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曾經名人薈萃的濟南七家村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曾經名人薈萃的濟南七家村

來源：齊魯晚報

濟南有個七家村,雖然關于其來歷的版本不同,但最早住在這里的都是文化人。擔任過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的于明信和一家人就曾住在這里,他的六個子女均學有所成,其中三女兒于若木1938年奔赴延安,新中國成立后進入科技戰線工作,她認識到國民身體素質不好,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就大力呼吁重視對營養知識的宣傳,并成為一名營養學家。

□許志杰

濟南七家村溯源

濟南有個七家村,關于來歷版本不同,一種說法是1917年春天,濟南東青龍街這一帶還是荒野農田,七位都是在濟南從事教育和藝術工作的人,看中了這個離市區不遠卻又僻靜的地方,商量著在此建房居住。經過一年的施工建設,幾個院落相繼建好,七戶人家陸續搬進來,形成一個有七家人居住的城外村,由于住進來的都是文化人,他們就起了一個“七家村”的名字。

還有一種說法是最早居住于此的人家是山東省立第一中學的高中歷史老師祁錫育,他通曉熟知濟南古今歷史。此地距老城墻東南角的“魁星樓”很近,又有虎嘯震耳的黑虎泉近在旁邊,祁錫育看中這塊風水寶地,聯合幾位好友開始于此筑家,三五載便形成規模。因首倡者是祁錫育,第一個住進來的也是祁家,“祁家村”由此而生。后來陸續有人家住進來,湊成七家,“祁家村”慢慢演變成了“七家村”。隨著時間推移,這里就不只七戶人家了,“祁家村”或“七家村”先入為主,便也一直往后延續著。

如今的“七家村”已不是一個村子的概念,而是一個有數棟居民住宅樓組成的,其中有一條丁字形的小街名字叫“七家村路”,有幾個院落則是標注“七家村”。“村”里很清靜,只是不知道百年過去,還有多少人知曉當時的安靜與風華。在“村”文化墻,有一塊“七家村的故事”掛壁,上書“七家村,1919年七位山東優級師范學堂教師初建住房后形成的,其中,田信卿、祁蘊璞、于明信、王俊千四人任職于山東第一師范學校,還有畫虎名家吳天墀、省立一師教師孫云臺。后來陸續有教育家王祝晨等搬來居住,村名初叫‘七家村’。后因戰爭等狀況搬遷”。其中的祁蘊璞應該就是祁錫育。而在“七家村路”北端修建的街心花園旁也有一塊立牌,介紹七家村路:“七家村路位于解放路街道中部,北起解放路,西止如意街。此處原是農田,據傳約在1925年有愛美中學周愛周、于旦復、吳天墀等七家居住于此,取名七家村,后來形成街道,沿用此名。”文中提到的于旦復應該是于明信。

在七家村居住的人家并不固定,說法不一,可以理解,這么多年過去,當事人恐已不多,難以對證。但于明信在此居住,且早于1920年是有根據的,其三女兒于若木的公開履歷,就是1919年“出生于山東省濟南市七家村”。于明信原籍臨淄縣葛家莊(今淄博市臨淄區),1882年生人,1910年任青州初級師范學校校長,1913年與同盟會會員劉冠三、王祝晨等人創辦濟南正誼中學。不久東渡日本,入讀早稻田大學,1916年學成歸國,任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五四時期與人創立“尚學會”,宣揚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9月,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大地震,于明信受山東省政府委派去日本賑濟災民并任山東省留日學生管理員。五年后回國,應聘撰修《齊河縣志》,任教曲阜師范和濟南齊魯中學。日軍占領濟南后,于1938年6月到北京,隱居北京西郊嵩祝庵,后潛回葛家莊,抗戰結束隱居濟南七家村,1948年病逝。

于明信夫人于張氏,同為臨淄人。二人婚后育有六個孩子,分別是長子于道泉、長女于式玉、次子于道源、次女于式金、三女于式轂(于陸華、于若木)、小女于式坤(于陸林)。六個子女均學有所成,長子于道泉齊魯大學畢業前夕在濟南為印度著名詩人、社會活動家泰戈爾做演講翻譯,之后跟隨泰戈爾去了北京,經著名學者胡適介紹進北京大學給著名漢學家剛和泰做課堂英文翻譯。又經著名國學家陳寅恪介紹,被傅斯年聘為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游學歐洲諸國數年,1949年歸國后成為著名藏學家。于式玉1924年隨父去日本,就讀早稻田音樂學院和奈良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回國任教燕京大學日本歷史課,1959年調四川師范學院任教授,1969年8月病故于成都。于道源在濟南讀完中學后,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抗戰時期任教于西南聯大,后投筆從戎,回老家搞地下工作,1948年犧牲。二女兒于式金,畢業于山東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留學日本奈良女高師,因身體不好,一直與父母同住。小女于式坤,生于濟南七家村,中學畢業跟隨三姐于式轂奔赴延安,入陜北公學和中央黨校學習。1949年籌建北京北海幼兒園,出任第一任園長。留學蘇聯回國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主任,1983年創辦中華社會大學,任校長。

