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兩大貢獻——有關文化自信的幾點思考

來源：大眾網

近代中國面臨的種種危機，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民族文化自信。我們今天討論這一問題，固然不能不考慮近一百多年來民族文化所遭遇的空前嚴峻的挑戰(zhàn)，但5000年的中國文明史，是中國文化強大生命力最有力的證據。立足這一“長時段”的歷史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可以發(fā)現(xiàn)，其修身的個體人格理想和“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不僅對于當代中國的發(fā)展仍有現(xiàn)實資鑒意義，對人類文明也有特殊的貢獻。

一、文化自信與國家文化戰(zhàn)略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在會議報告《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了制定“文化強國戰(zhàn)略”，重點研究和解決“三個不適應”的問題：一是文化水平與綜合國力不適應；二是文化發(fā)展與經濟增長不適應；三是文化發(fā)展與國民素質要求不適應。從此開始到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實施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各種重要場合被反復提出和強調，這是自1840年以來，從未有過的現(xiàn)象。

這意味著“文化自信”已成為國家戰(zhàn)略問題，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近十余年來，我國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有力地提升了國人的自信，也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現(xiàn)實保障。因此，從學術層面對文化自信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華農業(yè)文明及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陶寺文化遺址的諸多發(fā)現(xiàn)，也進一步證實了堯舜時代并不僅僅是傳說。縱觀世界文明史，中國文化悠久的歷史，強大的生命力和應變力無人可以否認。在如此漫長的發(fā)展歷程中，歷代先賢為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有許多足以引發(fā)我們自豪和自信。在此我們不擬一一展開，只想就如下的兩個問題做一點討論。

二、修身理論與個體人格理想

中國早期文明是典型的農業(yè)文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與宗族倫理三位一體文化特征。其中的宗族倫理，原本是血緣宗族內部的道德規(guī)范。見于典籍記載、堯舜時期的“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即是宗族倫理的最早的典型表述。在周初的禮樂文化大變革中，宗族倫理被擴展到其他宗族，用以加強和維護周王朝的統(tǒng)治。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則將經周初改造的“五教”，進一步擴展至全社會，使之發(fā)展為針對全體成員的美德倫理。如何使人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yǎng)，自覺踐行美德倫理，雖不始于孔子，但是把修身作為君子自覺、主動的行為，通過修身完善自我，更好地“齊家”“為政”，則是從孔子開始的。從思想史的發(fā)展來看，修身不僅是宗族倫理和美德倫理的根本，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內核和基石，也是中國文化非常顯著的一大特點。[1]

在孔子那里，個人通過不斷內省而完善自我的修身，不僅僅是個人私事，也與家國天下密切相關。《論語》中對此有很多的論述。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其中的“身正”“正其身”既是修身的結果，也是“為政”“不令而行”的必要前提。《憲問》“子路問君子”章“修己以安人”之“人”，漢代孔安國釋為“朋友九族”，故本章中孔子論修身包含了由個人、宗族友朋到天下眾人三重境界。可見，孔子所謂“修己”已經成為貫通家、國、天下的行為。到了孟子、荀子，更進一步明確了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荀子·君道》）都強調了修身作為家國天下之本的重要意義。《禮記·大學》則將修身按先后次序分為八個環(huán)節(jié)，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后世學者稱之為“八條目”，儒家修身理論至此完全定型。對“八條目”，歷代學者多有解說。近人熊十力說：

八條目雖似平說，其實，以修身為本。君子尊其身，而內外交修，格致誠正，內修之目也；齊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國天下，皆吾一身。故齊治平，皆修身之事……身與國家天下，雖分本末，而實一體。故修身之功，雖該乎齊治平，而反諸己身，實為根本。[2]

