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彼察邦×賈樟柯：當我們談電影時我們談些什么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原標題：阿彼察邦×賈樟柯：當我們談電影時我們談些什么

來源：北京青年報

第74屆戛納電影節7月6日開幕兩位大導合作電影《記憶》入圍主競賽單元在剛剛結束的第24屆上海電影節上二人聯線對談

阿彼察邦×賈樟柯：當我們談電影時我們談些什么

第74屆戛納電影節于7月6日至17日在法國戛納舉辦，由金棕櫚獎得主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導演，蒂爾達·斯文頓主演，賈樟柯擔任聯合制片人的影片《記憶》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去年疫情之時，賈樟柯在荷蘭電影雜志《Filmkrant》上發表給全球影迷的公開信《步履不停》，阿彼察邦緊隨其后在該雜志發表《“當下”的電影》一文積極回應，兩位導演可謂惺惺相惜。

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故鄉，會獲得更為廣闊、寬容的視角

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被譽為新一代亞洲電影大師、“緩慢電影”的杰出代表，曾斬獲多項國際大獎：2000年以長片處女作《正午顯影》奠定了他在影壇的地位；2002年，《祝福》獲得第5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2004年，《熱帶疾病》獲得第5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獎；2006年，《戀愛癥候群》獲得第6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提名；2010年，《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獲得第6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阿彼察邦在泰國東北部孔敬長大，那里是他發現“電影”的地方。阿彼察邦說：“我在孔敬度過的時光一直牢記在心，這么多年我一直常常回想我的少年時光。”

阿彼察邦父母都是醫生，他的家就在醫院里面，所以，對于從小在醫院中長大的阿彼察邦而言，醫院就是他的游樂場。他依戀醫院這個空間，依戀醫院里藥物的氣味、消毒水的氣味。

阿彼察邦說，年少時的自己會翻閱家中的醫學書，“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發現電影，但是通過翻閱教科書上的照片，比如說細胞、微生物等照片，我覺得自己大開眼界。那讓我能夠脫身于小鎮和醫院，來到更廣大的世界。”

故鄉讓阿彼察邦發現了電影，是他創作的靈感源泉，卻也曾破壞了他的一些美夢，所以阿彼察邦說自己和故鄉是一種愛恨交加的關系。“愛是因為我非常迷戀對家鄉的記憶，我在那里曾經獲得過非常自由自在的童年時光，它教給了我很多知識，也給了我很多做夢機會。然而也是故鄉破壞了我曾經有過的一些美夢，比如這個城鎮存在的各種苦難，這個城鎮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美好。”

故鄉同樣是賈樟柯電影夢開始的地方。從第一部影片《小武》開始，賈樟柯大部分電影都是在家鄉汾陽取景，圍繞家鄉構思的。談及原因，賈樟柯表示，首先是他對故鄉的了解和熟悉，其次就是情感方法：“中國國土面積很大，每個地域都有它的個性，不同的性格特點，同樣處理一件事情或者處理一種感情，說話、思維方法，每個地域都不一樣。我是山西汾陽人，我最了解的情感的處理和表達，肯定是來自汾陽人的，所以，我愿意把我電影中的人物設置成山西人，或者汾陽人。”

賈樟柯和阿彼察邦同為1970年生人，賈樟柯認為他們兩人都身處一個快速變革的時代，在離開故鄉、走向更大的世界之后，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故鄉，會獲得更為廣闊、寬容的視角。“小時候在封閉的小城市，你會對外面有很大的想象。但是當你成年以后，擁有很多旅行以后，你會發現其實中國很多中小城市都差不多。我的故鄉既有情感中的獨特性，又有在生存處境、發展狀態等方面能夠代表中國大多數地區的普遍性。”

疫情一方面帶來寧靜，一方面帶來新的焦慮

阿彼察邦在拍攝《幻夢墓園》期間，就曾得到過賈樟柯的大力支持，而他的這部最新電影《記憶》，賈樟柯更是擔任了聯合制片人。

《記憶》是阿彼察邦第一次離開泰國本土拍攝劇情長片，影片講述了一位花農前往哥倫比亞波哥大，與一名法國考古學家以及一位年輕的音樂家成為了朋友。每天晚上，她都會被可怕的巨響驚擾，這讓她無法入睡并產生幻覺，于是她試圖找到產生幻覺的根源。

對于這次和賈樟柯的合作，阿彼察邦笑說自己剛開始很緊張，怕在賈樟柯面前“丟臉”，但整個合作過程非常愉快。“賈導完全記住自己是制片人的身份，他就像所有優秀的制片人一樣，絕對給導演自由，尊重導演，不干預我，所以我們拍得非常愉快。”

