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希臘雅典的醫療工作者在衛生部大樓門前堆砌磚墻，表達對政府醫療政策的不滿。

人民視覺

2016年1月26日，在德國茨維考的大眾汽車工廠里，工人正在裝配汽車。據德國聯邦統計局今年1月12日公布的初步統計數據，2016年德國GDP增長1.9%。

新華社發

3月9日，歐洲央行在例行貨幣政策會議上，決定維持現有寬松貨幣政策。歐盟統計局在1月底發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2016年經濟增速達1.7%，重要推手之一在于歐洲央行實施了兩年的量化寬松政策。目前，歐元區核心通脹率仍然增長乏力，拉升通脹率需要超寬松貨幣政策支持。然而，量寬不是靈丹妙藥，歐元區的經濟乃至歐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關鍵在于各國切實推進結構性改革

丁純（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米利亞姆·坎帕內拉（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張萬申（法國經濟學家）

克里斯坦·德瑞格爾（德國柏林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學研究部主任）

彼得·帕加尼尼（意大利約翰卡伯特大學教授）

費爾南多·費爾南德斯（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帕斯瓜爾·費爾南德斯（西班牙經濟學院院長）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專家）

①成效——

寬松政策刺激明顯 整體釋放積極信號

丁純：歐元區經濟近期呈現的增長，既有周期性復蘇，也有量寬為主的貨幣政策拉動。自歐債危機以來，歐元區經過短期的援救紓困，中期的財政鞏固和金融監管，長期的結構性改革等舉措，再加上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周期性修復，自2013年起出現緩慢但持續增長，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7%，且失業率和公共債務負擔不斷降低。另一方面，歐洲央行通過將基準利率降至-0.4%，并通過量化寬松投放超過1.6萬億歐元的流動性，有效降低了家庭與企業的融資成本，在低通脹環境下刺激了消費需求的增長，輔之“容克投資計劃”等對私人投資的帶動，共同推動經濟復蘇進程的加速。

米利亞姆·坎帕內拉：原油價格此前不斷下降，減少了企業成本，有利于企業開展經濟活動。同時歐元匯率走低，也促進了區域內產品和服務出口。此外，歐元區國家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加強金融監管，都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或許就像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所說，短期內離不開刺激政策來保證經濟復蘇，這不會只是一個周期性現象。

張萬申：歐元區經濟復蘇是肯定的，去年的失業率下降和通貨膨脹率上升都證明了這個事實。歐洲央行的貨幣刺激政策為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要達到真實的周期性復蘇，還需要歐元區一些國家繼續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包括勞動力市場、稅務、基礎設施建設等，也包括對預算政策進一步靈活運用，更需要全球經濟同時復蘇。

克里斯坦·德瑞格爾：今年歐元區的通脹率有望上升，但高于歐洲央行2%目標的可能性不大。通脹率上升后，個人家庭的購買力將有所下降。加之企業對市場相對不確定，歐元區的投資將會更少。據此，2017年歐元區的增長與2016年相比，將有所回落。

彼得·帕加尼尼：歐元區成員國經濟表現有好有壞，比如德國經濟就表現較好。德國在過去10年間進行的產業升級，正通過強勁的出口數據得以體現。西班牙通過改革讓經濟大踏步向前。意大利經濟則表現較差，不過在去年最后幾個月出現好轉，讓人們對其2017年的表現充滿期待，這也是整個歐元區經濟釋放出的積極信號之一。我對歐元區經濟繼續增長仍持樂觀態度。

費爾南多·費爾南德斯：近兩年來，歐盟明顯減小了財政緊縮力度，這帶來短期內的經濟增長效果，但從中長期來看或將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持續的增長需要我們鞏固和延續此前的政策，然而，當前國際形勢卻存在諸多風險，例如英國與歐盟展開“脫歐”談判、難民危機、對歐元區的質疑，以及像意大利這樣的重要經濟體的金融體系惡化問題等。歐洲央行通過建立銀行業聯盟來共同承擔風險，表明了一體化的未來發展方向，然而，建立財政聯盟來共擔主權債務風險卻并不容易，如果財政聯盟協議無法達成，歐盟金融市場很可能將再度回到高波動性的緊張形勢。

帕斯瓜爾·費爾南德斯：全球經濟在去年整體趨于穩定，這主要是源于低油價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在未來兩年內，歐元區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增長還將持續，2017年增速將在1.7%至2%之間。

