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是“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的遺孀，被譽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是“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曾和李政道一起，幫助中國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當初在美國部分大學的推薦信中，英文水平證明書中只要有李佩的簽名，都會得到認可。她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給博士生上課。81歲時創辦中關村大講壇，13年間僅記錄在案的講座活動就有近260次。93歲時，她還在組織小規模的專家教授研討會……她一生波瀾壯闊，堪稱傳奇。

李佩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的工作照（2000年后）

傳奇的開端

1938年初，20歲的李佩離開天津的家，與兩位女同學一起坐船南下到昆明的西南聯大讀書。李佩此行是不辭而別，但之前已在同學家里給自己的父母留了字條。這是她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可是做出這樣的決定并不容易。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李佩出身于書香門第，而她卻形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舊社會的人”。李佩的祖父是江蘇鎮江的小商人，祖父把希望寄托到她的父親李保齡身上，李保齡不負所望，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后來又公費去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礦冶，學成回國后在開灤煤礦做礦冶工程師，還把家搬到了北京。

1918年，李佩在北京出生，她是家中長女，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李保齡對兒女們很疼愛，不過，他雖然留學多年，思想卻依舊封建。李佩曾回憶說：“表現在我們家里，第一，如果最后一個孩子不是男孩，家庭人口數可能還要增加，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古老傳統；第二，家里的男女界限是很嚴格的，女孩子不能上大學，這就是為什么我小時候的反抗力就那么大的原因。”所幸母親支持女兒念書，她雖然是沒讀過太多書的家庭婦女，但卻認為“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要不然出去會受欺負”。在家庭內部的抗爭與妥協之后，李佩終于如愿以償地進了學校。

李家對子女管教很嚴，“因為教會學校管理嚴格”，他們便把女兒送進了教會學校。1936年，李佩從貝滿女中畢業，經過一番抗爭，父母終于同意她上大學，但要求必須上女子文理學院。李佩不為所動，她當時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最后堅持選擇了北京大學，進入“最時髦”的經濟系。“為什么呢？北京大學雖然是男女合校，但我走讀，天天回家不就沒事了嗎？就這樣子，我的母親還曾經專門來到北大圖書館，看我是不是真的在圖書館讀書而沒有回家。”進入大學后，李佩還“自作主張”地改了名字。“我大姨原本叫李佩珍，她自己覺得‘珍’字太俗氣，就去掉了。”李佩的外甥女袁和說。

盡管跨入新階段，但事情永遠不會如想象般順利，來之不易的大學生活很快被中國風雨飄搖的局勢打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京淪陷，大學也陸續停課。出于安全考慮，李保齡將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中住了半年，內心里還是想找個安定的地方讀書，于是偷偷離家去了西南聯大。因為性格活躍熱情，李佩在西南聯大曾當選學生會副會長，她對“左派”學生組織抱以同情，不僅經常參加“左派”社團活動，還利用周末時間組織青年女工認字、學習，幫助她們解決生活難題。

這段經歷似乎為李佩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一顆小種子，并在此后的幾十年里逐漸生根發芽。1941年，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去了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這是當時的進步協會，旨在“研究勞動問題，積極喚起勞動界本身覺悟，促進全國民眾服務精神”，協會成員里既有中共地下黨員，也有進步人士。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協會中以朱學范為代表的一派接受共產黨關于全國工人聯合抗日的主張，之后，朱學范又與在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會晤，開啟了與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的合作歷程。

李佩到中國勞動協會工作的第二年，美國工會決定向中國、英國和蘇聯工會每年提供捐贈來改善抗日戰爭中工人的生存條件，李佩當時的工作之一就是負責工會經費的管理，她后來回憶說：“我們利用這些捐款辦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圖書館與托兒所，幫助當時中國最底層的工人和婦女們學習文化知識。”那段時間，重慶發生過許多大型群眾性活動，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校場口事件”，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組織群眾開大會，反對蔣介石政府撕毀舊政協協議，中國勞動協會也參加了這次集會，慘案發生時李佩正好在場，當時郭沫若等人都挨了打，而李佩因為當時在幫一位認識的塔斯社記者做翻譯才得以幸免。集會之后，勞動協會的政治態度更加明朗，而李佩也萌發了對革命理想的追求，開始為國共兩黨的合作努力。

