產的同時，還要把支持返鄉創業與新農村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便讓農民工有更多選擇機會，在穩定其就業局面的同時促使就業質量提升。三是貧困人口中的勞動者。截至3月上旬，還有40%以上的農村貧困勞動者未能外出務工，因此，須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應全面提升貧困地區貧困家庭中勞動力的組織化程度，擴大以工代賑規模，盡可能安置更多貧困勞動力參與本地或外地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并將其落實到地區對口支援中，由對口支援省市提供部分就業崗位。對城鎮困難家庭中的就業困難人員，關鍵是要繼續加大幫扶力度，同時運用好公益性崗位兜底幫扶政策，確保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

　　進一步發揮失業保險促進就業的積極功能。失業保險是與就業關聯最為緊密的社會保障制度，預防失業、促進就業是與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并重的基本功能。這次疫情中，失業保險不僅對原來享受失業保險金待遇的對象在隔離期間繼續發放，更首次采取了反經濟周期操作，以穩崗返還失業保險費的做法助力復工復產。截至3月18日，各地人社部門加速落實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已向128萬戶企業發放186億元，惠及職工4230萬人。其中，浙江寧波市突出“四精”服務，企業“零申報、零跑腿”，穩崗返還發放“簡、準、快”，已向8.6萬戶企業發放12.1億元，惠及職工137.9萬人；四川成都市通過大數據篩選、點對點告知，及時紓解企業資金壓力，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已向8666戶企業返還7.2億元，穩定崗位133萬個。在此基礎上，還應進一步擴大其促進就業的功能，比如，擴大穩崗返還失業保險費政策的實施范圍；擴大職業學校招生與技能培訓的名額；與其他相關資源有機聯動，對重點人群進行重點維護；對湖北省等疫情嚴重地區給予專項支持等。事實上，我國的失業保險財務狀態良好，如果能夠建立失業保險反經濟周期操作的制度，將會使這一制度促進就業的積極功能得到全面發揮。

　　總之，盡管今年就業形勢嚴峻，但支撐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面并沒有因疫情而發生改變。只要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并打好促進就業的政策組合拳，我們完全有信心戰勝疫情給就業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30日 16版）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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