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百年前煙臺的“萬元宴”

來源：煙臺晚報

原標題：百年前煙臺的“萬元宴”

來源：煙臺晚報

郝祖濤 冷永超

煙臺故事

1911年7月間，港城煙臺發生了一起因席客筵間互罵用武導致聚會禮始亂終，繼而各界“和宴”泯怨的風波。

古今筵宴暢飲，酒酣之際由于言語失當或存有芥蒂引發的大小沖突并不鮮見。因何這個風波能引起社會和媒體的高度關注，緣由在于：一方面，風波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均是當年煙臺地面上響當當的名流：另一方面，就是各方為調和糾葛所組織“和宴”奢侈消費。

此事發生后，尚未見到本地報紙的消息，遠在一千公里之外的《漢口中西報》已以“一飯萬元之盛宴”為題予以了細致描寫報道，使人們在知曉整件風波來龍去脈的同時，也據此能夠間接了解到清末民國煙臺筵宴行業的繁盛程度和社會各類群體的消費狀況。

歡聚起沖突 和宴泯恩怨

據《漢口中西報》報道，1911年7月20日前的某晚，前煙臺商務會總理孫文山觀察、北洋候補道前直隸磁州知州劉權之觀察、前毓材學堂總辦何季雅別駕三人，在煙臺山下的中西大菜館開筵。這應是私交同好間的小聚餐。初起“酌花飛觴、醉月履寫”，賓主很是愜意。但交錯敬酒之后“因言語不和”，兩位觀察大起沖突，“始而互罵、繼而用武”，所在雅間“廣杏芳”內一時間“杯盤狼藉”，現場之狀可想而知。經多人勸說安撫，聚會不歡而散，各自“蹣跚而歸”。

報道中提及的孫文山，名曰溫，字文山，乃“寧海州之大富戶”，僅其創辦在朝陽街的“恒興德”絲行，資本就有幾十萬兩銀子，1911年到1912年曾任煙臺商務會總理；劉權之，名鳳鑣，字權之，是奇山所劉氏十八世劉懷奎的五子，被民間稱為“福山之大紳”的劉子琇是其胞兄，名麟瑞，字子琇，曾捐資嘉定知縣，創建廣東粵東水泥廠、印刷局，1911年調任江寧（南京）鹽道兼下關摯驗，清授榮祿大夫（從一品），并擔任過煙臺多個社會、實業組織要職，被譽為煙臺第一紳士。

兩位“富貴”人物之間的沖突發生后，“圈內”人士很快知曉。煙臺商務會多位商董出于調和之意，第二天即邀請包括劉子琇、劉權之、孫文山、何季雅等在內的“通街官商”，以子琇、權之“二公不日動身（赴外地）”為由，大擺筵席為二人踐行，觥籌交錯間，遂將孫、劉二人昨日糾葛之痕跡“輕輕抹煞”。席間意猶未盡，劉氏兄弟當場邀約現場來賓，翌日仍在原地設宴，“一位不得見卻”，回敬了諸位賓朋。

席設群仙園 一飯萬元金

這場“和宴”的舉辦地設在群仙茶園。這里是20世紀初煙臺三大戲（茶）院之一，位于今芝罘區區政府院內西配樓東段處，建成于1907年初，主要用作演出之地。如：1910年，周信芳在此演出過《定軍山》《陽平關》《烏龍院》等戲；1914年秋，享有“上海第一花旦”之譽的馮子和在此演出了新編外國戲《拿破侖》，開創煙臺京劇舞臺演出之先河。

清末創辦的群仙茶園并非單純經營演藝項目，也是當年煙埠屈指可數能夠舉辦“堂會戲”的場所，兼備大型演出、宴會、集會綜合功能。1912年8月21日，孫中山先生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邀請北上共商國是，乘坐“安平號”輪船早晨到達煙臺，英文報紙《北華捷報》8月24日報道稱，“孫逸仙博士在群仙茶園作了演講”，隨后“他訪問了外國領事館”。

8月27日，中國頗具影響力的報紙《申報》在所刊載的《孫中山蒞煙紀事》一文中寫到，“是日午前，同盟會分會暨社會黨分部在群仙茶園開歡迎大會，孫（中山）先生于十二鐘蒞會”。