這一解說，將修身分為內、外之目，內修為個體的知識積累和德行修養(yǎng)，外修則是將此積累與修養(yǎng)用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其中當然包含了以“孝悌”為核心的宗族倫理，但同時又要由“家”擴展至“國”，再擴展至“天下”，這是對全社會每一個個體提出的要求，從孔子“堯、舜其猶病諸”的話可知，這是一個極高的標準，是中國文化提出的個體人格理想，一般人雖很難達到，但在中國歷史上，歷代都不乏“以修身為本”，在“齊治平”方面建立功業(yè)的仁人志士。他們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修身的意義，彰顯修身的價值。不僅為中國文明史增添了光彩，也是中華民族能夠歷經無數(shù)艱辛、挫折和挑戰(zhàn)，卻能長期穩(wěn)定的重要憑依。

我們還應當看到，全民對修身立德的身體力行，不僅在歷史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中國當下的發(fā)展也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從人類未來的理想而言，也同樣可以作為個體發(fā)展的人格理想。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但我們不能不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不以修身立德為基礎和前提的自由，很可能發(fā)展為對他人自由的妨害和侵犯，這與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明傳統(tǒng)也是相悖的。因此，只有修身與自由并行，才可能是人類的福音。這是儒家修身理論和實踐在人類未來發(fā)展中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們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據之一。

三、“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長期以農業(yè)為經濟主體、自給自足的中國古代社會，原本很容易形成“小國寡民”的局面，但中國文化的另一偉大之處，還在于生活于血緣宗族及小農經濟社會中的先賢，卻不僅有“大一統(tǒng)”的思想，還構建了“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有關這一理想，先秦時代的墨家、道家都曾有過探討，但真正將之發(fā)揚光大，形成系統(tǒng)思想的還是儒家。孔子的仁學，原本就包含仁政在內，其中已有不少相關的論述。孟子則較為明確地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fā)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但直到《禮記·禮運》，才借孔子之口對大同理想做了系統(tǒng)的闡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關于《禮運》的成書年代，學者們多以為不會早于戰(zhàn)國末期[3]，也就是說，經過先秦諸子各家，尤其是墨家、道家和儒家的醞釀，到了戰(zhàn)國末期，中國古代有關群體生活的社會理想終于初步定型。《禮運》作者認為，只有三代之前才達到了“大同”的境界，而三代只能稱之為“小康”。按照《禮運》中所述孔子的原話，“小康”社會的特點如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運》所提出的理想社會，在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國歷代的有志之士，或從思想層面進行深入思考，或在現(xiàn)實社會中展開不懈的實踐探索。[4]當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xiàn)共贏共享，對中國傳統(tǒng)的大同理想做了全新的發(fā)展，以我們的民族智慧為未來人類理想社會建構增添了重要的思想資源。隨著這一“中國方案”的不斷推進，我們對文化自信必將有新的理解和認識。

總之，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積淀豐厚，歷經磨難而生命力愈強的事實，是我們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礎。儒家修身的文明傳統(tǒng)，在中國歷史上，孕育了一大批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立身行事準則，德行高尚、愛國愛民的名臣、廉吏、圣賢、君子，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文化傳統(tǒng)，在當代中國發(fā)展中仍將發(fā)揮其獨特的作用，作為中國文化在人類個體完善方面的重要智慧，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儒家為社會群體生活設計的“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也為歷代無數(shù)先賢所終生服膺，并不斷傳承、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文化資源，對族群和諧、國家治理，乃至當下國際社會秩序的重構，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現(xiàn)實意義。這兩大文化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備了超越時空、種族、國別的人文價值，可看作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1]劉懷榮《中國文化的早期生成及特質》，《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

[2]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一，《熊十力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頁。

[3]王鍔：《〈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39—245頁。

[4]丁涵:《大同理想的發(fā)生與傳承》，《青島文化研究》第四輯，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3頁。

本文為“青島統(tǒng)一戰(zhàn)線智庫2020年度立項課題”（立項編號：QDTZZK2020YBA23）成果。

（作者：劉懷榮，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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