七家村走出的營養學家于若木

于式轂是于明信三女兒,后改名于陸華,1938年奔赴延安后,自己改名于若木,取自《楚辭·離騷》中的“折若木以拂日兮,卿逍遙以相羊”。于若木的小學是濟南莪雅坊小學,這所小學創辦于1908年,是山東省最早創立的新式學堂之一。于若木小學畢業考取山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隨大哥和二哥轉學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抗戰開始后,于若木回濟南七家村短暫休整,與妹妹于陸林一起奔赴延安。 1937年秋,于若木帶著妹妹于陸林從濟南乘火車出發,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于初冬到達延安。姐妹倆被安排到陜北公學學習,第一堂課由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講學校的辦學宗旨、教學方法和學習計劃。初步學習后,于若木進入中央黨校繼續學業,之后又進馬列學院深造。結業時馬列學院對于若木作出鑒定:“為人忠厚坦白,組織觀念好,政治觀念強,對黨的問題了解。少批評人,但能接受別人的批評,并且能夠糾正錯誤,生活有規律,在學習上了解問題,平常看出能力還強,記憶力不錯,工作上細心負責,還有計劃。可做調查統計工作或婦女工作”,被評為“生產中的模范婦女”。

1938年于若木與陳云在延安結婚,當時延安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從于若木寫給在英國留學的大哥于道泉的一封信可見一斑:“你問我們要什么書籍,我們不需要什么書籍。我對你有這樣一個希望:希望你送給陳云同志一支鋼筆,因為他沒有。不過這個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條件下,就是你的債還完以后與寄回家里錢以后有剩余的時候(如果關稅太重或郵寄不便時也請勿寄)。”

新中國成立后,于若木進入科技戰線工作,1981年開始了新的工作,于若木在深入學校調查時發現大學生的身體狀況普遍不好。因為營養素攝入量不夠,大學里患肝炎的人多,因病休學的也多。于若木深知國民身體素質不好,就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于是她心中燃起了為提高國民體質做貢獻的愿望。她回憶說:“當我問津營養學的問題時,首先訪問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所的營養師,就教于營養學界的老前輩周啟源、金大勛、沈治平等老教授以及陳春明、陳孝曙、葛可佑等較年青一代的營養學家,從他們那里學到了一些最基本的初步的營養知識。他們都是我的啟蒙老師,他們還告訴我,國際上有關營養學的、飲食文化的新動向,使我豁然開朗,感到在營養學、飲食文化領域里有那么多的工作要開拓,意識到四個現代化之中不能沒有飲食的現代化。如果不重視營養學,不培養一支專業的營養師隊伍,不普及營養知識,食品工業落后,是會影響四個現代化進程的。”

經過大量實地調查,取得一手資料,于若木寫出了自己有關營養學的第一篇論文《營養——關系人民體質的大事》。文章分析了蛋白質在營養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中國提高蛋白質營養供給的途徑,提出了建設營養科技隊伍,開展營養普查,發展營養事業的對策等。

在農村調查研究時,于若木看見有的父母寧肯賣掉自己家養的雞下的蛋,去換成“滋補品”麥乳精喂孩子,結果使孩子越吃越瘦。她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說明了大家缺乏營養常識,對正常的食物營養和所謂的滋補品,缺乏正確辯證的科學認識。于是,于若木開始大力呼吁重視對營養知識的宣傳,通過宣傳以期引起包括營養學家在內的全中國人對營養常識的普及與重視。1986年新華社記者采訪于若木,根據她的營養學理論,首次提出了《營養指導:一項待擬的國策》,希望將營養指導上升到國策的高度。于若木在研究大量的資料后認為,實行學生營養餐已是世界潮流,這是解決學生營養不合理的有效途徑,中國也應在學生中推行營養餐制度,并提出“想辦法先在一些地方試點,做出樣板,取得經驗,才好推廣。”中國的學生營養餐由此而起,成為現今一項普及性很高的營養普惠政策,于若木為首倡第一人。

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到1992年全國城市中小學生營養提高明顯,但是農村學生攝入蛋白質不足,于是于若木又為農村孩子呼吁,增加大豆蛋白,其中八種必需氨基酸都具備,能很好地滿足人體的生理需要。中國是大豆之鄉,為此她提出“大豆行動計劃”。幾年之后,于若木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再次提出了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試行“牛奶進學校”,作為課間加餐的行動計劃,強調“牛奶給你健康、智慧和力量”“一杯牛奶強壯一個民族”。于若木針對可能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尤其是方興未艾的保健品,公共食堂(包括飯店)、食品加工企業等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種類與企業的管理提出有效監管辦法,被有關部門采納后,收到很好的監管效果。

于若木陸續出版了《于若木文集》《于若木論學生營養》《于若木與中國營養促進文集》等著作,她有關營養學的理論獨樹一幟,是一位學有見地,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和實地考察而得出第一手結論的實踐型、應用型營養學家。她的著作沒有高深難懂的理論數據與艱澀的詞藻,卻句句有思考、字字皆有據,被稱為老百姓自己的營養學家。2006年2月28日,走過了87年人生旅程的于若木,在北京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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