正因為群仙茶園具有的這些綜合功能條件，加之新建不久、設施較新的優勢，所以煙臺商務會、劉氏兄弟組織的踐行宴、回敬宴均在此包場舉行，既設筵席歡酒，又“招集菊部”演戲助興，連續“依樣”熱鬧了兩天。事后合計，“共費去大洋九千七百余元”，按購買力推算，大致相當于現在的百萬元之巨。以標榜公正穩健、鼓吹社會改良的《漢口中西報》對此感嘆：“可謂海澨山陬之盛宴者矣。”

酒樓烹大菜 “小哥”送餐忙

舊時煙臺的戲（茶）院均在正面居中設置方形戲臺，兩旁是出將入相口。一樓看池中央設有八仙桌椅，兩側設有邊座。二樓看臺設有包廂，由圓木立柱支撐懸挑。比照同類檔次、座席的茶園，考慮到蒞臨者的身份地位，按看池每桌三客、包廂每間八客估算，應邀在群仙茶園參加孫、劉“和宴”的賓朋最少在200位左右，可以說是煙臺政商各界有頭臉的人物悉數到場了，其時“賓若云集、蹌蹌躋躋”，都十分恭敬“捧場”。

舊時的“堂會戲”分為全包堂會和分包堂會，其中“全包堂會”一般是唱整整一天，午前開戲直到深夜，午、晚兩餐各設筵席款待賓客。若夜間再招待一次點心，稱為“燈果”。這場“和宴”連續“整天”熱鬧，當屬全包堂會性質。而高達“萬元”的消費，并非“一飯”之資，應包括梨園戲份、茶園租金、筵席餐費等，若統稱為“飯費”實為概念誤導。正常“堂會戲”的餐飲消費，比重占一半左右，按兩天四餐匡算，出席者每人每餐的“飯費”約為6個大洋，這和舊志《煙臺概覽》“座客一席酒餐，動輒費十數金或數十金”的記載，基本是吻合的。民國年間，煙臺八人一桌的“魚翅席”也就8個大洋，據此看孫、劉“和宴”的宴請標準，用“奢侈”一詞形容當不為過。

群仙茶園場面寬大、視野開闊，具備接納承辦大型宴會的條件。但其主營業務畢竟是舞臺演出，日常為觀劇看戲“票友”提供些茶水、小食之類的服務那不在話下，而遇到此類正規筵席的肴饌供應，就無能為力了，只能由宴請方提前酌定菜館酒樓送餐。《漢口中西報》的報道并未提及餐供酒店和菜點名稱，僅用“水陸并陳、窮極奢華”來描述（“水陸”當指山珍海味）。盡管如此，仍可旁證解讀。

根據1987年5月編撰的《芝罘區商業志》綜述，1900年到1910年間煙臺飯館業有100余家，包括綜合性飯店、常餐性飯館、專業性食店、特營性酒店、流動性飯攤等，影響較大的有東順館、東海樓中西大菜間、海濱飯店、傅利飯店、源森樓雞素館、利順德飯店等，風味特色涵蓋中餐、西餐、日本料理以及中西餐兼營，其中不乏具備外賣送餐條件的店家。

時年煙臺流行的魯菜名饌品種很多，如清湯燕菜、白扒廣肚、紅燒裙邊、雞茸明骨、海參肘子、蔥燒海參、麻醬紫鮑、三絲干貝、紅燒哈士蟆、紅扒大排翅、酸辣烏魚蛋、侉燉加吉魚等，這些特色鮮明、烹飪功夫深厚的魯味大菜，無一不受到老饕們的偏愛。開筵事主預訂菜品后，接單店家廚師按點出菜，分裝在食盒里，如同現在的送外賣一樣，由跑堂伙計送餐到茶園、居所或指定地方。舊時的東順館，還專門為送餐“小哥”配備了自行車。

筵宴有名堂 多招饗賓客

煙臺開埠后，隨著港口、經貿、商業及其他行業的繁榮發展，人際交往、經濟交流、利益交織的市場導向，驅使各類“酒樓飯館林立市區”，各界相互應酬，筵會酬酢之風“堪稱盛興”。早在1920年，煙臺就有同時開筵600多人的大飯莊，為主承辦“迎官接招、喜喪事酒筵和各種酒席”的知名酒樓飯莊超過20余家，所設筵席和接待檔次頗受稱道。

清末民初年間，始于煙臺的“四一六”“四二八”“伴桌頭席”筵席規格已固定成型，套路風格沿用至今。這是舊時煙臺極為講究的常行宴請標準，其中的“四一六”即四冷葷、一大件、六個小碗；“四二八”系四冷葷、二大件、八個小碗；“伴桌頭席”則是四干果碟、四水果碟、八冷葷碟、兩大件、八個小碗，中間上兩道隔席點心，檔次高的“以翅席為上，海參席次之”。席間猜拳行令，還要招妓侑酒“方可盡歡”，一筵耗時往往四五個小時。

