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村人存史，也為社會留痕——《許家村志》映照的歷史變遷_山東各地 _山東新聞_新聞

原標題：為村人存史，也為社會留痕——《許家村志》映照的歷史變遷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戶端

2020年10月20日上午部分村民合影。同年進行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許家村常住人口273人，其中15歲以下人口15人，60歲以上人口132人。

□ 本報記者盧昱

作為地方志的一種，村志可謂“一村之全史”。相比省志、縣志、鄉鎮志，村志包含大量歷史細節，生動真實地映照出時代變遷，具有特殊價值。

地處青島市轄區西南邊緣的海青鎮許家村，在當地有些年代的地圖上甚至難尋其名，但其發展變遷與國運大勢同頻共振。剛剛出版的《許家村志》，廣泛收集，博采眾議，審慎擇選，明示變化，被內行贊譽為“非歷史專業學者所做史書里態度最嚴謹的著作”。村史的啟示，與宏大敘事是一體兩面的共同體：這本厚實的村志，為村人存史，可尋根脈；也為社會留下細到絲縷的痕跡，對考察研究山東乃至中國的歷史脈動，不啻為珍貴的基層史料。

以人為中心寫好村莊故事，

書寫重點在村民

有專家認為，《許家村志》既是一部村史，也是一部社會學著作。談起謀篇思路，《許家村志》主編許衍剛說：“村莊是鄉村的基本單元，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村民是活動主體，村志的書寫重點在農戶、村民。”這本80萬字的志書以人為本，全面記述了社會變革大背景下，一村人口的繁衍遷徙和生產生活變遷。

《許家村志》的人口篇，不僅詳細記述人口繁衍、遷徙、壽命等統計數據，反映農村生育、婚姻、家庭等觀念變化，還對“闖關東”人口、進城人口、出嫁人口、死亡人口分別統計，并對家庭規模變化、老齡化、人口外流等定量分析。一個普通村莊的人口變化，映照出一幅跌宕起伏的社會進程曲線圖。

自新中國成立，許家村人口經歷了“增加—減少—再增加—持續減少”的過程：1949年全村約500人，此后10年增加到680人左右，增長約36%；20世紀60年代初期發生災荒，“闖關東”人口增多，全村人口減少到560多人；1964年后經濟好轉，人口再度增加，至1978年戶籍人口數量達到高峰，共704人；改革開放后，村內相繼出現遣返人員回城、單職工家屬進城、大中專院校錄取學生增多、進城務工創業、老年人隨子女進城居住等多種遷出事項，村內人口持續減少，2016年與1982年相比減少198人，減幅為29.9%。

人們常說農村老齡化嚴重，《許家村志》定量分析顯示：2020年全村常住人口273人，年齡結構為：0-15歲人口15人，16-59歲人口126人，60-79歲人口108人，80歲及以上人口24人。60歲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總數的48%。這筆賬把農村老齡化狀況清楚地呈現出來。

《許家村志》還算出另一筆賬：1983—1992年全村戶籍人口亡故52人，平均壽命64.71歲；1993—2002年亡故54人，平均壽命70歲；2003—2012年亡故42人，平均壽命75.43歲；2013—2016年亡故20人，平均壽命80.7歲。30余年間亡故人口平均壽命延長15.99歲。這說明老齡人口增加，與生活水平提高和社會保障條件改善也有很大關系。

與農村老齡化息息相關的是村莊人口的大量遷出。《許家村志》對此有詳細統計，1985年—2003年，幾乎每年遷出人口都是兩位數，其中1985年最多，遷出32人。到2004年，遷出減至8人。2013年—2016年每年遷出1人。從在冊戶籍看，遷出人口數量減少，而實際情況是村民離村進城的腳步并未停止，“遠走高飛”仍是年輕人的夢想追求，但他們都選擇保留村籍戶口。因為，國家政策已調整，農村有房屋，有承包土地，農村戶口“吃香”了。

農民進城、城鄉互動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壯麗景觀，落到許家村則更具體生動。2016年底統計，許家村常住戶有114戶370人。基本不在村里居住或當年累計住村不足3個月的有48戶94人，分別約占總戶數的29.6%、總戶籍人口的20.3%。他們有的在城區務工經商、買房定居，有的被子女接到城里養老，有的農閑在城里帶孫、農忙回村收種，往來于城鄉之間，過起候鳥式生活。

宏大處著眼，細微處用功

大政行天下，實效看基層。村志作為一村的百科全書，不能回避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等重大事項，因為每一次變革都與村民的命運、利益息息相關。《許家村志》記載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大事件在村里的實施過程和落地效果，留存了大量歷史細節。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以一號文件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同年11月，膠南縣部署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春雷回蕩在天地間，“大包干”在許家村落地。近40年過去了，當時生產隊的集體財產是怎樣處置的？已經很少有人能說清楚。編纂人員找出1983年許家村各生產隊的“往來賬”——這也是生產隊最后的賬本，查到集體財產處置的詳細記錄，摘錄二隊兩戶社員分物折款情況入志：