郭永懷和李佩（1956年回國前）

在中國勞動協會，李佩卓越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認可。1945年9月，她作為朱學范的助手一同前往巴黎參加國際工聯的成立大會，并設法幫助共產黨方面的代表為參會獲得了護照，她還在會上見到了鄧發。當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在為鄧發送行的時候，李佩看到他帶了一幅精心包裹的油畫，十分好奇，一問才知道是畢加索贈送給毛澤東的，托他帶到延安?？上У氖?，在飛赴延安途中，鄧發因乘坐的飛機失事遇難，那幅珍貴的油畫毀掉了，李佩因此成了這幅油畫唯一的見證人。國際工聯的會議剛結束，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又在巴黎發起召開世界婦女大會，李佩作為中國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還被選為大會執行理事。由于當時國民黨方面拒絕簽發護照，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代表鄧穎超和蔡暢未能參加大會。于是，李佩在會議期間向主持人提議說：“因為沒有共產黨方面的代表參加，包括我在內的這個代表團不能代表全中國婦女。”回國后，她把大會發來的文件和電報送到八路軍辦事處，幫助大會和共產黨取得了聯系。

在重慶的那幾年，李佩幾乎每天風雨無阻趕電車往返于周公館，甚至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周總理問別人她是干什么的，人家告訴他以后，周總理就想見見她，見到以后還夸她長得漂亮……”李佩的助手李偉格笑著告訴我，“不過，李佩先生當時沒具體說‘她’是誰，我們也沒意識到，等她講了三次，大家才反應過來，那個人原來就是她呀。”

黃金時代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李佩去上海待了半年時間。1947年2月，在美國工會教育項目主管的推薦下，她得到機會，遠赴位于紐約州綺色佳的康奈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系學校學習。在那里，李佩遇見了一生的愛人郭永懷。

談起這段愛情的緣起，李佩回憶說，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們就彼此知道對方了，因為“理學院和女生宿舍是挨著的，出入那條風竹街都能看到”，但兩人并不熟識。1940年，郭永懷出國留學，6年后，他加入康奈爾大學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擔任教職。李佩到康奈爾大學后，經常參加一些西南聯大學生組織的同學聚會，就這樣，兩人逐漸熟悉起來。1948年春天，他們在紐約附近的小鎮綺色佳市政廳結婚，成就了一段佳話?；貞浧甬斈?，李佩說她最開心的便是結識了郭永懷的很多同窗好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林家翹和夫人梁守瀛等人都成了她一生的朋友，通過與他們的接觸與交流，李佩意識到科學對國家建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影響了她的大半生。

郭永懷、李佩夫婦和女兒郭芹，一家人1953年在美國

在李佩的職業身份里，“教師”是她最重要的標簽之一，而她走上教書育人的道路，同樣緣于康奈爾大學的一段經歷。入學后的前幾年，李佩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1951年，康奈爾大學語言學系主任請她給美國學生上中文課，那些學生都是美國國務院挑選出來的、以后準備派到亞洲地區做外交官，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達能力。李佩答應了系主任的請求，開始教授中文，她出色的語言能力和教學水平贏得了一片贊譽，時任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院長威廉姆·西爾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李佩：“大學里有一位超凡脫俗、極富魅力的卓越女性——李佩，她在東方學系教中文。她的英文水平正如她的中文水平，近乎完美……”

雖然身在國外，但郭永懷和李佩一直關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發展，彼時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巨變即將發生，很多留學人才紛紛回國，郭永懷和李佩也早就有了回國的想法，他們經常邀請朋友到家中討論祖國的命運與未來，思考能為新中國做什么工作。當時錢學森已經被美國官方軟禁，直到1955年8月，日內瓦中美大使會談后，中國在外交上取得勝利，美國取消了禁止中國學生出境的禁令，錢學森于是當即坐船返回中國。郭永懷與錢學森關系親密，回國前，錢學森寫信問他是否一同歸國，但郭永懷當時有一個研究項目未完結，于是承諾完成項目后回國。1956年9月，郭永懷和李佩帶著5歲的女兒郭芹啟程離開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綺色佳，在加州理工學院停留幾天后，他們由洛杉磯港口登上了美國“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踏上了歸程。海上航行三個星期之后，他們又從香港九龍乘火車取道廣州，在深圳的羅湖邊防站踏上國土，李佩后來描述說：“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幾間灰禿禿的小屋、穿著灰色制服的邊防戰士，醒目并使我們大家感到興奮又溫暖的是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

回國后，新中國的景象激起了大家滿腔的報國情懷。應錢學森邀請，郭永懷出任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為了就近照顧他，李佩便出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辦公室副主任——17級的行政干部。行政工作非常繁瑣，但李佩并不在意，為了更好地服務科學家，她先后推動成立了中關村第一所幼兒園和第一所小學。

