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作序！作家高洪雷最新力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出版發行_齊魯原創_山東新聞_新聞

齊魯網·閃電新聞6月12日訊從《另一半中國史》《大寫西域》《另一種文明》到《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我們的祖先：中華姓氏的故事》，作家高洪雷以其宏大的時空敘事、詳實的史料考證和細膩的文字描寫，每每引發文學界強烈關注和讀者的廣泛好評。

距離《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出版3年，近日，高洪雷最新力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再次給人帶來驚喜。這一次，作家一改往昔宏大史觀的敘事風格，而是從細微處著手，通過一個小人物的命運揭示出少為人知的大宋文明氣象。作家蔣勝男評價其“讓歷史變得更有趣味，又很見史學功底”。

新書上市，接受記者專訪的高洪雷依然沉浸在這次以小見大的歷史探微之中，自言是從事寫作以來最酣暢的一次。

一次機緣巧合的寫作

以宏觀歷史寫作為讀者熟知和喜愛的作家高洪雷，筆耕不輟，近年更是佳作頻出。繼《另一半中國史》《大寫西域》《另一種文明》《樓蘭啊，樓蘭》《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等口碑力作之后，又出新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在晴日的午后，一場圍繞“阿云案”及“大宋文明”的訪談就此展開。現場氣氛熱烈，正如當日熱而不燥的天氣。問者有備而來，悉心探求，答者知無不言，以其豐沛的學識和對文學的摯愛侃侃而談，一段因誤解而被遮蔽的“大宋文明史”，被重新解讀。

“2020年，我出版《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之后，蓬萊市授予我榮譽市民稱號，還贈送我一套光緒版《登州府志》。”高洪雷介紹道。遺憾的是，因為公務過于繁忙，他很久都沒有時間觸碰它。機緣巧合，時光進入2022年3月，因為疫情，高洪雷待在書房的時間充裕起來，終于可以抽出那套蒙塵兩載的志書品讀。“當我在書中看到登州知州許遵的名字時，腦袋仿佛受到了電擊。”高洪雷說。因為，他清楚地了解許遵與一起中國法制史上繞不過去的宋代兇案有關。品讀志書的這一發現，竟讓他和蓬萊的緣分得以繼續下去。“我始終認為，寫小說是需要靈感的。靈感來了，你必須一口氣寫完。”

于是，接下來，高洪雷用1個月的時間重現了許遵經手的這起兇案，并取名《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算是我這個榮譽市民，獻給蓬萊的又一本書。”高洪雷表示。

深得“微觀史學”之精髓

微觀史寫作，是近年國內寫作與出版的熱門。有別于波瀾壯闊的英雄事跡書寫，這類作品中，作家將筆觸對準在歷史上默默無聞的普通人，讓個體故事承載歷史進程，給讀者一種觸摸歷史的嶄新方式。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正是如此。

作家馬伯庸作序寫道，縱觀中國歷史，我們最經常看到的是帝王將相們的精彩生活，他們的生平與活動占據了史書絕大部分篇章。煌煌二十五史，也只有司馬遷想起來為刺客與游俠做幾篇列傳，“這本寫宋代的書，把視角放在了一個普通的登州平民女子阿云身上。以一場算不上曲折的兇殺案作主線，牽扯進了包括宋神宗、司馬光和王安石在內的大半帝國精英，生動地展現了北宋的法律與政治生態。我以為此書最為難得之處，正是以一個升斗小民的命運為核心，爬梳史料，抉微扼要，凝之則為阿云一人之生死，散之則見大宋之氣象，以小見大，自下而上，可謂深得‘微觀史學’之精髓。”

作家蔣勝男同樣評價，“通過宋代一個普通的刑事案，展示了宋代方方面面的制度以及新舊黨爭的過程，以小見大，層層推進，讓歷史變得更有趣味，又很見史學功底。”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中的主角阿云，是一名登州女性，年輕漂亮，有著山東女子的特質。然而，在母喪期間，卻被族長許配給相貌丑陋的農夫韋大。阿云聽后十分抗拒，但又不能違背族長意愿退婚。于是，她就趁著黑夜跑去韋大看護莊稼的棚子內刺殺他。過程中，韋大醒來，與阿云搏斗中被砍斷一指。韋大告到官府，官府很快查出兇手是阿云，阿云自首。

“其實，這就是一個殺人未遂的案件。但這個案件歷史上非常有名，學法律的人必定都知道。”高洪雷表示，許遵作為登州知州主審此案。他認為，阿云的情況特殊，罪不至死，于是上報朝廷，從輕發落。

關于此案，作家趙冬梅在《大宋之變，1063-1086》中也有過介紹。妻子謀殺丈夫，按宋朝法律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應當處斬刑。但許遵發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細節，即婚約處在阿云為母服喪期間。按照《宋刑統》，居喪嫁娶，屬于非法。許遵因此判定，阿云與阿大的婚姻關系無效。

令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未遂殺人案件，竟然因為刑法問題，引發司馬光、王安石甚至宋神宗的幾度關切，按馬伯庸的說法就是影響了“大半帝國精英”。