許衍柏，分牲口攤款每人13.89元，共55.56元；分農具攤款每人1.39元，共5.56元；分大缸1個2元，木頭、折子0.1元，共2.1元。合計63.22元。

許家蒼，分牲口攤款每人13.37元，共53.48元；分農具攤款每人1.34元，共5.35元；分噴粉器1個、氨水桶1個2元，折子0.1元，共2.1元；沖4月26號、27號單據分牛補款5.35元；余款55.58元。

對賬上記載的“分牛補款”，編者不解，請教當時的小隊會計，并在村志中加上說明：各生產隊飼養的牲口只有十幾頭，采取幾戶搿伙分得1頭的辦法，因為每頭牲口折款數額不同，“分牛補款”是對分得低價牲口各戶的補償。

許衍剛認為，村志編纂宜細不宜粗，應從宏大處著眼，細微處用功。不同時期鄉村的許多細節，不僅承載著鄉愁記憶，也是歷史印跡，是社會發展各階段的佐證。這部村志的編者在遵循地方志編纂規范的同時，調動各方面的知識積累，運用多種方法挖掘、記載村莊細節，形成鮮明特色。

以圖證史。古志中的圖經、圖志、圖記，以圖為主，也是地圖與說明文字的合稱。圖文互補是志書編纂的常用方法。《許家村志》共有圖片526幅，除了場景、實物、人物照片，也有不少示意圖、寫實圖，圖文并重。主編介紹，講求視覺藝術效果，是《許家村志》的編排要點之一。但大量圖片穿插于志書，不能只為美化，更要起到證史作用。這部村志的各種示意圖都是用心設計、反復修改的，精益求精，力求達到“一圖勝千言”的效果。《許家村人在東北居住地示意圖》，直觀反映出許家村“闖關東”人數眾多、居住面廣的特點，也把在東北的許家村后人與祖籍聯系起來。不同時期的村民住房平面圖、效果圖，則把農村居住條件的變化形象地展示出來。書中各種場景、實物照片不是隨意堆積羅列，而是精心挑選編排，每幅圖片必須具有史料價值。如不同年代的結婚證，生活困難時期的草鞋，1968年的山東省布票，1984年的土地承包管理使用證，2016年的股份經濟合作社股權證，2017年貼在新式鍋臺后墻瓷磚上的灶王爺畫像……都無聲地見證著歷史。

以表輔文。《許家村志》隨文插入大量統計表格，多數表格專為對比而設計，有的列數據，有的擺事物，編者想要傳遞的信息一目了然。1966年與2016年“許家村家庭規模分類對比表”顯示，時隔50年，村里1口之家由10戶增至23戶，2口之家由7戶增至50戶，3口之家由16戶增至38戶，4口之家由16戶增至33戶，5口之家由22戶減為15戶，6口之家由26戶減為2戶，7口之家由18戶減為0戶，反映出農村家庭規模變小的過程。“停止或減少種植的作物統計表”顯示，從前許家村曾經種植糧食作物、經濟作物20余種，1965年后從廣種薄收到“以糧為綱”，再到集約種植，目前集中種植小麥、玉米、花生三大作物，其他作物多數停止種植，有的零星種植。其他諸如“生產工具使用年代統計表”、不同年份“主要作物種植收入支出約計表”“辦飯器具用品使用年代統計表”“建房用材更新年代統計表”“村民服飾變化年代統計表”等，更是將農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列舉出來，在對比中增加了說服力，為研究農村農業留下更多歷史細節。

以“附記”擴展背景。有些很有價值的事項，村志正篇不能展開敘述，《許家村志》專設“附記”，予以詳述，擴充了信息量。如《地瓜當主糧的年代》，記述自清乾隆年間到20世紀70年代地瓜引種栽培的歷史，切曬地瓜干等勞作過程，以及地瓜不再當主糧的原因；《當年大隊氨水池》，記述農業技術進步中“捏鼻子施肥”的特殊階段；《割麥打場脫層皮》，記述生產隊時期小麥收割、脫粒的艱辛；《推磨?碓辦飯忙》，記述從前農村糧食加工方法和婦女們家務勞動的繁重；《曾經人人披蓑衣》，記述村里已經失傳的蓑衣編結方法。《許家村志》共有附記21篇，留存了許多鄉土記憶，也增強了可讀性。

村莊的開枝散葉：

村人“闖外”主要兩條路

無論村莊規模、歷史淵源還是當代業績，許家村都無顯赫之處。許家村與成千上萬齊魯村落一樣，一方土地，一片農房，養育十幾代人生生不息。凡俗世象背后是輩輩繼承的精神血脈，激勵村人為實現夢想百折不撓、奮斗不息。