②反差——

債務負擔影響活力 政局穩定有利復蘇

丁純：希臘遲遲無法走出困境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希臘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對旅游與航運高度依賴，自我造血功能差。盡管一再緊縮，但目前仍背負著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183.9%的巨額債務。其次，希臘政府行政效率相對不高，投資和營商環境相對惡劣，難以從根本上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最后，長期面臨外國債權人和本國民眾的雙重壓力，希臘政府進退維谷，難以切實推進所需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西班牙政局相對穩定，能夠切實推進各項經濟政策。其次，西班牙較為成功地實施了勞動力市場改革，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重振制造業，使得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再次，西班牙在危機初期采取了合理的救助路線，避免了銀行業危機的發生。不過，目前“脫歐”等反一體化浪潮或將對西班牙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全球保護主義的高漲則會威脅西班牙賴以驅動增長的凈出口。

米利亞姆·坎帕內拉：希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這是國際債權人提出救助希臘的條件。然而，希臘人的改革意愿一直不強烈，其改革進程屢屢被點名批評。此外，希臘政局頻繁更迭，也影響到改革進程與力度。西班牙未來挑戰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推進國家私有化與財政緊縮政策，并取得民眾支持。此外，西班牙經濟未來增長還面臨英國“脫歐”帶來的考驗。

張萬申：西班牙連續兩年GDP增長率超過3%。其主權債務也增長很快，2016年超過GDP的100%，約是2007年的3倍。另外，西班牙向歐洲金融穩定機構求救較早，所執行的強制性改革也比較早，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大量減低社會福利、勞動法修改等，但其效果可能已達界限。隨著利率重升可能性的增加，債務負擔的增加也會大幅削弱政府預算的靈活性。

克里斯坦·德瑞格爾：西班牙的“經濟底子”比希臘好，因此結構性改革實施速度快，出口優勢也更明顯。但由于西班牙和希臘鞏固公共預算，導致兩國內需大規模削減，因此兩國都有待進一步結構性改革，以尋求長期經濟增長路徑。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不同于希臘，西班牙雖然經歷了嚴重的房地產危機并最終克服，但并沒有經歷主權債務危機，尤其沒有經歷政治危機。西班牙必須采取溫和的緊縮政策，以便從相對成熟的出口行業中受益。最近有關希臘經濟調整方案和是否留在歐元區的討論均未達成一致，澆滅了希臘走出經濟危機的最后一絲希望。因此，希臘政府有必要重新努力獲得歐洲伙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任。

費爾南多·費爾南德斯：西班牙與希臘、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在歐債危機中面臨的情況并非完全相同。在危機爆發原因上，西班牙是由于房產泡沫破裂而引發了公共財政和金融體系的一系列問題，希臘主要是由國內財政結構問題引起的。西班牙能夠實現經濟復蘇，歸結于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工資節制為企業的收支盈余提供便利政策，增強企業競爭力；二是對金融體系進行了關鍵性改革，全面調整銀行業管理層，重新恢復盈利和資本流動性；三是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改革，靈活放開用工條件，降低用工成本，使失業率下降超過8%，并增加了經濟增長的潛力。

改革過程十分痛苦，也帶來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的巨大損耗。如何在民眾已經厭倦財政緊縮的情況下鞏固公共財政是政府要面臨的挑戰。

③解藥——

量寬不是靈丹妙藥 結構性改革是根本

丁純：目前歐元區通脹率雖然上升較快，但從核心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看，這主要是能源價格回升的結果；其次，當前通脹回升仍然是短期的“躍升”，這一勢頭是否持續有待觀察。今年歐洲經濟增長勢頭預計有所放緩，同時面臨美國對外政策、英國“脫歐”和內部極右翼浪潮的三重沖擊。最后，不同成員國表現差異很大，希臘、意大利等仍需積極貨幣政策支撐其羸弱的經濟增長。因此，相比于金融泡沫風險，量化寬松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仍是主要的。

不過，量化寬松不可能獨立解決歐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要對癥下藥，就要更深入推動歐元區經濟、財政等方面的一體化，以解決要素流動自由化和成員國經濟異質性帶來的發展水平分化問題，而這要求更進一步的政治一體化，建立更高水平的跨國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但這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難以實現，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短期內較難有效解決。

