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李雪健談44年演員生涯：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來源：人民日報

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展時代畫卷 譜奮斗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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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對蘭考人民有一種樸實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牽動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楊善洲本來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決心去山里種樹，紛紛勸他：“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說：“我的職位沒有了，但我是共產黨員的職責沒有變。”

趕上這么好的時代、這么好的環境，我還想接著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盡全力來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7月1日，我們全家早早守候在電視機前，與全國人民一起見證這偉大的歷史時刻。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真是激動萬分、深受鼓舞。

1975年3月8日，我在部隊正式入黨。我們業余宣傳隊條件有限，只有一面小小的黨旗，一臺簡陋的錄音機，《國際歌》播放完畢，我在黨旗下鄭重舉起拳頭、莊嚴宣誓。從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我為自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感到自豪。作為演員，我要不懈努力，用優秀作品繼承發揚偉大建黨精神。

我在云南當過4年兵，部隊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結。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進喜“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祿“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些英雄楷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平凡中見不凡”，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共產黨員”。

1977年，我從業余宣傳隊考入空政話劇團，正式開始演員生涯。44年來，我演過李大釗、朱伯儒、焦裕祿、馮石、楊善洲、甘祖昌等共產黨員形象。我在創作中跟他們交過心，自己的心靈也一次次被這些崇高的靈魂滌蕩著。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的父輩

電影《焦裕祿》臨近建黨70周年時上映，掀起了觀影熱潮，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演焦裕祿時懷著兩種情感。我父親是公社書記，我的老家山東菏澤離河南蘭考并不遠，兩個地方的地理環境、人際關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黃河古道、大水災荒以及貧窮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拍《焦裕祿》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候，國民經濟發展很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各種思潮沖擊著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有人疑惑，《焦裕祿》拍出來有人看嗎？我和導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國的共產黨員都能看一看呢！

我愛人準備了很多關于焦裕祿的書，我把它們帶進劇組。我們先在峨眉電影制片廠學習，聽老師講歷史背景、講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然后去蘭考體驗生活。但我越是接近這個人物，越覺得有距離，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祿家訪問，一進門就聽說電視劇《焦裕祿》的演員剛走，徐阿姨(焦裕祿的夫人)見到演員就流下了眼淚。見到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么能演焦裕祿呢？”我很痛苦。導演鼓勵我，外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為彌補外形上的差距，我的體重迅速減了20多斤，白天體驗生活，晚上熬夜，餓了就嗑一小把瓜子，想方設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勞累感。

吃點苦倒沒什么，關鍵是神似。我問自己：焦裕祿的心靈是怎樣的？小時候，我覺得他是好人，現在我仍然從這點出發：焦裕祿身上體現了我們民族最珍貴的優秀品質。他經歷了苦日子，在黨的培養下成長為一名干部，對人民有真誠的心，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任，他樂于為人民謀幸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在他身上絕不是一句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優秀品質。焦裕祿對蘭考人民有一種樸實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牽動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蘭考拍攝電影時，我切身感受到蘭考百姓對焦裕祿的感情。群眾演員幫助我們拍戲，一宿宿陪著熬夜，劇組要給點勞務費，老百姓生氣了：“怎么能收錢呢！什么時候需要我們，隨叫隨到！”有一場戲，老百姓送生病的焦裕祿去醫院。這些群眾演員的父輩，當年同樣送過焦裕祿就醫。拍戲那天，他們身上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道具，家里的老人早早就交代好了。這樣的真情實感，給了我們演員真實的創作環境和強大的情感力量。

為什么大家看了《焦裕祿》會受感動？影片的魅力來自哪里？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焦裕祿》表現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喚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我很想重回蘭考，到焦裕祿的墓前再看一看。我想對他說：“焦伯伯，咱們實現全面小康了。在實現小康的路上，大家學習您的精神。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上，您的精神會繼續影響大家。”

共產黨員的職責不因職位變化而改變

2011年，我出演建黨90周年獻禮片《楊善洲》。我對云南不陌生，對楊善洲的事跡也不陌生。骨子里想演他，但心里有個問號：這個年代有很多優秀黨員，楊善洲能好到這個份上嗎？

