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占據重要地位，城市治理也因此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探索并形成了豐富且寶貴的城市治理實踐經驗，為建設適應國情、符合時代的城市治理道路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學界已經發現，西方語境中的城市治理難以適應中國國情，中國城市治理的目標、方法必定要有所不同。要解析這種不同，就要追溯中國共產黨構想、探索并實踐城市治理的起點，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工業化為核心、整合城市社會的城市治理構想。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引入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城市發展規律的論述，并根據這些論述，對中國城市進行了分析，發現不合理的城鄉關系對于城市和鄉村發展皆無益處，而這種城鄉關系從根本上源于帝國主義借由城市實現的侵略。打破這種現象的關鍵在于推動城市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解放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治理石家莊等城市的實踐為接管城市提供了經驗教訓。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治理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城市治理的構想與實踐，發展工業始終居于中心位置，這是因為在當時，只有發展工業才能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然而，當時中國實現現代化與工業化仍面臨一些阻礙，掃清阻礙需要建立直達基層的政權體系，增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與動員能力。中國共產黨為革命需要而在基層廣泛建立的政權組織符合了這一要求，為1949年后整合城市社會創造了藍本。時代要求中國共產黨承擔起締造民族國家的任務，這賦予了國家在城市治理中的突出地位，也使中國的城市治理道路從萌芽時期就具備了與西方不同的特點。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治理以“生產城市”為目標，在國家主導下發揮人民群眾的能動性，建設平等的城市空間。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將“生產城市”設定為城市治理的總目標，要求城市建設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人民群眾服務。城市治理的第一步是整合城市社會。中國共產黨結合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在城市解散或收編了原有的社會組織，建立起由國家主導的嚴密組織體系。居民被編入各個單位，由“個體人”變為“單位人”。城市社會的整合意味著國家有能力大規模調用社會資源以服務于工業化目標。發動群眾成為開展大規模社會運動、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法寶”，有效地彌補了后發現代化國家工業化進程中資源的缺乏。此外，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理想也反映在此時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治理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構建能有效改善人民生活境遇、促進平等的城市空間。從新中國成立起，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治理城市中的落后地區，通過自來水、煤氣、公共交通等服務的普及，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從這一角度講，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思路在城市治理探索的初期就已經顯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以發展工業為旨歸治理城市，相應地整合城市社會，動用社會力量完成現代化目標，成功建立起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治理中的民生、平等理想也是應對城市治理現代化中兩極分化趨勢的寶貴財富。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城市的多種功能與重要意義出發，推動建立激發城市活力、適應改革開放的城市治理制度。以1978年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為起點，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逐漸得到重視與發揮，以工業為核心功能、人為壓制城市發展以消滅城鄉差別的做法被放棄。同時，大力興修住房、改善城市環境以滿足民生需要。中國共產黨以經濟特區和部分沿海城市為試點，在土地、金融、非公有制經濟等方面嘗試激發城市活力。1984年，中國共產黨開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適時指出了城市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導作用，要求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形成以城市為依托的經濟區，調整城市政府的職能。和前三十年的城市治理相比，政企分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將城市從條塊分割、封閉式的經濟管理體制中解放出來，也意味著個人進一步從“單位人”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隨之而來的是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經濟結構的轉變。為形成以城市為依托的經濟區，中國共產黨開始以上海等地為試點開展城鎮體系規劃，從區域高度規劃、治理各個城市。以城市為依托的區域經濟競爭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經濟奇跡創造了條件。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定，經營城市、提高城市競爭力也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標，其中，城市間的競爭涉及城市財政與市政管理、產業基礎等領域，這對城市治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也激發了城市社會群體的力量，城市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建設得到全面恢復和完善。非政府組織等一系列社會組織的出現促使城市治理協調好各主體間關系。中國共產黨依據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構建和諧社會，把“三位一體”的布局擴展為包括社會建設在內的“四位一體”，同時統籌城鄉發展。改革開放新時期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轉折、發展期，中國共產黨在繼承、反思前三十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新背景下探索城市治理的目標、手段，為城市活力和社會力量“松綁”，為城市參與市場經濟、國際競爭創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條件。這一時期的城市也為治理提出了新的問題，城市競爭要求政府轉變職能、處理好各種社會組織間的關系、解決好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這些問題的出現推動了中國共產黨城市治理探索的進一步發展。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以“新型城鎮化”為指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城市建設思想進入新階段，對城市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城鎮化”新在將以人為本、優化布局、生態文明、傳承文化作為基本原則，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為了實現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要求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城市內部二元結構、注重中西部地區城鎮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城鎮化綠色發展。城市發展的現實呼喚著治理模式的進步。中國共產黨通過城鎮化工作會議、城市工作會議等有關會議和文件對新時代的城市治理作了周密部署。

首先，新時代的城市治理要以人為本，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城市工作，要順應城市工作新形勢、改革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將以創造優良人居環境為己任，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其次，新時代的城市治理要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實現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政府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務的重點，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以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面對矛盾和問題，城市治理應堅持堵疏結合、以疏為主，懲防并舉、以防為先，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則，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政府還要從宏觀和全局層面配置重要資源，重點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彌補市場缺陷。城市政府將由“劃槳人”轉變為“掌舵人”。新時代的城市治理更加重視市民和社會的作用。市民是城市建設與發展的主體，要尊重其對城市發展決策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市民和社會的參與貫穿在新時代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企業、社會組織、市民參與城市治理的意識和能力；倡導文明、節約、綠色的消費方式和生活習慣，使全社會共同參與改善環境；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建設、經營與管理；完善社會參與機制，發揮專家和民眾在規劃實施監督等方面的作用；在進一步強化街道、社區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的基礎上，城市治理機制的完善將帶動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區社會組織建設，進而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總之，新時代的城市治理堅持協調協同，“盡最大可能推動政府、社會、市民同心同向行動，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市民勤勞之手同向發力”，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模式。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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