當時的西郊辦公室就設在中關村“福利樓”。那時候，中關村已經聚集了一大批海外歸來的學者，他們中的研究員大都集中住在號稱“特樓”的中關村13樓、14樓和15樓。這些歸國學者在國外生活多年，早已形成了西式餐飲的習慣，但當時條件艱苦，整個北京也很難買到西式糕點。作為分管行政工作的副主任，李佩積極奔走，希望能滿足科學家們的生活需求。一番周折后，北京市政府指定北京市服務事業管理局負責籌建，抽調高級技師，建立茶點部。1957年4月，設在福利樓二層的中關村茶點部正式營業，那里不僅有各式西點和冷熱飲，還布置了茶座，吸引了眾多顧客。如今，當年的茶點部已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打上了歷史的底色。

60年代初，李佩在中關村家中待客。（右起：郭永懷、李佩、女兒郭芹、汪德昭院士及夫人李惠年）

“李佩先生想的永遠是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為大家服務，我非常敬佩她。”80多歲的中科院力學所退休研究員談慶明說，他也向我講述了當年的故事。那時候，談慶明剛從北大畢業進入力學所工作，住在擁擠的集體宿舍里，沒有多余的空間讀書學習，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于是寫信到中科院行政部門。李佩收到信件之后，親自找到談慶明，不僅細心聽取了他的意見，還請談慶明動員其他年輕人，對即將建設的一批新的集體宿舍提意見，這讓談慶明很受觸動。“我直到后來才知道她就是我們副所長的夫人，之后幾十年、甚至一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遇到過像李佩先生那樣的行政干部。”

而對李佩一家來說，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時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后，郭永懷擔任中科大化學物理系首屆系主任，李佩調到中國科大外語教研室教授英語，郭芹上了小學。雖然工作忙碌，但生活有條不紊，稱得上是一個黃金時代。

厄運與韌性

然而“黃金時代”很快就結束了，之前祥和安寧的氣氛與局面迅速改變，形勢變得風聲鶴唳。1967年，很多科研工作者被打倒，“特樓”的專家們也紛紛被卷入漩渦，李佩一家也不例外。當時，“特樓”里幾乎每家住戶都擠進了好幾戶人，幾乎淪為大雜院。郭永懷和李佩的家當時雖然還未受到沖擊，但他們敏銳地嗅到危險的信號，主動請朋友林鴻蓀和夫人楊友住進家中。“他們很聰明，知道房子早晚會有人占進來，倒不如先邀請自己喜歡的朋友。”李偉格說。1968年，郭芹只有17歲，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去了內蒙古農區插隊，李佩則被誣蔑為“美國特務”，只有承擔原子彈研究工作的郭永懷受到特殊保護。

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迫于壓力彼此揭發檢舉，而郭永懷和李佩身處大浪之中，不但沒有隨波逐流，反而一直保持著氣度與操守。“他們都是能獨立思考、有堅守、情深意重的人。”談慶明回憶說，“1967年，郭永懷先生和李佩先生請我和我愛人一起到家里吃飯，我的導師林鴻蓀夫婦當時已經住在郭先生家里。那天晚上，我們吃完晚飯，月色很美，李佩先生提議我們到操場散步。其實‘運動’已經開始了，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她指著一張大字報告訴我們，前兩天她還去了那張大字報所批判的人家里慰問。那個時候，別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她卻不避嫌，這是多么高貴的人格。”

然而厄運最終在1968年降臨。當時，郭永懷去大西北研究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李佩則已經開始接受政治審查，郭永懷內心焦急，在工作告一段落后要趕回北京了解情況。12月4日晚上，他從蘭州乘飛機前往北京，結果飛機在第二天降落時失事。5日晚上，力學所安排了兩個人到家中陪伴李佩，郭永懷的助手顧淑林是其中之一，她在《我老師和師母》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情形：“我們來到郭所長家里，這也是我和郭夫人第一次見面，沒想到竟是在這種情況下見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嬌小秀美，從神情看出她已經完全知道了發生的事情。她極其鎮靜，大家見到后幾乎沒說一句話，屋子里的空氣像凝固了一樣。”“晚上我們留在他們家里過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間房間。整整一夜我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點，我一邊默默地想這個打擊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過這一夜，一邊準備著如果需要我為她做什么我可不能反應遲緩，一定要保證她絕對平安。就這樣，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一直到早上。那一個晚上李先生完全醒著。她躺在床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極偶然發出輕輕的嘆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李佩