我決定親眼去云南看一看。一路接觸到很多人，走訪與楊善洲一起奮斗過的人，聽當地老百姓談起他，我逐漸了解到楊善洲的好，為自己曾經有這個問號感到羞愧。

這個戲創作時間緊張。拍攝期間，我請了兩位老師做我的表演指導：一位是與楊善洲一起奮斗的第一任老場長，一位是楊善洲的女婿。慢慢地，我在兩位老師的眼神里，找到了扮演楊善洲的自信。

我當時上了大亮山的林場，看到曾經是光禿禿的一片山，變成了郁郁蔥蔥的大森林。這森林就是楊善洲退休之后，帶著一幫人在山里20多年干出來的。楊善洲本來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決心去山里種樹，紛紛勸他：“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說：“我的職位沒有了，但我是共產黨員的職責沒有變。”

楊善洲生在大亮山，小時候家里窮，他被過繼給別人，靠在山上挖草藥賣錢當學費。他的夢想是有一畝自己說了算的土地。新中國成立，他不僅分到了十幾畝地，還有兩間屋子、一頭牲口。他打心眼里感謝黨、感謝政府。他不止一次看到村里的“擔架隊”，共產黨員是上山抬著擔架后頭、下山抬著擔架前頭，出力總是最多。為什么這樣做？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在楊善洲心里，共產黨的形象是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楊善洲要報恩，并找到了最適合他的方式：用生命來報恩，完成好黨和組織交付的每一項工作。這是他心里的誓言。

我在當地收集了很多老百姓寫給楊善洲的順口溜。“活到老，干到老。”“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像個種田郎！富翁他不當，當什么？當，當個共產黨！”“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鉆山溝溝。”……短短幾句順口溜，就生動描繪出了楊善洲與家鄉父老之間的深厚情感。

楊善洲82歲才下山，他在彌留之際對女婿說：“我做夢了，夢見山里孩子想喝咖啡、想吃巧克力。”20多年來，年輕人跟著他沒少吃苦，他內疚，始終牽掛著他們。這些真實的細節，讓楊善洲這一共產黨員的形象生動可敬。

因為《楊善洲》，我獲了華表獎、北京國際電影節獎、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獎、“春燕杯”4項榮譽。我把4個獎的獎杯、獎狀、獎牌，送回云南保山楊善洲奮斗過的林場。

盡全力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2014年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我深切體會到，扎根到生活里去，有創新，才能出來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時代。

我演過趙樹理。他不是一個月兩個月，而是經年累月地深入農村，寫出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成就了“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經典。

《楊善洲》之后，我在電影《老阿姨》里扮演甘祖昌將軍。甘祖昌1927年入黨，1955年授少將軍銜，1957年解甲歸田。還鄉29年，他修橋修路、修水庫修水渠，惠及十里八鄉。可惜的是，這個片子公映我沒能參加，因為做了第二次大手術。家人朋友都為我揪著心。進手術室前，兒子流淚對我說：“爸，你塑造的這些角色，大家都會記住的，你這輩子沒有白活……”

沒想到，在那之后，我還有機會塑造新的角色。這些年，我參與了《希望的大地》《河山》《我們的新時代》幾部戲。雖然創作上有些困難，說話不太清楚，但我不甘心，趕上這么好的時代、這么好的環境，我還想接著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盡全力來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我的追求還是那句話：在通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道上，做一顆堅硬的鋪路小石子！

我是共產黨員，也是一名演員。作為演員，我要完成角色的創作，要吃苦在前，為角色下最大功夫。每一個角色不管大小，都要問自己盡力沒有。

我曾講，要做一個稱職的演員，珍惜“演員”兩個字，因為來之不易。演員是文藝工作者，是心靈的工程師，要為觀眾提供精神食糧。演員對職業使命的認識有深淺之別，但這個基本的理念要有。在新的征程上，我們得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責任，想想這份職業的意義，也得問問自己：你是什么角色？你的位置在哪里？

常有人問我：“你扮演了這些優秀共產黨員，有怎樣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希望這樣的優秀共產黨員越多越好。

每當想起李大釗、想起焦裕祿、想起楊善洲，我的心里總會響起那首歌：“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任姍姍、徐馨、崔暢采訪整理)

版式設計：蔡華偉

[責任編輯：楊凡、蔣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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