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12月19日訊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政論專題片《筑夢之路》12月18日起，每天22:00在山東衛視播出。聚焦山東在改革開放40年里的滄桑巨變、滄桑漸變，與時代機遇相會相知的過程，《筑夢之路》通過風氣之先、變革之本、動力之魂、活力之源、時代之潮五個維度，全面展現改革開放40年來，山東開領風氣之先的創舉，以人民為中心的作為，創新創造的動力，人才活力的激發，以及在新時代的大潮中，重整行裝再出發的壯志豪情。

19日晚《筑夢之路》播出第二集《變革之本》。本集聚焦改革開放40年，山東在教育、住房、醫療、戶籍領域的重大改革，重點講述了桑新華曲折的77年高考故事，李鷹從筒子樓到寬敞大房子的住房變遷故事，農民王新民一家基本醫保實施前后的不同生活變化故事，以及宋光明20年間戶口從農村遷出遷入的故事。展現40年來，山東以人民為中心，在民生變革方面給人民帶來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教育改革 山東實現更高層次教育公平

對于桑新華來說，1977年，能夠參加高考，是人生命運的重大轉折點，而此前的三年里，她幾乎是在錯失上大學的痛苦中度過。

山東散文學會副會長桑新華1974年推薦加考試，成績和推薦情況都在公社名列第二名，最后錄取第十八名，她卻名落孫山，只因為她伯父做過小買賣，在汽車站賣花生和雞蛋。“就因為這點事，我就不能被錄取，我委屈得大哭啊，上天入地的找不著公平。”

公平，在1977年的冬天不期而至，中斷了11年的高考恢復。從此，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在這里交匯轉折。因此，1977年也成為“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這一年，山東80萬青年走進了高考考場。三年之后，農家子弟薛其坤也通過高考走出了沂蒙山區。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說：“原來在沂蒙山區，可能就當一輩子農民，到了縣城讀高中，在馬路上見到了以前在鄉下沒見到的穿著裙子的年輕女孩子，穿得這么漂亮，自己油然的羨慕，希望將來能娶到穿裙子的當妻子。”

高考讓薛其坤娶上了穿裙子的妻子，也是他成為量子物理領域國際專家的人生起點。然而，由于高等教育資源的限制，改革開放之后很長一段時期里，更多的人只能與大學擦肩而過。1977年的全國高考錄取率僅為5%，那個時期的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改革開放40年，山東的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山東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申培軒說：“到了2018年，山東省的高考錄取率超過了80%，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的轉變，是山東教育領域一種更高層次的教育公平。改革開放四十年，教育機會的公平，教育質量的公平，一直貫穿著教育改革發展的過程中，是我們的一條主線。”

費縣大田莊中學是費縣最偏遠的一所鄉鎮中學，支教教師李全美成了這所學校建校42年來第一位專業音樂老師。“我們城區學校的骨干老師基本上都要輪流到鄉村學校交流支教，第一堂課就感到了孩子們對音樂的渴望和激情，他們很投入，相對于城市孩子來說，他們缺少很多接受專業教育的機會。” 李全美說道。

張學訓老師在這里任教30余年，他靜靜地站在教室前聆聽孩子們的歌聲，在這歌聲里，他仿佛聽到了孩子們更美好的未來。張學訓說，以前學校只有幾排瓦房，上課的時候白天當教室，晚上當宿舍，老師和學生在里面住，自從城鄉教育均衡化以來，學校的各種設施都具備了。

大田莊中學的蛻變，是山東施行城鄉教育均衡化的一個縮影。新時期城鄉一體的教育變革，打破基礎教育的新城鄉二元格局，讓每個鄉村孩子都能接受更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這種變革不僅發生在大山深處，在離田莊中學千里之外的威海市區也在同步推進。

鯨園小學位于威海市中心，是一所百年老校，師資力量雄厚，曾經是威海市很多學生家長擇校的首選。然而正因為生源太多，鯨園小學一度成為威海市大班額教育“城市病”的典型學校。

從2013年開始，山東加大投入，改善城鎮學校辦學條件，從源頭上解決擇校熱和大班額等難題，當年，環翠區碼頭小學改建完成，昔日被學生家長唯恐躲避不及的老舊學校華麗變身，張紅華的兩個孩子先后到碼頭小學上學。

