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席卷全美，且經久不息，這場運動的焦點已經不再限于“黑人遭警察虐殺”，而是開始擴展到警察暴力、種族歧視、社會不公等一些長久存在的社會問題，引發美國社會各界對文化和歷史的反思，更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充滿種族主義的言辭和應對，使這場運動擁有了更加具象的反對目標，展現了更大的動員能力和深刻性；這是大選年美國左右派力量的一場對決，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對特朗普的一場公投。

CNN資深記者約翰·布萊克（John Blake）曾多次報道黑人抗議示威活動，包括1992年的洛杉磯大暴動，他結合近三十年報道種族歧視、黑人民權運動的經驗，認為這次的運動有三點不同：白人的覺醒；有明確的斗爭對象；警察的文化在發生變化。

以下是布萊克文章的編譯：

站在我面前的這位人權活動人士抑制不住興奮。唐納德·貝克說：“力量的平衡已經從警察轉移到了平民。”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美國將發生變化。”

貝克28年前也說過同樣的話。1992年，我站在洛杉磯騷亂的灰燼中，當時我是一名新人記者，負責報道羅德尼·金暴動。

但是同樣的新聞繼續重復，警察毆打黑人的事件和錄像不斷出現。2014年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Ferguson）事件，2015年在巴爾的摩等等——在所有的抗議活動后，都有相同的變革呼聲和一樣的說法：這次將有所不同。

我見過這類劇本的結局。我還報道過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暴動，那場暴動是在我長大的西巴爾的摩附近發生的。我看到的都是同一個模式：激動的抗議者，發誓要改革警察體系，然后……就沒下文了。

但是在喬治·弗洛伊德抗議示威活動之后，我發現自己充滿了謹慎的樂觀情緒，即使我仍擔心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這些可怕的（黑人被施暴）視頻再次出現。我認為這次的事情確實不同，有三個主要原因。

白人現在明白了

我的樂觀始于痛苦的回憶——一位年輕黑人的最令人心碎的表白。

在羅德尼·金暴動前不久，我在洛杉磯一個幫派橫行的社區采訪了一個黑人家庭。他們過得像老鼠一樣，家里的所有物品——家具和床墊，都盡可能靠近地板，因為黑幫火拼的子彈經常打到房間里，他們需要壓低身子行走，墻上滿是槍眼。

這家17歲的一個年輕人說，他的許多朋友都被殺了，他無法想象自己能活到中年。他告訴我：“我就想在死前生一個孩子。”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題標簽之前，它是一個問號。我在中南部見過很多黑人和棕色人種，他們想知道白人是否在意他們遭受了多少痛苦。他們生活在永久的火拼中，對幫派和洛杉磯警察局感到恐懼。

我在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新聞工作就是報道“瘸子與鮮血”等幫派。聽起來可能很令人興奮，但我很痛苦，有時還很恐懼。我記憶最深的是那些黑人社區的孤立，黑人認為自己被白人放逐到貧窮、危險的街區，而白人卻無視他們有多少人被謀殺。

但是，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議活動帶來了我從未見過的劇變。

從來沒有這么多黑人朋友和親戚給我打電話，說的都是相同的話：你看到了嗎，所有人（抗議者）都是白人？

但是，那些只看到白人抗議者驚人數量的人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白人不僅沖到一線，而且表現出了團結一致。

在這些集會上，我們看到了伯克利大學的激進分子。抗議活動已經蔓延到了以白人為主的小城鎮，甚至是得克薩斯州的維多市（Vidor）這樣的地方，此地曾是三K黨在得州的據點，被《得克薩斯周刊》評為該州“最充滿仇恨的小鎮”。根據ABC新聞/ Ipsos的一項民意調查，超過70％的美國人將弗洛伊德之死視為更廣泛的種族問題的一部分。

我從未見過那么多白人對種族主義憤怒，就像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一樣多。在“羅德尼·金暴動”時期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中南部交流過的很多黑人都認為，很多美國白人將他們視為動物，覺得白人把幫派和警察當故事看。我的一位朋友稱其為“黑幫時尚”。但是，大多數白人似乎對導致一些黑人的生活如此悲慘的種族主義并不感興趣。

