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最遠通勤路引共鳴：每周杭州飛天津 每月路費4000多

來源：錢江晚報

徐旭峰一家

他，每周飛天津跨省上班

她，曾每天六小時往返滬杭

“最遠通勤路”的討論引發共鳴

家和工作難兩全 　

那就自己辛苦點吧

本報記者 章然 見習記者 許紫瑩

12月6日早上5點19分，杭州80后爸爸徐旭峰在等待電梯下樓——他要坐6：50的早班機飛天津。為兼顧家人和事業，他選擇每周天津和杭州往返，周一上班路，通勤時間4個多小時。

有人不解，為什么不回杭州？徐旭峰說：“不是沒想過回來，但要放棄在天津的業務和人脈……我上有老下有小，誰敢賭明天呢？”

生活不易是很多人看完徐旭峰通勤故事的感受。像徐旭峰一樣，選擇雙城生活的杭州人還有很多。

徐旭峰的故事經錢江晚報小時新聞報道后，更多人來分享了自己的雙城生活。“杭州、天津來回”——這六個字讓徐旭峰成了這一場“最遠上班路”PK賽的王者。

有舍有得，酸甜苦辣，盡在真實努力的日常里。

一年飛了68次　　

每月路費要花4000多

6點多到達機場，登機后戴上眼罩，徐旭峰會再睡兩個小時。

8點55分，徐旭峰到達天津濱海機場T2航站樓，開上已經停在機場地庫三天的車，到達天津保稅區的車行是上午9點半，時間剛剛好，徐旭峰迅速投入周一忙碌的工作中。

周五回杭州陪家人度周末，周一趕早班機去天津，“跨省上班”的他，每月光機票就要4000+，“在天津積累了十多年，要放棄回蕭山，我輸不起。80后上有老下有小，誰還敢賭明天？趁著年輕，趁著父母還不用服侍，多攢點銀子，掐指一算，要用錢的地方很多。心里慌呀，再咬牙堅持吧。”真實又戳心的幾句話，說出了很多拼搏在路上的打工人心聲。

徐旭峰1984年出生，杭州蕭山進化吉山村人。2011年，徐旭峰去了天津保稅區，成為一名進口車行的銷售人員——他大學學的是模具制造設計專業，和新婚妻子分隔兩地。受制于經濟條件，徐旭峰不經常回杭州。

2012年，小夫妻在天津筑起愛的小窩。2014年，兒子QQ出生。2年后，又添了一個女兒，小名開心。兒子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出現讀書難題，“我父母、岳父母都在杭州，以后我們一家肯定也是回杭州的。兒子在天津讀小學，以后回杭州怕融不進去。另外，南北教育模式生活模式都有差異，決定讓兒子先在杭州讀小學。”

2020年9月，QQ回杭讀小學。當時，妻子、女兒和徐旭峰留在天津，兒子由奶奶照顧，但徐旭峰仍不太放心，“幾乎每兩周，我就要回杭州和兒子一起過周末。如果兒子有重要時刻，會靈活調整時間，盡量保證自己在場。比如孩子周一有比賽，那我就買周二的機票再回天津。”

2021年上半年，妻子帶著女兒一起回了杭州，全家只剩徐旭峰一個人留在天津拼事業。

徐旭峰開始“雙城生活”：每周五下午3點半從公司出發，坐5點10分的飛機回杭。落地后乘地鐵去女兒舞蹈班，等她8點下課后一起回家。每周一飛回天津，開車到公司差不多9點10分，比不少當地同事上班還要早，“一個月通勤費用4000多元肯定有的。這一年，我一共乘機68次，做核酸檢測也成了日常。”

這樣的雙城生活，還要至少再拼兩三年。他和妻子很少吵架，“我們一周才見一次面，很珍惜在一起的時光，沒時間爭吵。”全職在家的妻子說，丈夫承受了很多，“他每天要打七八個電話給我。他和我一樣的，就是那種努力干活不會矯情的人……我肯定心疼他的。但我也挺自豪，我老公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人，愿意這樣為家庭付出。”

妻子算了算，每月2萬房貸、4000元的通勤費用，是這個家庭雷打不動的支出。

天津保稅區的車行有幾千家，徐旭峰所在的車行只能算中等。今年，徐旭峰開了抖音號說車，幾個月漲粉幾萬，“我希望能繼續創造一些好的內容。”之所以會在網上分享自己的通勤路，徐旭峰說：“想和每個打工人共勉，想告訴還在苦苦打拼的兄弟姐妹，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做到我現在這樣子。”

他也說，比他辛苦、比他努力、比他拼搏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曾每日高鐵往返　　

就為給兒子做頓早飯

簡女士住杭州濱江。家在杭州，工作在上海的生活，她已經過了五年。工作時間比較自由，簡女士只要保證一周內有兩三天在上海，線下對接客戶就可以。

每周二，是簡女士出發去上海的日子。

早晨6點半，簡女士打車出發直奔杭州東站，趕7點26分的高鐵。高鐵路上花費1小時左右，下了高鐵后，簡女士繼續打車去公司，一直到9點半進公司。上午10點鐘，簡女士正式開始見客戶，“通勤路，基本上要花三個小時左右。我多年跨城通勤，已經有很多小經驗了，時間點掐得很準，上班一般不會遲到。”

周五晚上，簡女士又開始了從上海返回杭州的路途：晚上8點多，簡女士打的去上海虹橋站，到家能控制在11點左右。周末，簡女士就可以與丈夫、兒子一起度過，享受親子時光。

疫情來臨，讓簡女士的上班路變得復雜起來。一次，行程碼出現變化，回杭后，簡女士沒辦法進入兒子的學校，家長會、運動會等活動她都不能出席，“對兒子還是蠻愧疚的”。

前不久，簡女士還因為跨城上班接受了隔離等管控措施。在酒店，簡女士沒有休息，待了一星期，她也抱著電腦工作了一星期，“那時候，我家人很擔心我，我也真的意識到，原來疫情離我這么近。”

之后，簡女士就對疫情防護很上心了：她只乘從上海直達杭州的高鐵，在高鐵上不吃不喝，也不接觸任何東西，以保證自身的防疫安全，“奔波之類的，說實話，我已經習慣了，現在杭州去上海也比較方便，其實和同城工作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對家里實在是虧欠比較多。”

跨城上班的路上，簡女士最感謝的就是丈夫和孩子的理解和包容。簡女士的丈夫是自由工作者，照顧著家里大部分的事情，包括他們正讀高一的兒子，“丈夫很理解我，一直說讓我好好工作，不用擔心家里。”

她盡量騰出時間陪伴兒子。去年，孩子讀初三，簡女士每日往返于杭州和上海，“兒子學習很辛苦嘛，他每天早上7點鐘就出門上學了，我就想，每天回杭州的話，至少早上能給他做頓早飯。”那段時間，簡女士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需要6小時左右。12月5日，簡女士在杭州陪兒子過了16歲生日，“不想錯過他成長的重要瞬間”。

記者也問她，有沒有想過回杭州工作。她笑了笑說：“工作了這么多年，人脈資源都在上海，放棄這些回到杭州來需要莫大的勇氣，更何況，上海收入更高，人到中年壓力很大。”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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