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隊說考古|張學海：探索齊魯大地文明起源之謎_山東各地 _山東新聞_新聞

齊魯大地文化底蘊深厚，遍布全省的文化遺產就是極好的佐證。自國家1990年設立“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以來，山東省已有19次、共22個項目獲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全國獲此殊榮最多的省份之一。從去年8月至今年1月，本報人文齊魯版面推出“領隊說考古”專題報道，請十幾位歷屆獲得“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山東領隊揭開考古工作的神秘面紗，還原他們日夜守護的考古現場。在該報道收尾階段，本報專訪了著名考古學家張學海先生，聽他口述其艱難的考古歷程以及山東考古的發展脈絡。

張學海，1934年生于浙江溫州，196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原山東省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他是山東先秦考古的開拓者，齊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主持指導下，海岱區發現較多龍山文化城，率先啟動海岱史前城課題研究。他提出了國家誕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標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層級結構，標志國家誕生的一家之說。他從方法論高度總結了大遺址探掘方法，豐富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本方法。

我1961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山東省博物館從事文物考古工作，是山東文物部門的一名老兵。干考古要膽大心細，我上大學時就勤工儉學去挖東周墓葬，不覺得害怕，而是很興奮。

那時離我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不過三十來年，排除抗日、解放戰爭，考古學還非常年輕。那一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布，接著對其中的大型地下文物單位開展考古工作，像齊故城、魯故城，都要建立有保護范圍、有標志說明、有科學記錄檔案、有（專）人管理的“四有”制度。當時文化部文物局要求以鉆探為基礎，試掘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調查性發掘，作為輔助手段，通過這個摸清地下的文物分布情況。根據重要價值，劃出一般保護范圍，是一個大圈圈，大圈圈里面劃許多小圈圈，小圈圈就是重點保護范圍。

野外條件艱苦，但吃苦耐勞是考古人的基本素養。1964年，我們到臨淄齊故城進行四有勘探，剛到臨淄沒地方住，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找住處。好不容易在街上找到一個沒人住的舊鋪面，我們自己帶了行軍床，擺了兩排，一張挨著一張擠得滿滿的，中間留一個過道。后來我們搬到一個職工院里，五六人住一個房間。然而房前小院里養著羊，清晨四點左右就叫，根本沒辦法睡覺。差不多一年半之后，工作站建好，住宿問題才得以解決。

1965年，為了搞清楚齊故城城墻的保存情況，在三伏天本是休工的時候，我們便和一位萊陽的文物干部帶著探工下工地，冒著酷暑主動加班。天熱我們就趕早，五點起床簡單洗刷后，不吃早飯，五點半下工，上午十點回來吃早飯，那頓飯吃得真香。城墻沿著河岸而修，曲里拐彎，我們拿著車繩一段一段測量，就這樣我們用了差不多半個月把城墻長度算了出來。《臨淄齊故城》考古報告集中的城墻就是我們當時鉆探出來的。

齊故城

考古人遇到新發現，都會非常興奮。譬如1964年我們在齊故城突然發現了馬坑還有很多墓葬。不僅有貴族的墓地，還有邦墓（國民的墓地）。當時沒有很重要的考古發現，發現這樣的墓葬區是非常激動的。

發掘墓葬并沒有想象得那么神秘。1971年我在臨淄郎家莊，在齊故城外挖東周的墓，這個墓就在村邊，被破壞得很厲害。挖到下面發現，在槨室周圍有寬大的二層臺。我們很奇怪，怎么會有這么寬大的二層臺？后來發現，那里埋著26個陪葬的人，經鑒定都是女性。其中最小的才16歲，陪葬有瑪瑙、玉髓等材質制成的串珠，十分精美。后來我們發現這些人的身份應是墓主人的寵妻愛婢，和一般的殺殉還不一樣，殺殉的奴仆、侍衛都是埋在槨頂上面，骨架魁梧。這種埋葬形式和如此精美的隨葬品我們是第一次看到。

上世紀70年代，在曲阜魯故城發現了一處公墓區（國君的墓），我們挖了幾座大墓，其中有個墓主人身上鋪著一層玉璧，身下墊著一層玉璧。最大的一個玉璧直徑有32厘米多，可能是魯國的一位國君。魯故城是國都，一般很少能想到那里還有一個公墓區，此外還有邦墓區。邦墓區是國民墓區，埋了很多家族墓葬，又分為兩種，靠西邊的是殷人的墓，另一種是周人的墓，他們分開埋葬。這是很重要的發現，說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住在魯故城中，但他們分區住，這和過去認為的統治者住在都城，被統治者住在邑城的觀點是不一致的，這一發現糾正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課題，對周代社會歷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通過魯故城公墓，再反過來看齊故城的貴族墓葬發現也是個公墓。

1984年，成都考古會后《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起草團隊在四川考察，前排左一張學海（網絡圖）

考古經過這么多年發展，科技也逐漸融入其中，但有些基本的工具和方法是無法取代的。曾經我的北大同學編寫一本紀念冊，讓每位同學在上面寫幾句話。我寫的就是“手鏟探鏟釋天書”。

我自己有一個手鏟，是上世紀90年代初發掘城子崖遺址時，當地的文物干部給我定做的，我很喜歡，盡管有二十多年沒有下工地了，但現在依然保留著。手鏟是考古人隨手用的工具，經過長期的實踐，樣子越來越統一。盡管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手鏟依然不可替代。為什么？如果沒有手鏟，我們就沒辦法挖探方探溝，我們要刮平面、剖面，清理遺跡，總不能用鋤頭去刮、去清理吧。