到2017年，山東全省基礎教育實現了義務教育的零擇校，基本消除了大班額問題，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山東教育科學院申培軒說道：“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40年的教育變革教就是讓每個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給他們不斷地撐起希望。”

從解決溫飽到公平教育，40年來，每一個中國人的希望正慢慢照進現實，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再微小個體的夢想也得以萌芽、成長，結出果實。

 從筒子樓到寬敞大房子 住房改革讓人民住有所居

1986年，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李鷹剛剛參加工作，住在筒子樓里的他最渴望的就是擁有一套大房子。“當時在山師連一個單間的房子都申請不到，那時候就是排隊，好不容易在1988年分到了一間屋，到96年孩子上學的時候，支了一個小床，一張大床加塊板子，整個屋就這么點，吃喝拉撒都在里邊，在走廊上蜂窩煤爐子做飯，洗澡在公共的廁所里或者是在盥洗室里，晚上大家規定個時間，比如說男同志是十點半到十一點，女同志十一點以后。”

筒子樓，一個已經離開中國城市居民很久的名詞，它把那個時代人們居住的尷尬和不堪留在了樓道的鍋碗瓢盆里。當時像李鷹一樣的多數城鎮居民，在人均不到5平米的狹小空間里，苦苦等待著一塊更大的棲息之所。

1987年，一場關于住房改革的試點在山東煙臺悄然啟動，拉開了中國住房改革的序幕。此時，一個住在筒子樓里的青年軍官聞訊趕去調查，寫下了報告文學《居者有其屋》。

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許晨說，“煙臺改革的第一步就砍向了低房租這個問題，叫提租發券，為什么呢？把房租從幾分錢一平方，提到了一塊兩毛八一平方，提高了好幾倍，人們不再爭大房子了，因為爭大房子要多付錢，房租一下子高了。”

提租，使得煙臺住房建設資金緊張的狀況得以緩解。1988年初夏，山東乃至全國的第一個商品房小區，煙臺民生小區開工建設。28幢樓，一幢樓一個建筑公司，同步開工，年底就全部竣工。

煙臺住房改革打響了全國房改的第一槍，一種“新住房制度”雛形破土而出。煙臺經驗開始推向全國。然而，煙臺房改的模式還并沒有真正實現住房緊張狀況的根本改變，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商品化住房和福利性分房雙軌并行的模式制約了住房市場化的步伐。

1998年，國家宣布停止實物福利分房，中國真正開始了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改革，從此，山東的住房建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1986年的9.15平方米達到了2016的37.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逐年提高。

家住青島康居公寓小區的孫秀娥是殘疾人。2007年，她成為青島市率先實施保障房租賃政策的第一批住戶。“以前沒房子住，后來有了這么好的政策，我有房子了，不管怎么說我有自己的家了，還是有個家好，要不搬個家也不容易。”

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初，山東提出建立適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應體系，從經濟適用房到廉租房，公租房，再到現在的保障性用房，山東一直在住房改革的道路上著力解決城市困難群眾的安居問題，讓他們在城市發展中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為民表示，“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要租售并舉，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租售并舉，要實現多主體的供給，多渠道的保障，讓全體人民實現住有所居的目的。”

20年間戶口從農村遷出到遷入 看山東戶籍變革演進之路

40年的住房改革，在有效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困境的同時，也有力推動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與住房緊密相聯的戶籍制度變革也在不斷地向縱深推進。2017年8月12日，劉曉平成為濟南市購房落戶新政的第一位受益者。

劉曉平1997年從內蒙來到濟南，戶口一直在老家，聽說買房子可以落戶，因為條件有限，就買了一個40平方的小房子，因為面積不夠一直落不上戶口，“孩子慢慢長大，牽扯到上學，可把我愁壞了，后來聽說濟南戶籍新政，房子不限面積就可以落戶，我就第一個跑去把戶口給落了。”劉曉平說道。

從100平方到90平方，再到沒有面積限制，濟南落戶政策里逐漸縮小的住房面積數字，折射的正是山東戶籍不斷變革的演進之路。

2004年，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戶籍制度改革率先在山東實施，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

山東社科院研究員崔樹義介紹說，統稱居民戶口保證了城鄉居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利，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而且倒逼與戶籍登記相關的二元政策改革、調整。隨之，以合法穩定住所為基本條件的小城市落戶全面放開。人們期待已久以人為本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國家層面的政策實施階段。