《記憶》是在疫情期間制作的電影，談到疫情，賈樟柯坦承自己變化很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我疫情前有兩個劇本，疫情期間又寫了兩個劇本。經過疫情之后，我處在思想的重組期，我覺得對人、對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變得有些模糊了，我有新的感受，但是還沒有完全捕捉到。本來想拍一部電影，也停下來了，可能冬天才會再拍，我要用一段時間把自己的思想感受搞清楚。”

阿彼察邦則表示，疫情一方面讓他寧靜下來，另一方面又給他帶來了新的焦慮。寧靜下來是因為疫情期間，阿彼察邦和狗狗待在一起，和它們同吃、同住、同睡，“我們已經有了相同的節奏，跟它們同吃同住就像新的人生體驗，新的人生課堂，因為我學會了像狗狗一樣觀察世界，我拍了很多有綠色景觀的圖片，我也學會狗狗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就是活在當下。狗狗總是開開心心的，他們不擔心未來。另一方面，為什么說我非常緊張不安呢？因為明天我要出門，我要見人了，而我這個人很內向，兩年不見人，現在又要出門，等于重新學習怎么跟人打交道。然而我知道必須邁出這一步，因為雖然我愛我的狗狗，但是我更愛電影。”

跨專業背景獲益匪淺，成為做導演的助力

除了都生于1970年，阿彼察邦和賈樟柯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兩人最初學習的都不是導演專業：阿彼察邦因為不愿意離開故鄉，就近選擇了孔敬大學建筑專業；賈樟柯在學了兩年多美術之后，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就讀。

在阿彼察邦看來，建筑和電影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建筑和電影一樣，都要對時間進行設計。還有，都要讓人物在一個空間里面走動，從一個空間走到另外一個空間，你要觀察他們在走動過程中會表達出或者引發出什么樣的情緒。建筑是空間，建筑也是情感。”

此外，阿彼察邦認為建筑師和導演一樣，需要很多幫手，沒法獨自完成一個項目：“比如建筑設計需要有工程師、室內裝潢師、園景師，拍電影也需要剪輯師、化妝師、攝影指導等等，所以建筑也好，拍電影也好，都是團隊合作的過程。我非常高興我能夠學建筑，對我來說，建筑和電影是相通的。”

賈樟柯說自己最初學美術并不是因為熱愛，想成為藝術家，“是因為當時考不上大學。我數學特別差，考美術不用考數學，我父親是老師，他說那你就考藝術院校。”

而兩年多學習美術的經歷，同樣讓賈樟柯后來拍電影獲益匪淺，賈樟柯說學習美術首先改變了他觀察世界的方法：“學美術之前，我對世界的構成是沒有概念的。學藝術后，畫素描從觀察開始學起，要觀察光影的結構、形體顏色怎么產生的，環境對它怎么影響，這時候你可以判斷一個物體的本質，它的形狀、色彩背后的結構本質。當你看到這個世界有光影，有高光的時候，就會形成立體感。”

其次，賈樟柯認為對美術史的學習，也有助于一個人思維方法的形成。“縱觀美術史，除了‘藝術’本身，它還承擔了很多功能，如宗教繪畫、肖像畫、日常繪畫等。當攝影機、攝像機出現，美術的一些表達內容被更新的科技所承擔之后，美術才呈現出了它的本體、本質。而這一點，同樣適用于對電影本質的思考。電影在發明之初，也承擔了很多功能，像記錄新聞的工作。這兩個觀察方法，對我的電影感有很大幫助。”

除了電影人外，阿彼察邦還是一位杰出的當代藝術家。他認為，電影和當代藝術作品都同屬創作的世界，都是表達我自己的方法，“如果要拍電影的話，我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團隊，如果是創作一個當代藝術作品，我可以一個人，這樣就給了我更大的自由。對我來說拍電影更多是個人的表達，創作當代藝術品是滿足我的社會化需求，希望能夠通過我的當代藝術創作，讓它作為一種載體，尋找真相，尋找不同的視角，以便對我的國家有更好更深刻的理解。”

雖然可以獨自完成藝術作品創作，但阿彼察邦表示有時候自己也會團隊創作，“和拍電影的過程會很像，我也會到實地查看，采訪當地的人，我使用的團隊和我拍電影的劇組都是同一批人。”

