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經歷了惡性傷醫事件的陶勇重新回到北京朝陽醫院。回想復診的第一天，陶勇形容自己像“大姑娘上花轎”，緊張又期待。時至今日，受傷的左手依然沒有知覺，“像握了半年的冰塊”，但他仍說“做醫生有用錢買不來的快樂”。

回歸與期盼“有很多人在等著我”

5月13日，出院剛滿一個月，陶勇回到北京朝陽醫院，重啟門診工作。

回來后，他發現醫院增設了出入口分流和安檢，很多不知名的朋友寄來鮮花，看病的患者帶來水果，“特別溫暖，人也逐漸放松下來”。

很多為了治療等了陶勇大半年的患者，再見到他時很激動。有位認識了十年的患者父親，再見到陶勇，看到他手上的傷，哭得很傷心。他說，這輩子就哭過兩次，一次為了兒子的病，一次是為了陶勇。

受傷期間，一名延安患者的母親一直給陶勇寫信。她的二女兒一直在陶勇這里治療，病情控制得很好。但因為受傷，原本給這個女兒做手術的計劃突然被打亂，患者眼睛每況愈下。雖然家里經濟狀況不好，但他們還是不想放棄任何一線治療的希望，堅持為女兒治病。患者的等待和期盼，更讓他覺得應該早點回到門診中。

陶勇接收的患者大多都是疑難雜癥，很多都是之前在各地做過化驗、檢查，試驗性治療了很長時間，但還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每個病人都有一疊厚厚的病例化驗單，常常需要耗費大量腦力。“每次接診看病的過程，神經都是高度緊張，不亞于高考。”

傷醫事件之后，現在的他會主動做一些預防性措施，比如：讓本院護工跟隨、做好安全防范，把診桌朝向門口、保持正面面對患者，警惕性提高了很多。“但當我坐在診室，開始醫療工作，跟患者交流的時候，我其實反而會覺得更加放松。”

看似矛盾卻又統一。這次傷醫事件中，前后有5個人見義勇為、替陶勇擋刀。這里面有本院醫生，有路過的快遞員，也包括志愿者。受傷治療期間，滿樓道的鮮花，慰問的視頻、音頻，從四面八方涌來。“原來，人真的可以對一個并不認識的人發出心底真誠的祝福和善意。這些更讓我覺得患者就像親人一樣。”

站起來“我來人世間這一趟，值得”

2020年1月20日發生的惡性傷醫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二百多天，陶勇說，現在一個人或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會回想起那個可怕的場景。在近3個月的住院治療期間，他自稱“經歷了人生當中最黑暗、最沮喪的時刻”。

“但人總要往前看，要自己成全自己。”就像爬山一樣，可能不小心被一塊石頭絆倒了，但總是要站起來，繼續往前走。

家人的堅強和鼓勵是讓他更加樂觀、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妻子承擔了家庭所有的工作，照顧老人和孩子，讓他專心養病。受傷后，父親見到他的第一面，說起自己曾經上山砍柴，不小心用鐮刀把腿給砍傷了，周圍沒有能幫助他的人，只能忍著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家。“父親說這些是想告訴我，很多人可能遭受的苦難比我更大。我沒有理由怨天尤人。”

患者的關心、慰問也是暖心的支撐。在得知他受傷后，曾經的病人和家屬也都在第一時間給他發來了微信，甚至有病人家屬要將自己的手捐給他，這所有的善意都讓他心懷感激。“那時候我覺得，我來人世間這一趟，值得。”

他以一種溫和的姿態，推開了之前的不解、怨恨和病痛。“鬼門關里走了一圈，老天爺給我留了一條命，就是為了讓我有給大家繼續服務的機會。”

養傷期間，他通過做直播、做科普、交流學術，把自己的時間填滿。工作的繁忙可以暫時讓人忘掉痛苦的事情，“通過這些事情能讓我感覺到自己仍然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雖然我的手不能像以前一樣做手術，但我的大腦還在，還可以用我的知識和經驗幫助到別人”。有價值、有被需要感也是支撐他走過黑暗時光的動力。

新開始治病救人不止在手術臺上

半年多的康復治療，陶勇形容“像是握了半年的冰塊”。左手的傷口，最多的一處縫了四十多針，“尺神經”斷了兩下。一直到現在，他的左手仍然不能自主活動，連系扣子、擰毛巾、打字等這些原本平常的活動，對現在的他來說都成了很難完成的動作。因為沒有恢復觸覺，只是吃完一碗餛飩，左手就燙出來兩個大泡。

他的這雙手曾經完成過15000多例眼科手術，最多的時候一天做86例，如今，他卻要重新開始一段新的生活。

恢復出診后，每周三的下午是陶勇固定為患者看病的時間。其余時間，他也在臨床診治之外，用其他方式為患者守護一片光明。

陶勇說未來想做好兩件事：科研和科普。“不再像原來那樣單純地自己看更多的病人、做更多的手術，而是更多地從事醫學的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研發，以及醫療知識的科普，一定程度上其實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上醫治未病”，科學知識的普及，尤其是醫學科學知識的普及，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發展，讓很多患者受益。減少疾病的發生，預防疾病，他認為是更重要的，“換一種方式吧，其實治病救人不一定是一直在手術臺上”。

科普是陶勇一直在做的事。他曾參加過北京市科普比賽并獲得一等獎，每年會定期去社區進行科學知識普及。

和過去相比，現在他開始更多運用新媒體手段，比如參與科普直播，最多的時候，一天三場。“現在通過直播，可以同時對很多網友進行科學知識的普及，受益面更廣。”

“我認為我沒有從這個崗位上脫離。我還在治療醫學的路上繼續前行。同時，我也更愿意去鼓勵其他剛剛加入醫學隊伍，或者是這個領域里的醫學青年工作者，我想告訴他們，其實這個領域里有很多其他用錢買不來的快樂。”

從醫是修行有消耗也有補給

“當醫生很有價值感，當你解開紗布，看到原來失明的人可以復明，看到原來不能工作學習的人重新獲得生活希望，這些很有價值感的事情都是我從醫的不懈動力之一。”

學醫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七歲時，陶勇曾目睹醫生用細針從母親的眼睛里挑出一顆一顆白色的結石，讓飽受沙眼之苦的母親緩解了疼痛。這讓陶勇感到醫生的工作很有價值，那時他就有了要當一名眼科醫生的想法。

從醫20多年，不是沒有過動搖甚至想放棄的時刻，“值夜班很辛苦，傳染病很危險，包括生活上的壓力，或多或少都曾動搖過學醫的信念”。在陶勇看來，選擇學醫，更多的是應該把醫學當作修行的一條路，能堅持下來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補給”。

陶勇接診過太多困難的病人：眼部惡性腫瘤的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眼部真菌感染的人、煤礦瓦斯爆炸造成眼外傷的工人、艾滋病人、結核病人……他覺得跟這些人比起來，自己的遭遇也沒有那么慘。

有一位認識了十年的患者父親，為了給兒子治病，父子倆在北京住過地下通道，扛過包，當過保安，賣過報紙。但是他們還是很樂觀，還保持著對這個社會的感恩的心。

“所以，這一路上，很多患者的故事，很多你讀過的醫學前輩的故事，很多你曾經救治過的患者，他們摘下紗布的那一刻的那些故事，會匯聚成點點滴滴，就像路邊的燈一樣指引著你，不停地往前走下去。”（記者 高士佳 楊兆荃 陳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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