2012年10月1日，山東在全省范圍內正式實施居住證制度。在泰安打工的大慶農村青年趙振博成為山東第一批居住證的擁有者。

趙振博說，原來的時候戶口在外地，在當地辦理很多事項都受到限制，駕照不能考，也不能享受當地交保險，開公司也有限制。“辦理了居住證以后，首先駕照能考了，我開公司，包括現在辦理泰山登山證，都可以憑借著它作為先決條件，最主要的是我孩子入學，今年正好上小學，通過居住證可以享受同等學區就近入學的政策，在9月3號也順利入學了。”

居住證持有人已能夠享受接近居住地戶籍居民的服務和待遇，并逐步實現就地落戶。2014年，山東省除濟南、青島的市區外，隨著以“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為基本條件的落戶制度全面實施，橫亙在山東城鄉之間的獨木橋變成了康莊大道。

這一年，鄒城市的宋光明把戶口從鄒城市區遷回到老家后八村。而在20年前，他的父母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實現農轉非。

20年前，艱難遷出，20年后，自愿回遷。遷出、遷入體現的是基本實現的公民居住、遷徙自由權，其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不斷均等化以及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福利鴻溝的逐漸彌合，這其中就包括城鄉基本醫療保險。

基本醫保實施 幾千萬農村群眾有了醫療基本保障

2003年，孩子出生后兩次住院的經歷，讓德州市臨邑縣的王新民一家有了不一樣的感受。“沒想到孩子一出生就正好趕上合作醫療，當時是花了3000來塊錢，應該是給報銷了一多半吧。當時誰也不尋思老百姓能有那么好的政策，以前我媽病的時候，那時候我也干著買賣，條件還算可以，花得是傾家蕩產，俺兩口子就出去打工了。”

闊別了近20年的農村合作醫療以一種新的形態進入了王新民的生活，給山東幾千萬農村群眾帶來醫療的基本保障。

 “赤腳醫生”，是六七十年代農村合作醫療年代農村基層醫療的一個時代符號，那個行走在田間地頭的深棕色藥箱曾經溫暖了一代人記憶。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村經濟環境的變化，農村合作醫療失去依托，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逐步淡出農村舞臺，農村醫療保障進入長達20年的空檔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表示，“21世紀初，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農村表現更加突出。2002年，國家確定以國家出資為主，個人出資為輔，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一開始國家出資20塊錢，個人出資10塊錢，數量雖然不是很多，可是它表明國家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了。”

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山東全省鋪開。截至2007年，山東省已有超過90%的農民加入新農合，農村基本醫療保障步入了新時代。然而，相比于2007年開始實施的城鎮居民醫保，在繳費、報銷額度等方面，又形成新的基本醫保二元城鄉格局。打破城鄉差異，又成為山東基本醫保的新目標。2013年，東營市利津縣刁口鄉81歲的崔鳳同老人成為山東新居民醫保的第一批受益者。“我在13年住院的時候，報銷比例達到50%，原來孩子們住院的時候只能報到20%-30%，差距很大，形勢是越來越好，報的比例數越來越大，咱們農民都能承擔的起住院這塊。原來的時候甭想。”

2012年11月，東營市在全省率先進行了城鎮居民醫保與新農合的整合試點。2014年，山東成為全國第一個完全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的省份，完成了從“人人醫保”到“公平醫保”的轉變。

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這里收藏了一位山東農民的35本生活賬本，這些賬本記錄了一位普通農民從1982年到2017年近40年來家庭生活的點滴變化，賬本里家庭收支數字和內容的巨大變化，成為改革開放40年人民一步步走近美好生活的“國家記憶”。

作為這些賬本的主人，平度大澤山鎮農民劉元久表示，“這只是經濟增量的變化，就現在的情況來看，這幾年我們農民也給基礎養老金了，并且一年年在增加，醫療也有保障了，農村的環境衛生國家治理的也很有效。什么叫美好生活？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組成了美好生活。”

改革開放40年，是廣大人民群眾最有獲得感的40年。教育、住房、戶籍、醫療的變化，只是40年滄桑巨變、滄桑漸變的一個側面、一個縮影。回首來路、不忘初心，一切變革的力量都來自人民、依靠人民，一切變革的目標都是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在這條中國夢的追夢路上，縱使曲折艱難，但一切都在日臻向好、不斷完善。

[責任編輯：楊凡、楊本敬、崔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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