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與時代之問_國際新聞_新聞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從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度，探索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度，探索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高度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做到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的，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并認真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題，真正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傳播中國聲音、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的特殊作用，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之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是什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有趕超美國的沖動，也給人要復興到漢唐盛世的錯覺……直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給中國夢的世界表達提供了方向。正如中華民族概念圓了中華文明道統一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詮釋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要求,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鮮明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全球視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迅速發展起來的中國和世界如何相處的相處之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是在中國與世界命運共同體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后，國內外都存在不少誤解，典型的誤解是中國要復興天下主義。其實，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復興天下體系，而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天下體系”倡導“天下無外”、“化成天下”畢竟是文明的差序結構，今天的全球化體系是主權國家平等的互聯互通結構。

另一個誤解是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作為共產黨人，我們從不諱言我們的崇高理想和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共產主義，但是，我們今天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用共產主義去取代資本主義，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歷史文化、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可以和合與共、共享未來。筆者近著《時代之問，中國之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出，“馬克思描繪的自由人聯合體是超越工業經濟時代人的異化而設想的概念。今天，工業經濟依然存在，數字經濟正在全面崛起。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刻描繪了數字經濟時代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維理念。”“在邁向數字文明時代的進程中，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乃至‘人工智能（AI）+’大行其道，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暢通于任何行業的橋梁，組織邊界、地域邊界、技術邊界、行業邊界日益模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體。”也就是說，方興未艾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正在證明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的預見和設想。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國家的狹隘與國際差異，樹立人類整體意識。在2017年的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指出，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系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這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了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傳統，并在21世紀使之升華，既包容了西方的現代性，又超越之，著眼于全球性、整體觀。

世界之問：“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

2021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主旨講話中指出：“今天，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選擇就在我們手中，責任就在我們肩上。面對共同挑戰，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中國之答。

起源于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在全球的擴張，產生并日益加劇著三種關系的緊張：“人與社會關系緊張——后冷戰時代的沖突和危機還在顯示，隨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來的現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戰的結束而消除；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現代工業文明徹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諧與寧靜，人類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敵人；人與人關系緊張——現代化帶來了“迷心逐物”的現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就起源于華爾街從金融衍生品追逐超額利潤的過度貪婪。”

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從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三個層面來解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之后帶來的問題。在人與社會層面主張共融，塑造交流互鑒的文明共同體；在人與自然層面主張共生，建立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在人與人層面主張共業，成為同舟共濟的關系共同體。

不同于西方“共同體”的同質性和排他性，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最大層面的包容，以人類性消除基于一神論的負外部性。單一神文明是信仰同一神的教徒（同質性）命運共同體，很難包容信仰其他神的教徒和不信神的人，并非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比如，康德、愛因斯坦等西方先賢有永久和平論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和平理念與之有何不同？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國家都實現我的共和制為歸宿，建立在同質性為前提，實現同質性為目標，演變為民主和平論搞民主輸出的悲劇，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倡導每個國家必須遵循統一的價值標準，不是推進一種或少數文明的單方主張，也不是謀求在全球范圍內建設統一的行為體，更不是一種制度替代另一種制度、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而是主張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活動中目標一致、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從而促進人類社會整體發展。”（國務院新聞辦：《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2019年9月27日。）

“命運”不是前世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亦非來世的“歸宿”（Destiny），而是今世的“共同命運”和積極意義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在中國語境中，命運是自主的，因為人是可以“參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運”一方面將人從外界權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塑造了團結共同的人類價值向度。因為命運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樣性的實現方式；因為命運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個體的整體性思維，一同面向共同未來。一句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借鑒并超越了西方共同體思想與人類學，尤其是社會學的個體—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論、倫理學的契約與功利主義、政治學的世界主義和社群主義、法學的萬民法與正義論、宗教學的普世主義與多元主義，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論的封閉性與排他性。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西方社會是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事先規定的。”

當今世界，美國搞團團伙伙，推出去中國化的全球化替代版——“印太”戰略、跨大西洋技術與貿易理事會，就是這種排他性思維的外交表現。這種一多二分思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秉持的一多不分思維形成鮮明對照。

人民之問：如何匯聚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約數？

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話時一再強調，“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證明，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間正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國際自然延伸：“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西方有豐富的“人類”“共同體”思想，甚至有“人類共同體”提法，中國的創新在人倫的時代表達——命運，拓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人類”不是“人類世”或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類”，而是生活在地球家園的各國人民。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尊重國家主權，讓各國成為自己，而非成為西方，成為人類而非異化為人工智能。

美國著名考古學家羅伯特· L.凱利在總結了600萬年以來人類歷史的發展后，觀察到每一次人類技術進步帶來的都是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變革。他大膽預測，由于互聯網等技術的進步導致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類即將迎來第五次組織形式的變革，人類將生活在一個共同體的未來。這表明，西方有識之士其實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順應歷史潮流、增進人類福祉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匯聚著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繁榮向往的最大公約數，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追求，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方案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成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奮斗方向。

“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多年來，國際關系演變積累的主權平等、和平和解、法治正義、開放包容、人道主義等一系列公認的原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基本遵循。世間萬事萬物總是千差萬別、異彩紛呈的，只有尊重差異，才能平等交流、互鑒互助。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旨在促進國家、國際組織之間的協商與合作，必須以尊重國家利益、承認民族差異為前提。具體而言，要堅持“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倡導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掌握世界命運，尊重世界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尊重各國根據本國歷史傳統和國情所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時代之問：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擁抱真正的世界歷史？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提醒國際社會：“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是敵視對立還是相互尊重？是封閉脫鉤還是開放合作？是零和博弈還是互利共贏？選擇就在我們手中，責任就在我們肩上。”“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是構成這個世界的各個國家各自的文化宗旨達成共識階段。這就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衷。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后，“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各民族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歷史性存在轉化。在全球化凸顯出“命運共同體”的情勢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獲得歷史提供的經驗基礎，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出場是全球現代性反思的結果，是在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揭示的“世界市場”的形成過程和“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過程中開啟的，是指向人類社會發展美好愿景的中國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構成了當今世界多元現代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現代性，是多元現代性最生動的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懷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求同存異的文明理念，強調發展多元現代性的自主選擇權、平等發展權；同時又尊重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和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還具有兼濟天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雄偉氣派，以“共商共建共享”思想引領多元現代性，強調要順應世界各國利益共生、命運與共的發展趨勢；堅持“并育而不相害”的多樣化現代化模式，必將推動人類走向協調發展、均衡發展和共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方案、中國規則與中國智慧，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未來發展趨勢，為未來全球多元現代性秩序的確立和統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積極發揮著對未來全球多元現代性的引領功能和導向功能，為人類解放道路的一與多、普遍與特殊提供著適宜性、示范性的現代性選擇。

總之，從大歷史觀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體現“兩個結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展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厚的歷史情結和人文關懷。正是基于對人類歷史的深刻分析、對現實世界的深刻洞察、對時代大勢的深刻把握，習近平主席創造性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有識之士譽為“中國為地球村提供的一把發展的鑰匙”“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唯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