現在，他們感興趣了。當布什總統發表聲明問：“我們如何結束美國社會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情況發生了變化。

著名白人福音派牧師安迪·斯坦利最近在一次講道中說的話被越來越多白人重復：成為一個“非種族主義者”已經不夠了，必須要成為“反種族主義者”。

一位教授告訴我，弗洛伊德被虐殺的視頻是美國白人的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時刻。（米特·蒂爾案引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興起）“也許對黑人的暴力的臨界點終于打破了，最終使許多美國人擺脫了美國哪兒都偉大的幻想。”

我的一位朋友說得最到位。有天晚上，看過白人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的對峙后，他打電話和我說：“白人現在明白了。”

弗洛伊德抗議者面對完美的“反派”

我的樂觀也基于與一個年輕黑人的另一次相遇，五年前在巴爾的摩。我去報道格雷事件引發的騷亂，格雷是一名黑人，在警察拘留期間死亡。騷亂的震中就是我長大的街區。國民警衛隊手持突擊步槍在我小時候和朋友一起玩的房子外面巡邏。

我發現一個梳著辮子的少年倚著公交站牌。我走近時他皺了皺眉。他叫馬利克（Malik），他告訴我，他對巴爾的摩市市長稱年輕的抗議者為“暴徒”感到生氣。他認為該市的領導人都不關心像他這樣的年輕黑人。當時15歲的馬利克（Malik）對我說：“他們談論‘我們的未來’，但是卻殺死了我們。”

馬利克對黑人生氣，而不是白人。他譴責的城市領導人都是黑人。

每個抗議運動都需要有發泄憤怒的焦點。民權運動的對手是一個種族主義者——阿拉巴馬州的“公牛”康納；#MeToo運動針對電影大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是格雷事件的抗議活動并沒有真正的對手盤，我認為這對他們不利。

當人們終于看到因格雷之死而被捕的六名警官的照片時，我在巴爾的摩舊城區感受到了人們明顯的失望，六名警察一半是黑人。該市的警察局長和市長都是黑人。當巴爾的摩由黑人領導人控制時，抗議者是如何聲稱格雷是種族主義警察和政客的受害者的？

先前抗議活動針對的警官像幻像一樣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許多人都忘記了他們的名字。

不過，弗洛伊德的抗議者可能擁有一個完美的“反派”——特朗普。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他對抗議者起到了動員作用。

許多人被他的推特激怒，他說：“搶劫開始，槍聲響起。”抗議者被催淚彈和胡椒子彈驅逐，以便特朗普走出白宮在教堂面前擺拍，這舉動反而帶來了更多的抗議者，華盛頓市市長鮑澤說。

俄亥俄州凱斯西方儲備大學的法學教授布萊恩·亞當森（Bryan Adamson）對我說：“作為領導者，他在這一刻完全無能且笨拙。”“他設法煽動了種族主義的火焰。”

警察的文化將不同

1992年洛杉磯的另一個記憶告訴我，這次可能有所不同。

當時，我遇到了美國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長之一，在羅德尼·金騷亂期間擔任洛杉磯警察局局長的達里爾·蓋茨（Daryl Gates），傳播了警察軍事化的文化。蓋茨曾經告訴美國參議院的委員會，吸毒者“ 應該被帶走槍斃”。他說，更多黑人死于警察的“鎖喉”，因為他們的動脈與“正常人”不同。

蓋茨在1992年被迫辭職。直到這次，我才見過有這么多的警察公開地破壞固有的軍事文化。很多警察與抗議者共同下跪并參與游行。休斯敦警察局局長阿瑟維多（Art Acevedo）要求警察在弗洛伊德回城埋葬時進行護送。

弗洛伊德被虐殺的視頻可能會導致警察文化的實質變化。明尼阿波利斯的四名警察已經被指控，其他地區的警方也對被指控行為不檢的警察采取了行動。

政治家正在介入。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承諾解散該市的警察部門。國會民主黨人發布了一攬子的警務改革方案，共和黨人和白宮也在討論改革。

此前，包括羅德尼·金（Rodney King），弗格森（Ferguson）和格雷（Freddie Gray）事件之后，都曾嘗試過類似的改革，但是現在這場運動對改革有了更大的推動力。

[責任編輯：楊凡、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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