張萬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歐洲金融界和實體經濟的打擊是空前的。危機發生后，歐洲央行量寬貨幣政策的出臺比美國等的刺激政策都晚很多，所以，為了鞏固歐洲銀行業和經濟復蘇，再維持一段時間也并不危險。結構性改革也需要時間，歐元區各國的政治文化并不一樣，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同，歐洲央行維持目前政策，能避免改革壓力過大而導致失敗。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歐洲央行的現行政策給改革帶來壓力。人們只注重自己的國家利益，這助長了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例如民粹黨派法國國民陣線和意大利“五星運動”黨的興起。即將到來的法國總統大選很可能會影響整個歐盟的發展趨勢。

彼得·帕加尼尼：歐洲央行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確實起到了提振效應，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量化寬松只是一劑“強心針”，并不能根治所有問題。歐元區國家仍然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長久以來制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并進一步推動創新，以達到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

④未來——

一體化或將“多速化” “歐洲認同”面臨挑戰

丁純：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以“歐洲認同”為基礎的政治一體化是跨國的主權讓渡和經濟一體化的基礎。經濟一體化所提供的實際一體化紅利，如要素（商品、人員、資本和勞務）自由流動、關稅同盟、統一大市場和單一貨幣等又促進成員國民眾對政治一體化的認同。但經濟一體化在加速區域內部競爭和效率提高的同時也造成兩極分化。近年來，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接踵而至，“脫歐”和“疑歐”傾向加劇，歐盟政治一體化嚴重受阻甚至倒退，并開始累及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保障。歐盟統一市場內要素的自由流動勢必造成成員國之間的馬太效應，如目前德國與希臘之間的分化，這就要求歐盟深入推進政治一體化，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和轉移支付，提高歐洲人對一體化的認同。如果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無法得到政治層面的保障，內在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劇歐盟的政治危機，形成惡性循環。

當前導致歐盟面臨的政治危機，一方面是法、意、希等國經濟復蘇滯后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對經濟問題在歐盟框架內的解決提出了更大挑戰。如果歐盟和主要成員國無法有效地回應右翼民粹主義的挑戰，經濟一體化將面臨嚴重的倒退。正如歐洲學者驚呼的：歐洲一體化從單速變成了多速，呈現“碎片化”一體化的趨勢。

米利亞姆·坎帕內拉：歐盟在政治一體化上的動蕩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2017年堪稱歐洲大選年，德、法等歐元區主要國家都將迎來大選。隨著極右翼勢力不斷增強，以及英國“脫歐”談判的啟動，這都可能會給歐元區甚至整個歐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一直主張保守的反對移民政策，并削減移民數量。歐元也被勒龐視為“失敗”案例，主張法國退出歐元區，并加強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荷蘭和意大利的極右翼黨派也要求脫離歐元區。就像美國新一屆政府一樣，這實際上是在踐行保護主義。而保護主義是歐元區經濟面臨的最大威脅。

在“脫歐”談判中，如果英國成為贏家，實現了預期談判目標的話，將會給其他成員國帶來不好的示范：“脫歐”能為自身帶來更多好處，“脫歐洪水”很可能會進一步泛濫。有人甚至極端認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如果英國“脫歐”成功，則預示歐洲一體化解體的開始。

克里斯坦·德瑞格爾：英國“脫歐”，標志著歐盟第三大成員國離開，歐盟失去近15%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英國“脫歐”對歐盟的影響相當大，英國下一步的具體做法與歐盟息息相關。

費爾南多·費爾南德斯：英國“脫歐”后，歐洲將會分為不同經濟增速的兩個梯隊，西班牙必須讓自己保持在第一速度的隊列里。為此，西班牙需要進行更深層的結構改革，否則，它將倒回至20世紀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的螺旋期。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有關歐盟未來發展的討論各個層面都在展開。目前來看，歐盟進一步融合的可能性很小。但在許多歐盟成員國的議會里，歐洲懷疑論者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終將會對歐洲政策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彼得·帕加尼尼：在面臨英國“脫歐”、難民危機等問題時，歐洲諸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缺乏長遠戰略規劃的問題暴露無遺。遭遇類似危機，這些國家的執政者往往選擇保守政策而非改革，這使得民眾的眾多訴求得不到回應。民眾和執政者之間由此而生的矛盾，正是近年來民粹主義運動在歐洲不斷壯大的原因。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只有一體化才是歐洲未來的保障，歐洲任何一個單一國家，都無法獨自應對挑戰，只有團結才能提高競爭力，給未來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本報記者李琰、吳剛、李永群、馮雪珺、王迪、韓秉宸采訪整理）

版式設計：張芳曼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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