阿彼察邦的做法啟發了賈樟柯，2017年，賈樟柯在汾陽創立“賈樟柯藝術中心”；2020年，賈樟柯舉辦了首次個人藝術展。賈樟柯笑言，這是向阿彼察邦學習的，“我發現他找到很好的方法，因為電影表達周期特別長，一部電影從有靈感寫劇本、找演員、找錢……到拍完，兩年過去了。但現實又那么豐富，你總有一些即興的東西想表達，就找到了當代藝術這個途徑，我覺得這對于拍電影是很好的補充。”

做夢和看電影很相似，都需要一些虛構的東西幫助我們直面現實

夢境、水、現實與虛構，是阿彼察邦電影的幾大意象，阿彼察邦表示自己非常喜歡水：“人體就是由水構成的，水又像是國家的血脈系統，把國家的各個地方銜接在一起，因此我喜歡水、河流這樣的意象。另外，水也有割裂的作用，而且各地之間會為了爭奪水資源的分配起爭議，我一直關注這方面的進展，希望通過我的電影，能夠展現水的寶貴，呼吁各方可以坐下來溝通，為后世留下足夠充沛的水。此外，在個人層面，水對我來說是一種儀式，因為在我的父親過世后，我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湄公河里，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湄公河就是家，因此我不斷在電影里面重溫水、河流的話題，河流永遠是我的一個靈感來源。”

至于夢境，阿彼察邦認為電影和夢境之間應該有一個對話，他想通過電影來表達電影和夢境之間的共生關系，“我自己拍電影就像拍一個夢境，我也對夢境做過科學研究，我發現在生理上做夢的機制和我們看電影的機制是很相似的，我們都需要一些虛構的東西，幫助我們直面現實。所以，希望通過我的電影，表達這兩個世界之間有時候會渾然一體，有時候希望和黑暗都是共存的，而這個黑暗可能是有一些不可知，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在影響控制著我們，比如說我們過去的歷史。”

阿彼察邦的處女作劇情長片《正午顯影》探索了現實和虛構之間的邊界，他講述說那時自己剛畢業，對現實和虛構非常好奇，就決定拍一部低成本電影，為此他在泰國各地旅行，到一個城市就開始拍，拍到沒錢的時候停機，有錢了就繼續拍：“所以我的成片帶來了像很多小故事拼接在一起的感覺。這其實是我后期編輯出來的結果，我把一個個故事編在了一起，這個歷程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經驗。”

阿彼察邦笑說拍了這么多年電影，他已經不再相信電影，“因為電影是人的主觀表達，每個導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處理電影，所以電影可以被人操縱，然而被人操縱又是電影美的地方。”

年輕電影人要從觀察自己的身體開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邊世界的關系

除了保持自己的創作力外，賈樟柯和阿彼察邦在扶持年輕電影人方面也一直不遺余力。在泰國，阿彼察邦創立了曼谷實驗影展，成立了Kick the Machine公司，給更多年輕電影人創造機會。在阿彼察邦看來，年輕電影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能夠享受生活、享受當下，他建議年輕人要從觀察自己的身體開始，再延伸至自己和周邊世界的關系。“因為身體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你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身體之后，才能夠對它進行探索，然后把這個探索表達成電影，其實理解自己就很困難。”

此外，阿彼察邦還建議年輕電影人別把電影捧得太高，過于遵從，把自己的身份認同和電影等同起來，萬一不能成功，個人的大廈就會轟然倒塌，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失敗者。“很多年輕電影人，看了很多電影，然后就開始舉棋不定，看了這個電影覺得我也要這種風格的，看了那個電影覺得我不如拍那個風格。這是很困難的選擇，所以我建議大家要多看、多聽、多做做冥想，這些會有幫助。”

阿彼察邦還從自己的個人情況出發，建議年輕電影人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搭檔：“這是非常幸運的事，像我和我的攝影師，我們之間有非常好的化學反應，我的第一個虛構電影就是和他合作的，那也是他首次拍片，我們對一些類型的電影有著共同的熱愛。我們倆相處一直非常好，我猜大概是因為我們理念相通。這次《記憶》他又和我合作，我覺得他變了，但這些變化都是好的，因為他學了新東西，他變得更加自信，更加自如。有錢就拍大制作的電影，沒錢了，在簡陋的環境下，也能夠拍出好電影，燈光不多，設備不好，照樣能夠拍得好。我想重要的是，你要找到和你志趣相投、理念一致的人合作。這種關系不但存在于導演和攝影師之間，剪輯師也是這樣，我的副導演也一直是同一個人，15年來一直如此，這15年我們越來越心意相通，以至于我覺得再找別人合作很難，這個團隊非常可靠，我很愛他們。”

文/本報記者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