我們用的探鏟又叫洛陽鏟，它起源于洛陽，是當地盜墓的工具，這個工具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應用到考古工作中，是中國考古很有特色的一種工具。價格也很便宜，十來塊錢一把，對我們考古是一本萬利的東西。半圓形鋼質的鏟頭，套上木桿長度可達兩米，如果再加竹竿能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還沒打到底，竿上拴繩，利用自由落體原理，還能往下打十幾米。

1964年我在齊故城搞“四有”勘探時專門學過探鏟，當時河北派來的一名鉆探技工叫馬尚柱，幫我培訓探工。我跟他學了半個月。他人非常好，解放前曾盜過墓，鉆探技術很高。

只用探鏟，幾天時間就能掌握二三十萬平方米遺址的整體情況。在勘探齊故城時，一開始我們沒經驗，面對那么大的遺址，不知道是單一的文化遺址，還是多文化疊壓的遺址。不知道究竟面積有多大，里面有什么重要東西。我們感覺就像“老虎吃天沒法下嘴”一樣。

經過長期四有勘探實踐，我對探鏟及大遺址勘探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到勘探魯故城時，已胸有成竹。魯故城面積10.5平方公里，實際鉆探只用了十個月就摸清了大體情況。

我們首先在遺址上拉正方形方格網，面積為500米×500米，稱為大區。又把大區分成25個100米×100米的操作區，稱為小區，一個個小區進行鉆探。探工每組六個人，組長進行記錄。每隔十米一個探孔，一個操作小區是十排一百個探孔。探孔全部標在米厘格紙上，探孔的地層就記錄在探孔旁邊。

利用先秦大遺址四有勘探的方法和原理，了解一般聚落遺址的大體情況只需要幾天。這樣做不用花許多錢，只要有一些水平較高的探工就可以了，我們可以自己培養，到現在山東探工在全國考古界還是數一數二的。

還有辨土，并不是把幾條定律一堆的事，里面的學問深著呢。發掘城子崖遺址時，挖出的夯土一開始連大專家都不認為是夯土，后來才確定，那確實是城墻。當時發現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墻還是很少的，城子崖的城墻是一面堆土一面打夯，有些地方是手拿著石頭砸，打夯的力量有時也不大，夯土不是很規整，一層一層的不整齊不容易辨認。

山東號稱齊魯禮儀之邦，是我國少數幾個最早開展考古發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考古學的一根重要支柱。除了齊故城、魯故城、薛故城等大遺址探掘，還必須提到的是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1931年秋城子崖遺址發掘

城子崖之所以被稱為“考古圣地”，是因為它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發掘。1928年，由山東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組成的山東古跡研究會發掘城子崖，發現了以黑陶為特征的黑陶文化，后來很快以龍山鎮命名為龍山文化。這一發現起到重大影響，動搖了當時幾乎已經成為定論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給予中國考古學，尤其是史前考古極其重大的影響，成為中國古史研究的一個轉折點。城子崖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的頭等大事。

還有一件事情，山東對中國考古貢獻很大。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考古已實行領隊負責制，可領隊水平總體不高，年輕領隊很欠缺。國家文物局就決定在山東舉辦考古領隊培訓班，委托我們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協助。培訓班在兗州辦了六期，后到鄭州辦了幾期，共培訓學員200多名。培訓班辦班非常嚴格，答辯考核不及格不通過，沒有領隊資格回單位后就不能當領隊。對于這件事我們山東全力以赴，這個培訓班的舉辦也改變了中國的考古狀況。

以前許多考古人愿意挖墓，因為有器物，研究瓶瓶罐罐，工作比較簡單。這個階段是比較低的一個階段。

到了上世紀80年代，考古學逐漸向重點研究社會的階段轉變。再發展，考古的重心轉向聚落考古轉變。

聚落的發展變化反映了社會的發展變化，系統開展聚落考古，是獲取社會發展變化信息的基本手段。墓葬只是聚落中的一項，不僅要單純看一墓一器，還要分析遺跡器物之間的關系，房址和窯址之間的關系。聚落考古是一個長期的發掘過程，一般不是三五年就能解決問題的，像城子崖起碼要發掘二三十年。

文明有許多不同的標準，我主張國家的誕生是文明起源的根本標志。因此要說明文明的發展過程，就要探索國家的誕生過程。

1987年，省文物局讓我們承擔了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山東普查。在普查中我發現，山東的這些周代重點文物區，比如齊故城、魯故城、薛故城、莒故城等地區是史前文化聚落集中的地區。說明這些地區都有一部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史。

于是，我便對山東的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文化的遺址進行了梳理。發現聚落分布形態經歷了從一兩個孤單分布，到三四個成組分布，再到五個以上成群分布的過程。這個過程應當反映了由獨立氏族到部落到國家的發展歷程。

從這一梳理中知道聚落群是在大汶口、龍山文化的聚落分布形態，但是聚落群有可能是從北辛文化之末產生的。我認為聚落群開始階段是部落，后來發展成國家，國家的標志是聚落群的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型層級結構。也就是中心聚落已成為“都”，少數中間聚落是都下的“邑”，絕大部分的小聚落是“聚”，也就是村落，關鍵是“都”的確認。“都邑聚”式金字塔型層級結構，最早出現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所以海岱區的國家誕生于距今5000年左右，現在看來很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二三百年的階段。海岱區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實際上也可以說中國是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