案件以小博大，作家駕輕就熟。“實話實說，這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感覺最順暢、寫作時間最短的一本書。”高洪雷笑談，自己有一種瓜熟蒂落的感覺，這種感覺從未有過，非常奇妙，非常愉快，非常通透，“最多的時候，一天能寫1萬字。”

至于原因，他覺得可能有兩個，一個是本書的敘事方式，“此前，我的書大都題材宏大，視角廣闊，屬于‘宏觀敘事’，宏大得有時都覺得難以駕馭。每一本書都要花費多年時間，如敘述中國55個少數民族的《另一半中國史》，寫了10年；描寫西域48國的《大寫西域》，寫了5年；全景展現陸上絲綢之路的《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寫了4年。”

就宏大敘事作品之繁復，高洪雷此前曾介紹過《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一書的準備經過。15座絲路古城歷史資料少之又少，首當其沖的工作是收集資料，不僅來自二十四史，還來自歐洲、西亞、中亞的大量史籍。第二個工作是梳理與鑒別，需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加以取舍和矯正，需要花時間進行梳理。第三個工作就是現場考察，盡己所能進行實地考察與體驗，努力增加作品的現場感。

“而本書，一反此前的宏大敘事，屬于典型的‘微觀文學’，相當于管中窺豹、一葉知秋。通過一個年份、一個人物或一個事件去展現那個時代。就像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史景遷的《王氏之死》、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夏堅勇的《紹興十二年》等，莫不如此。”高洪雷說。

其次，則是創作體裁。在高洪雷看來，除了具有紀實特質，新作還采用了小說筆法，讓故事層層遞進，讓懸念連續不斷，與人物親密互動，以求不斷激發讀者的閱讀沖動。“正因為是微觀文學，所以駕馭起來相對從容；正因為用小說筆法，所以書寫起來才比較順暢。”

雖然寫起來汪洋恣肆，但高洪雷也很清楚，必須恰當處理好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歷史負責真實，文學負責有趣。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一直是我創作的一個指導原則”。

東方文藝復興時代

作為近年來為學者們津津樂道的熱點，宋史書籍頻頻現于讀者面前。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同樣以宋朝為背景，通過小人物的命運折射整個大宋王朝，被譽為“以一人之生死，見大宋之氣象”。

對此，高洪雷表示，真實的宋朝與許多人的固有印象有著極大的反差，“我們了解的宋朝，幾乎就是局促、黑暗、軟弱、屈辱的代名詞”，但是直到讀了“阿云案”，又通過對這個案件背后的一系列操作的研讀，徹底顛覆了他對宋朝的印象，最終促使他把“文明”的帽子戴到這個王朝頭上，并將其形容為“東方文藝復興時代”。他亦由此感悟到：軍事實力，并非一個國家文明與否的首要標準，文化才是；國土面積，并非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主要標志，經濟才是；皇帝威望，并非一個國家規范與否的衡量標準，法治才是。

此外，宋朝的特殊，不止于此。比如，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發明于宋；宋朝居民地位極為平等，被分為城鎮“坊郭戶”與鄉村“鄉村戶”；四大發明中有三項誕生于宋……這些均反映出宋朝的文化自信。

管中窺豹，得以見真正的宋朝，但高洪雷并不想原地做過多停留。談起下一步的創作，他表示或將新的筆觸對準唐朝，描寫這個中國古代最開放、包容和繁盛的朝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寫作已經完成，正在修改階段，預計將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未來我想寫一個唐朝的案件，目前還處在構思階段。”不過，他特別透露，目前正在創作寫給孩子們的一套新書，“書名叫《典籍里的中華文明》，一共六冊，涵蓋生活、制度、工程、科技等多個方面。”

文學人生是永恒的

忙于工作，處理各種事務，但高洪雷認為，在自己的多種人生中，文學人生是最長，也是最重要的。高洪雷還多次介紹自己三個8小時理論，“一天24小時，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另外8小時你會做什么？”他認為，人們之間的差別，可能就取決于另外這8小時。在他這里，這8小時奉獻給了寫作。

從宏觀史學到微觀史學，再到兒童文學創作，高洪雷一直在嘗試不同的題材和創作，帶給讀者不同的驚喜。談起兒童文學創作時，高洪雷表示，孩子們正處在普及知識階段，可以讀《另一半中國史》之類書籍，可以增加他們人生寬度，到了一定年齡后，進入青年、中年階段，需要增加人生厚度的時候，不妨讀一些帶有具體場景的故事，關注歷史的深度，“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把宋朝的法律徹底研究了一遍。所以，當你看了這本書，你會對宋朝的科舉史、文化史、政治史都有所了解。有些更偏向于理論的歷史書籍，我不建議普通讀者看。”

給孩子們寫“史”，高洪雷同樣有自己的見解。他強調，給孩子寫史，不能用成年人的視角創作，兒童文學要站到孩子們的角度，用孩子的思維思考和表達，“比如我寫故宮。故宮有9999間半房子，如果你想把這些房子住一遍，那么你從上學第一天開始住，你需要住到35歲才可以。”

給孩子寫“史”，為未來立“傳”，是作家的使命所系。“我每天睡覺時間只有6個小時，我不刷手機，起床后就直接進書房，開始寫東西。”也正因此，高洪雷才能不斷挑戰自我，不斷創造驚喜，在他看來，“職業人生是一個過程，文學人生則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