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清代山東的縣衙和縣令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清代山東的縣衙和縣令

來源：齊魯晚報

在清代山東有多少縣衙呢?清代山東共設十府96縣,全省就有96座縣衙,縣令們就是在縣衙里施令行政的。

□劉永加

清代縣級行政區劃

“山東”這一名稱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那時,關中的秦人稱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為山東,他們也會把秦以外六國領土稱為山東。到了唐朝,太行山以東的黃河流域廣大地區被稱作山東,唐代末年就有人以山東專指齊魯之地了。金代設置了山東東、西二路,這時山東才真正成為政區名稱。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正式設置了山東省。明代仍設置山東行中書省,駐地為益都,后又改稱山東承宣布政司。

縣級行政機構出現在秦統一六國后,當時秦始皇在全國推行了郡縣制,縣作為行政區劃開始在山東出現。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到了清代,山東縣級區劃政權已經發展得很完善了。

據《清史稿·地理志》記載,清代山東全省轄有濟南、東昌、泰安、武定、兗州、沂州、曹州、登州、萊州、青州10個府和臨清、濟寧、膠州3個直隸州,下設8個散州和96個縣。具體如下:

濟南府下轄,德州和歷城、章邱、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陵縣、德平、平原等縣；東昌府下轄,臨清州、高唐州和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縣、清平、冠縣、館陶、邱縣、恩縣、夏津、武城等縣；泰安府下轄,東平州和泰安、肥城、新泰、萊蕪、東阿、平陰等縣；武定府下轄,濱州和惠民、青城、陽信、海豐、樂陵、商河、利津、沾化、蒲臺等縣；兗州府下轄,濟寧州和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嘉祥、汶上、陽谷、壽張等縣；沂州府下轄,莒州和蘭山、郯城、費縣、蒙陰、沂水、日照等縣；曹州府下轄,濮州和菏澤、單縣、城武、鉅野、鄆城、曹縣、定陶、范縣、觀城、朝城等縣；登州府下轄,寧海州和蓬萊、黃縣、福山、棲霞、招遠、萊陽、文登、海陽、榮成等縣；萊州府下轄,平度州、膠州和掖縣、濰縣、昌邑、高密、即墨等縣；青州府下轄,益都、臨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昌樂、臨朐、安邱、諸城、博山等縣。

縣級是古代政治體系中的基層政權組織形式,對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其長官為知縣,“凡一州縣之政令、賦役、訴訟、文教、農事諸項,皆親自辦理,故有‘親民之官’之稱。”知縣行政辦案的地方就稱為縣衙,清代山東有96個縣,自然就有96個“縣衙大院”。

山東遺存知名縣衙

縣衙起始于秦代設立郡縣制,稱“縣治”,到明代稱“公署”,清代也稱“衙署”。對縣級行政機構設置縣衙,古人有明確的定義。明代的武英在《重建(余杭縣)琴堂記》中說:“國家開設縣治,必首建廳堂,為聽政之所。”這里所說的“廳堂”,指的是縣衙中的“大堂”。大堂為“聽政之所”或“行政臨民之所”,是因為縣令辦案及執行政務大都在此進行,所以古時會以大堂來代稱縣衙。但是,縣衙除大堂之外,還有后堂、花廳、簽押房、幕廳、六房、三班、監獄以及大門、儀門、宅門等,這一系列建置,才構成了通常所說的縣衙。

其中大堂是正廳,面闊三開間或五開間,是衙署內最為高大的建筑。這是縣令升堂理事的所在,所以又稱為“治堂”。大堂之左置有大鼓,縣官升坐大堂則鳴鼓。大堂后邊就是“宅門”,將衙署分為“外衙”和“內衙”兩大區域。內衙不僅包括知縣辦公的“二堂”,還有知縣的住宅“三堂”。在清代,縣衙門的建置格局較前朝雖有所變化,但基本一致,且全國各縣衙門在格局與體制上大體都相同,山東也不例外。

如今山東遺存的清代縣衙建筑已經屈指可數,其中比較知名的有臨淄縣衙大門和大堂,滕縣縣衙現在也只剩個大堂了,曲阜縣衙僅存二堂。全省唯一能夠看到大堂、二堂和三堂的老縣衙當數即墨縣衙了。即墨古縣衙,位于青島市即墨區中山街東端路北立法街29號。據記載,隋開皇十六年(596年)即墨遷城立衙,元代至正年間進行過重建,明清兩代先后進行了十余次修葺和擴建,逐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縣衙建筑群。

即墨縣衙一堂,即正堂,或稱“大堂”和“公堂”,是訴訟、審訊的場所。正堂為三建三進式建筑,東西兩側開耳房門,屏風后開門通二堂。后來經過維修,堂內恢復了舊時裝配,二進上方懸掛“明鏡高懸”與“忠愛”橫匾,其兩側略低,懸掛“清正廉潔”與“執法如山”橫匾；“正大光明”匾下安置案桌,執事、堂鼓等列排案桌前兩側壁下。正堂后面是二堂,配兩廂。二堂還叫“印堂”“鳴琴”或“致遠”,是議事辦公和會客的處所。二堂后為三堂,也配了兩廂,是縣令與眷屬的內宅寢室。現在即墨縣衙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縣衙里的人與事