新中國成立后的70多年間，許家村人口不斷繁衍，但常住戶數變化不大，多數年份都在150戶左右，原因是“闖外”遷出人口多。梳理《許家村志》的浩繁記載，許家村人“闖外”主要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闖關東”。起因是人口增加，生產條件落后，有限的土地不能解決飽暖，窮則思變。每逢嚴重災荒或社會動蕩，更會有大量村民“闖關東”。清末民初“闖關東”的許家村人都是男勞力，他們徒步2000公里遷往吉林省延邊，開荒種地。勞作幾年，省吃儉用積攢一些錢財，回歸故里蓋屋娶妻，改變家境。路途遙遠往返不易，在東北定居的許家村人逐漸增加，到1937年前后，全村累計“闖關東”的男性達215人之多，幾乎家家都有“關東客”。吉林延邊早年有延吉崗地名，聚居那里的許家村人多了，被稱為許家崗。后來黑龍江省雞西市也有了許家大院。這些許家村人開枝散葉，逐步擴散到延吉、雞西等地的更多村莊。

舊社會許家村人“闖關東”的歷史，是尋求擺脫貧困之路的遷徙史，也是艱難生存的血汗史，“死逼梁山下關東”的俗語至今掛在村民嘴邊。村志記載，民國時期許立世從延吉回老家接家眷，用木制獨輪車推著懷孕的妻子走了3個月。途中妻子臨產，住進一家叫作“興隆店”的旅棧生下一子，遂給孩子起小名為“興隆”。許秉酉、許秉業、許秉海、許秉竹兄弟4人，四弟留守許家村娶妻生子，3個哥哥“闖關東”，都是終生打光棍。老大、老二卒于延吉，老三帶著二哥遺骨和兄弟們積攢的微薄財富返回家鄉，與四弟一起置地持家，才算過上安穩日子。1932年版《海曲許氏譜系》記載的許家村男性，名下加注“游外”“無考”者多達141位，多半是“闖關東”失聯。

從清末民初到20世紀70年代，從許家村遷往東北地區的人口累計900人以上。估算他們在東北繁衍人口數量，早已超過許家村村內繁衍人數。一個平常小村的繁衍遷徙現象，反映出民族的韌性，以及人口與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關系，豐富、深化著人們對區域生命歷程的認識。

另一條路是求學外出。《許家村志》單列辦學育人篇，以較多筆墨記述本村辦學歷程及求學外出村人足跡。許家村人雖身居僻壤但矢志向學，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就創辦開明小學，1931年開辦新式小學。新中國成立前，省內諸城、青州、泰安、濟南，省外北京、保定、奉天、萬州等地，都曾留下許家村人的求學足跡。1949年辦完全高級小學，1967年辦聯中，1975年辦高中，許家村都是爭先恐后，要人有人，要地出地，不打折扣。慷慨辦學，代代接力，使許家村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莊子”。早在清代，許家村就出過7位太學生、監生，1位獎勵舉人。民國時期又有6人畢業于北平、濟南的高等院校，其中4人就讀于中國大學。新中國成立至1965年，全公社73個自然村共考出大學生20多名，許家村占8名。2016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城鄉人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全國為68.68%，山東省為68.98%，而許家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達到75%。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2018年，全村累計198人考入大學或中專學校，畢業后分別在20多個城市就業。僅在青島西海岸新區機關駐地的許家村人就繁衍到103戶295人，分別相當于村內戶數、村籍人口的63%。

這一系列數據背后，是一個個家庭為改變子孫后代的命運奮斗不止的故事。受崇德尚文、耕讀傳家村風影響，富裕人家最看重的不是擴建宅院，而是送子弟進城讀書，不富裕的家庭也信奉“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古訓，千方百計保孩子上學。20世紀60年代初生活困難，女生許傳清初中畢業考上師范學校，家里卻揭不開鍋，不識字的小腳母親萬般無奈，就利用冬春農閑外出要飯度饑荒，堅持讓女兒讀完師范，當上教師。許衍頤的兒子許家林考上中學，家里籌錢無門，就把三代人棲身的五間老屋拆掉兩間，賣掉梁檁換成錢，供應兒子讀完高中，大學畢業后參加工作。

書越讀越多，路越走越寬。進入21世紀，許家村絕大多數家庭實現了讓子孫離土進城安居興業的夢想，家家戶戶“城里有人”。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出現了。2015年下半年，有近百年歷史的許家村小學停辦，主因是生源不足。這所小學在校學生規模2003年達到高峰，之后每年一年級新招學生數量都少于六年級畢業人數，遞減幅度逐年擴大。2014年全學區15個村莊適齡入學兒童只有8人，校方調查結果：幾年內各村學齡兒童將持續減少，生源難以為繼，學校只好停招新生，與鎮中心小學合并。《許家村志》補錄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村常住人口減少到273人，僅占戶籍人口的60%。

時代發展、社會進步，豐衣足食、老有所養、幼有所教、弱有所扶等理想在許家村一步步變成現實。閱讀《許家村志》的平實記述，讀者可以感受許家村人發自內心的喜悅，也會產生新的思考：在農村常住人口持續減少且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新常態下，怎樣走好農村振興之路？這一重要課題，有待繼續探索和創新實踐。

誠如《許家村志》主編所言：故鄉是一本寫不完的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