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是華僑史上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活動于一身的典范，毛澤東曾熱情地稱譽其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訪問延安，是他一生中尤為壯麗的一頁。

執意親往延安

1937年7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廣大愛國華僑的精神為之振奮。次年，南洋800萬華僑的抗日救國統一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陳嘉庚任主席，積極以財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國抗戰。1939年冬，蔣介石在天水行營發布了關于陜甘寧邊區國共摩擦情況的報告，引起海外愛國華僑的不安。在這種情況下，陳嘉庚決定組織并親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考察。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一行五十余人抵達重慶。

陳嘉庚一下飛機，即向前來迎接的重慶各界人士及新聞記者闡明此行回國的目的：一是向抗戰軍民致敬慰之意；一是考察戰時國內狀況，帶回南洋向華僑報告，使千萬僑胞增加愛國熱心，以外匯財力資助祖國抗戰。至于慰勞行程，他鄭重表示：“第八路軍所在地延安，如能達到，余亦擬親往視察，以明真相，庶不負僑胞之委托。”

陳嘉庚的講話使國民黨當局十分不安，千方百計阻撓他的延安之行。百聞不如一見，陳嘉庚執意親往延安。由于陳嘉庚的堅持，在共產黨駐渝代表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的安排下，經毛澤東主席正式邀請，陳嘉庚的延安之行終得實現。

悉心考察實情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陳嘉庚在延安度過了他畢生難忘的9天。此間，他不顧67歲高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悉心進行考察研究，拜會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并與財政、公安、司法各界負責人進行多次深入交談，參觀女子大學、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場及安塞鐵工廠、印刷廠，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及歸僑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和歡送會。通過這些活動與接觸，他眼界大開，展現在他面前的原來是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神奇世界。

6月1日下午，陳嘉庚去楊家嶺赴毛澤東之約。陳嘉庚對共產黨進行反摩擦斗爭不理解，他認為在國共兩黨關系問題上，共產黨應多做讓步，要以團結求團結。毛澤東耐心地向他解釋：因為國民黨中的頑固派企圖消滅我們，掃除共產黨這個障礙，以便毫無顧忌地投降日本，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只有對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的進攻給以適當的還擊，才能使他們承認進步勢力及各抗日黨派和團體的地位，不敢輕易同日本妥協，不敢輕易發動全面內戰。我們的政策是以斗爭求團結，若以團結求團結，不但團結搞不成，進步勢力還會橫遭摧殘，統一戰線也將破裂，全國將重新陷入內戰之中。因此，我們的總方針是團結，但是只有在進步基礎上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次日午飯時，朱德向他介紹了八路軍英勇作戰及國民黨頑固派包圍陜甘寧邊區、制造兩黨摩擦的情況。此后，毛澤東又和陳嘉庚進行了多次交談。4日下午，他們在考察團住處延安交際處一直談到晚上10點。

陳嘉庚在重慶時，常聽說陜北延安等地，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即被剝榨凈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和重重封鎖，使他對這些說法將信將疑。有天午飯后，陳嘉庚到延安新市場散步，看到路兩邊有許多商店。人們告訴他，這些店大多是私人開的，陳不相信。后來他問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資本？要抽多少稅？”南漢宸回答說：“資本有多有少。多的10萬、20萬，少的數十元、上百元。我們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邊區做生意，對他們辦的商店抽稅很輕很少。”陳又問：“對農民怎樣抽稅呢？”南答：“這要根據收成好壞來定。每季收入超過400斤的每百斤抽幾斤交稅，不到400斤的就免交。”這樣，陳嘉庚才逐漸改變了原來認為共產黨“有產必共”的看法。

陳嘉庚很喜歡和學生交談，對華僑或閩南籍學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們談到邊區實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選舉村長、鄉長和縣長，陳嘉庚提出疑問：“老百姓不識字的多，不會寫自己想選的人的名字，怎么選舉呢？”同學們告訴他：“開選舉大會時，候選人都背對群眾坐在一張長桌子后面，每個人身后放一個碗，候選人看不見老百姓選了誰。監選人按應選出的名額給每個選民發幾粒豆子，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誰碗里的豆子多誰就當選了。這就是無記名投票。”陳嘉庚聽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風趣地稱之為“豆子選舉”，認為它體現了共產黨辦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風。

廣泛宣傳紅區

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生活發生根本轉折的契機，也是他生命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對共產黨不甚了解。然而，他為人正直，尊重事實，勇于接受真理，僅9天的延安之行，“實為別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認識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共產黨由懷疑轉為同情和信任。

陳嘉庚對延安和中國共產黨得出以下結論：一、沒有苛捐雜稅，不像國統區那樣捐稅多如牛毛；二、領導人廉潔，他們的工資標準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三、沒有乞丐、妓女和失業的人，人民生活過得去，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民不聊生；四、領導人與人民群眾平等相處，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等級森嚴；五、社會治安好；六、男女關系嚴肅；七、樸素成風；八、民主風氣好，縣長是民選的。正如后來他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所寫的那樣：“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懷著“喜慰莫可言喻，如撥云霧而見青天”的心情，陳嘉庚離延之后熱情地向國內外宣傳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宣傳陜甘寧邊區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救國的誠懇態度和英明政策。“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傳一路。一個無黨派愛國老人的公道話，使在國民黨嚴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極大鼓舞。蔣介石惱羞成怒，于1942年免去他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的職務，特務分子不斷襲擾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島隱姓埋名達10年之久。正是這種始終不渝的愛國精神，使他終于走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道路。

1949年，陳嘉庚回到“夢寐神弛”的祖國，并應毛澤東之邀，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的生命之光變得更加壯麗輝煌。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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