清代縣級衙門首要官員一般有知縣、縣丞、典史三職。知縣總攬一縣之政,秩七品；縣丞分理糧務、水利、交通等,秩正八品；典史專司緝捕盜賊和監獄事項,秩從八品。此外縣里還設有教諭、訓導各一名,負責教學和文廟祭祀,秩正八品。

縣衙內的設置有六房三班,六房分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與朝廷六部對口。六房的職責是任免官吏、升降、考課、調動等事項。其中戶房職責是掌管土地、戶口、漕運、救荒、田賦、派捐等財政收支事項；禮房職責是掌管學校,貢舉和風化教育、宗教以及接待賓客事項；兵房職責是掌管兵器、驛站、郵傳、關禁等事項；刑房職責是掌管法律、刑獄；工房職責是掌管屯出、水利、交通、營繕、工匠等事項。三班為皂班、快班、捕班,其職責是,皂班,掌看守牢獄；快班又稱壯班,掌傳遞召喚；捕班,掌偵查破案緝拿,各班人數不一,少則十余人,多則近百人。

縣衙里具體辦事的小吏被稱為胥吏,雖不是正式官員,卻負責維持衙門的運轉。他們熟悉當地語言,對民俗民風、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時,他們對各種規章制度、案例條文和政務內容都很清楚,因此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十分普遍。貪圖錢財、徇私枉法、誣良為盜,是當時胥吏表現突出的一個腐敗現象。

對此,乾隆年間曾任萊州知府的清代名臣張船山就敢于管理與整治,懲治了一批利用辦案侵害百姓利益、徇私枉法的害群之馬。其中,萊州府下屬的昌邑縣有一個叫唐如松的胥吏,貪污受賄成性,他膽大妄為收受賄賂徇私枉法案發,張船山判打唐如松八十大板,發配到兩千里外。掖縣有個書吏叫程耀堂,是個著名的酷吏,案發后張船山判道:“審得掖縣工房書吏程耀堂,倚仗官勢,狐假虎威,橫行閭里,無惡不作。該縣令史炳文昏庸糊涂、貪墨酷虐,一聞報告即逮捕許靖康(當地一平民)到案,不問根由、不詢原委,一言不合,即用大刑。史縣令之荒謬狂妄,實堪痛恨。如此草菅人命,萬非一革所可了得。應詳請奏革后,再發交后任按律審斷。胥吏程耀堂,索詐不遂,誣良作盜,應即斬決,以快人心。許靖康情有可憫,應即開釋。此判。”

張船山對于縣衙里腐敗的胥吏、書吏等人的懲處,有效凈化了縣衙里的風氣。

清代山東著名縣令

清代山東96座縣衙里出了不少著名的縣令,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江蘇興化人鄭板橋了。

清代乾隆七年(1742年)鄭板橋上任濰縣知縣后,對一些積弊一律整改,并宣布:“不準貪贓枉法,魚肉百姓,違者嚴加查處,決不留情。”對于前任留下的大量積案,不論是富商豪紳還是官場老吏,鄭板橋一律秉公執法,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將積案一一判明,嚴懲了一些平日橫行鄉里的惡霸,當地百姓一致稱頌鄭板橋剛正廉明、明察秋毫,正如他寫的那樣:“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陜西武功人張玉樹由山東清平知縣調任嶧縣知縣。到任后,張玉樹仔細觀察身邊吏員的所作所為,凡有不端之舉者一概罷免,當地政風為之一變,地方志也記載“胥吏斂手不敢為非”。他主政嶧縣十年,創建學校、興修水利、設置義倉等,深受百姓愛戴。尤其是他將嶧縣的城墻、城樓加固修葺一新。時任兵部侍郎的陜西韓城人、狀元王杰專門為他撰寫了《嶧縣修城記》,鐫刻于碑立于城內。由于張玉樹治理有方,嶧縣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局面。

在清代山東縣令中,還有一位最為特殊的縣令,他在任僅僅七個月,卻留下了突出的政績,這就是乾隆年間,河南偃師人、博山縣知縣武億。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武億被授山東博山縣知縣。博山縣山多土瘠,產煤、石礬等礦藏,民多不務農,而以采礦為業。百姓用石炭、石礬燒做玻璃器皿,而官員多索取,前任知縣均以此饋贈上官,“浸以成俗”,百姓“供億繁多”。再者,博山縣原先不設驛站,于是出現了“按戶納錢,買馬以充郵遞,芻秣之費,民則供之”的情況。當地本來資源豐富,卻因為繁多的苛派,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地方官為了中飽私囊,視而不見。武億深知民之疾苦,上任不久便“手書其患,苦請除之”,終于將這些苛派“皆裁去”。

武億敢于為民做主,不屈服于權貴。博山縣有綠營兵駐扎,營弁多有不法。士卒張保曾為營弁搶民女為妾,武億聞訊后,立即派人將張保曾緝拿歸案。營弁請上官出來說情,武億堅決將張保曾繩之以法,“自是怫上官”。武億奉公守法、剛正廉明,但是因為屢次得罪上官,任官僅七個月,便被劾罷。“縣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余人,乞‘留我好官’”,卻無濟于事。

曾任山東布政使的孫星衍,是武億的好友,他對武億的遭遇曾有感慨:“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于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為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暴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潔耶?”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