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漸漸理解了”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原標題：“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漸漸理解了”

來源：工人日報

這個春節，對于返鄉過年的年輕人來說，如何解釋自己做什么工作，以及為何不回老家考個公職，是個難題。而這背后，不僅僅是兩座城、兩代人的沖突

“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漸漸理解了”

本報記者趙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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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許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而言，每年春節回到老家，如何解釋自己做什么工作，如何解釋自己為何不回老家考個公職，確實是個難題。老人家的希望是現世安穩，子女們想要的是擁有無限可能的未來。在不解、沖突和交流中，兩代人慢慢找到對未來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今年過年，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胡曉媛沒有回到老家。她一直擔心，自己會在拜年電話里和父母再一次吵起來，“父母之前總是催我回家‘考編’，說女孩子考了編有了公職才算穩定。他們一直認為，我在北京的工作不算是個‘正經工作’。”

對于許多“北漂”而言，回到老家，如何解釋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確實很曲折。隨著時代變遷，家長們的觀念也慢慢發生著變化，對于生活的真諦、對理想的追求，兩座城、兩代人，逐漸磨合出共同語言。

要理解這份“不理解”

在北京一家外企從事會計師工作的劉先生，以前從來不愿意在老家談及自己的工作，因為，老家人不能理解注冊會計師和村里會計的區別，“結果傳來傳去，就傳成了‘老劉家的孩子去了北京上大學，結果就當個記賬的’。”

劉先生自己倒沒覺得什么，只是每次回鄉，別人問起他都記什么賬，每天要點多少錢，他往往只能笑笑，“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審計，大部分時間是在出差，經常要去外地的公司做審計。老家人對我的職業了解很有限，事實上，會計師事務所的主要辦公地基本在省會及以上城市，老家人不了解很正常。”

“我爸他一直不肯跟別人說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北京一家“紅圈所”做律師的李先生同樣有難言之隱，老家人不理解，老李家好不容易供兒子考上了某所政法大學，兒子為何成不了縣里的大法官，吃上“皇糧”？

“兩代人有不同的成長背景，那一代人是種田長大，老一代人甚至還有那種考上大學就是要當官的認知，最次也能回縣城當個官。當然這種認知隨著大學擴招，村里大學生多了，已經逐漸消退了。”父母有時候說起兒子是律師，老家人對律師的認知主要來源于電視劇，認為李先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辯論，還少不了打電話咨詢各種事情，大抵都是小額的財產糾紛，“張家的狗吃了李家的雞，王家的車被劉家的蹭了，村里能出多大的事？”其實李先生是非訴律師，但說多了，對方也不理解：“律師還有不出庭的呢？還有不認識法官的？”

“不正式”的工作也有意義

為了不讓父母到處說兒子“懂法律”，以免老家親朋咨詢各種法律事務，李先生沒少費口舌，“我倒并不是怕‘白干’，關鍵是律師這行分得非常細，隔行如隔山。一個搞公司方面業務的律師，你問家事、刑事問題，是真不敢亂回答亂出主意，還是要找負責這方面的專業律師靠譜。”

后來，李先生的父母也很少出門說兒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旁人問多了，只說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

在北京一家合資外貿公司工作的王鴻強，也曾遇到這樣的“不理解”。父母以前不理解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一心發愁他的婚事。“都沒法和介紹人說你是‘什么單位’的”。因為要和海外客戶對接，因為時差問題，王鴻強經常是夜里開視頻會，白天睡覺，這點也一度讓父母不理解。

后來，隔壁鄉有了加工廠，不少村民到工廠打工，產品主要是賣到海外的，訂單有時多，村民們就要加班加點，收入就高，但有時候“莫名其妙”的，訂單就少了。漸漸地，和其他村民一樣，王鴻強的父母知道了“匯率”和“關稅”，盡管不知道這些究竟是怎么運轉的，但他們知道，這些東西變化了，就會影響鄉里工廠工人的獎金，也影響兒子的收入。

“我跟爸媽說，你看，這產品不是裝車運出去就能收到錢的，要有人買，有人付款，要過海關，要安排船。外貿工作就是幫你們撮合這些事情，讓大家都能有錢賺。”王鴻強說：“現在父母也就理解了，我們做的工作，其實影響著他們的收入和生活。他們開始覺得，我這個‘不正式’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漸漸理解了。”

記者調查發現，近些年，一些新興的行業，比如網上直播、旅游博主，還有劇本殺公司等創業項目，曾經被上一輩人頑固地認為“沒工作”，是個“臨時工”。可是隨著電商的普及，他們不僅看到這些“不正式”“不正經”的工作可以賺錢養家，而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根據自己的興趣，把愛好做成了事業，成了創業成功的企業家。

對未來的追求有了共識

今年，胡曉媛并沒有聽到父母催“考編”。因為，網上買東西，出門掃二維碼，父母漸漸知道了互聯網的影響，也知道這行收入高。現在他們說得是：“我女兒在北京，干互聯網的。”

還有一點，父母漸漸明白，“考編”考上了，并不是自己以為的“享清福”，甚至也不是鐵飯碗了。“你表姐前年考上了那個單位，周末都忙著呢。”而經常去鄉里辦事，看到工作人員工作繁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父母的看法。胡曉媛的父母給她傳來一張照片，鄉政府門外有一個小白板，上面寫著每個工作人員今天的去向，是在鄉里工作，還是下村、到縣城開會，請假者寥寥無幾，一目了然。“穩定是相對的，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趁年輕應該為自己的未來多努力。”胡曉媛和父母達成了共識。

而另一方面，一些游子也理解了父輩的擔憂，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重新尋找平衡。今年春節，劉先生跟父母說，“過一段時間，我回省城‘記賬’啦。”父母還不知道，劉先生已經申請調職，到老家省城的辦公地工作。“雖然收入相對于北京有所減少，但省城落戶容易，孩子上學什么的都好辦。”

近幾年，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不斷調低落戶門檻，并對繳納一定年限社保和個稅人員“同城待遇”，加之這些城市同類崗位收入尚可，使得不少“北漂”有計劃地帶著自己的經驗，返回老家省城工作。而這樣的“返省”，也讓更多人理解了他們的工作。

王鴻強也有類似打算，公司要拓展業務，一批30多歲的老員工可以選擇轉崗到省城工作，并且能適當調高級別。

隨著交流的加深，越來越多的老人理解了，不管是老一輩在大街上賣白菜，還是小一輩在網上賣化妝品，時代變了，工作方式變了，但大家都是在靠辛苦賺錢，希望靠勞動過上好日子的想法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