筵宴名店眾多，競爭必然激烈。各家為招攬顧客，可謂妙招頻出。比如融合創新、培育品牌，廣告宣介、自我推銷，預約訂餐、上門服務，“一賣”作價、透明消費，餐金花費、照賬付款，邀約琴師、奏曲助興，餐娛互助、合作營銷等。還有的不惜重金外聘名廚，引進開發新品，改善菜點結構，滿足賓客需求。如“新新飯店”特請北平高等技師“專司飪烹”，“德賓樓”招聘平津“各具特長”的超等廚師數人，而《漢口中西報》提及的孫文山、劉權之、何季雅三人聚宴的“中西大菜館（間）”，不僅聘請上海“頭頭等”廚師置辦番菜，而且邀約北平“超等廚師”精制南北大菜。即便預訂在群仙茶園之類場所消費的送餐筵席，店家也不是教條地固守傳統標準規格，而是依據送餐距離、菜肴火候、質色味形以及訂餐價位、賓客檔次、消費需求等，編排筵宴品種，調配燉、燜、燒、扒、燴、汆之類技法烹制的功夫菜，在服務好客戶的同時，努力維護店家的品牌聲譽。

詰責不進取 詬病高消費

煙臺人重禮講義，熱情好客。重大節日、婚喪喜事、商務應酬、人情往來，設筵歡聚已是常態。舊時不僅政商各界出手闊綽，就連民間的宴請也是相當豐盛的。根據資料描述，民國初年煙臺民間婚宴菜點的數量很多，“菜肴一盤盤地端上來”，有用燕窩、雞、魚、竹筍、松花蛋原料制作的，有濃湯、糖水百合、菊花湯、烤鴨、春卷、糖醋排骨和餃子。菜肴上到一半時，還有“加杏仁粉的八寶飯”。有時候數一數，“能有三十道菜”。這類喜宴應是富有大戶人家子女的結婚筵席，其豪華程度可見一斑。而對貧窮人家來說，這樣“一次大酒席的開支”，往往辛苦經年才能付得起。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后，煙臺工薪階層每月有四至八元大洋的收入，據高測算，煙臺商務會、劉氏兄弟為化解孫、劉糾葛舉辦“和宴”的花費，相當于100個普通職員一年的報酬。這是《漢口中西報》詬病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大批外國洋行設立之前，煙臺早期的民族工商業是比較繁榮的。在清道光年間，煙臺已成為南方商品輸入華北的重要轉運碼頭。1861年開埠后，隨著外商資本貨物的大量涌入，技術和資金水平并不占優勢的民族工商業無法與之分庭抗禮，在競爭中逐漸敗下陣來。1898年后，青島、大連、濟南等地接連開埠，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煙臺商業地位被青島所奪，大量商品進出口轉至青島、大連等地，煙臺商業一落千丈。此刻，煙埠商界人士正在想盡一切辦法，籌措資金，修建煙濰鐵路，力圖挽回煙臺商業衰落的窘迫。1909年年底，煙埠成立“山東商辦煙濰鐵路有限公司”，孫文山擔任招股公司的總經理。但苦于缺少資金等原因，煙濰鐵路一直沒有建成。

所以，《漢口中西報》在報道中寫道：“夫煙臺商業如此落寞，于挽回利權之道一毫不思研究，而于生活程度竟能若斯，進步欲不望，生計日蹙，安可得哉。”

清朝時期，按照清廷的制度和律令，官員是不能進入戲園和菜館的，并且官員一旦有犯，朝廷的處罰也是非常嚴厲的。但這件起始官員菜館用武、旋即通過戲院開筵歡娛圓滿和解之風波，正發生在辛亥革命時期，處于清朝覆滅和民國建立的“空檔期”。這種“巧合”使人們在“見證”百年前煙臺宴饗風尚的同時，帶來的也許是更多更深的思考。

參考資料：

1.《孫中山是否真的下榻過煙臺克利頓飯店？》，作者:魏春洋

2.民國版《煙臺概覽》，作者:劉精一

3.《快樂的一生》，原作：慕馬快樂(GladysMcMullanMurray)，翻譯：曲拯民

4.《漢口中西報》（1911年7月20日）

舊時“堂會戲”資料圖 文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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