郭永懷的后事處理完，李佩仍然回到單位接受審查勞動，郭芹則回到插隊的地方。1970年，郭芹因病回北京休養，李佩則在當年初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遷到了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當時的情形并不好，李佩說：“我們認為較好的學校領導都在造反派控制下，有的關監獄了，有的進“牛棚”了。我們雖然不了解上面，但覺得好些事情不對。從政策到世道人情好多事情都不對頭。”到“文革”后期，雖然沒有人再來審查她，但她一直沒有被“解放”，只能繼續留在合肥。轉機出現在1977年，當時的中科院秘書長郁文帶了幾個科學家到合肥參觀，等離子所所長邱勵儉要宴請郁文，特地告訴李佩中午也到食堂一起吃飯，后來李佩回憶說：“郁文看見我很吃驚，問我為什么還在合肥，當他得知我在中科大受審查還沒有結論，馬上說‘這不對頭，你該回北京去，我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匯報一下，把你調回北京’。”1977年秋，李佩的問題終于得到解決。

風波之后，李佩與女兒郭芹終于在北京團聚，她們共同度過了20年時光，直到1997年，郭芹患癌癥去世。李佩當時已年近80歲，周圍人擔心她承受不住打擊，但她卻在一個星期之后提著錄音機走上講臺。李偉格和袁和都告訴我，李佩之后再也沒有提起過郭芹去世這件事。她所承受的悲痛局外人無從體會，內心的創傷想必始終難以愈合。

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

1977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來自全國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李佩被調任為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負責人，帶領剛分配到研究生院的三位北京大學工農兵學員籌建外語教研室。

李佩的英語水平非常優秀，她講課生動有趣，會引導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還邀請學生到家里來，給大家放唱片，聽音樂戲劇、英文歌曲，以一種全新獨到的教學方式把學生們帶入英語世界。但因為“文革”，中國的英語教育停滯了10年，既缺少老師，又沒有教材，僅靠李佩一人根本無法支撐。于是她采取了三種辦法找老師：“一是‘挖墻腳’，請大學的教師兼職，請退休教師；二是到中科院信訪辦公室看有無求職的人；三是辦應用語言學研究生班，自己培養師資。”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師的過程中，李佩發現了很多被劃為“右派”的教授，他們或曾被關進監獄，或曾被發配到邊遠地區，李佩找到他們并說服他們最終加入研究生院執教，黃繼忠和許孟雄便是其中兩位優秀的老教授。

黃繼忠是當年北大有名的英語老師，后來被發配到銀川勞教，在勞改農場時被銀川師范大學發現，調入學校當英文教師。李佩得知后，努力將黃繼忠的戶口調回北京，請他到研究生院上課。上了一年課之后，他告訴李佩：“這些學生的英文非常好了，現在應該學好中文。”于是，他又給學生們開了一門中國古典文學的課。而許孟雄原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英文教授，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在英語學界揚名，當時有“北許南葛”之說，“南葛”指的是復旦大學的葛傳槼，“北許”就是許孟雄。他被劃成“右派”后離開大學，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區教育局辦的中學英文教師補習班上課。當李佩得知許孟雄每月只有40元收入時，她提出每月付他80元工資到研究生院上課，甚至提出每天上課時可以派一輛車來接他。而許孟雄的確出色。“在研究生院，他上課時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們都會去旁聽，課講得非常生動，一個簡單的介詞搭配就可講兩個小時，妙趣橫生。許孟雄后來將他在研究生院的講義修改后作為教材出版。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請他把關的。”李佩說。

李佩

研究生院當時還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其中一位美國教員瑪麗（Mary）把托福試卷帶進中國，托福考試更注重聽力和閱讀，這給了李佩很多啟發，她根據托福考試的原理，改進了研究生英語考試方法，把托?？荚嚨某鲱}方式首次應用到國內，此外她還添加作文一項內容。除了聘請老師，李佩還著手培養更多的英語老師，她主導開創了應用語言學研究生班，從1979年就開始招生，學成之后，聘用其中優秀的骨干充實到教學一線，解決了更長遠的問題。經過幾年的努力，中國的英語教育逐漸復蘇。1983年，全國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李佩主動請纓，在中關村創辦了博士生英語培訓點，自己聯系租借教學用房，用有償代培、申請專款等辦法籌集經費，想盡辦法給教學人員解決編制，連教材幾乎都是自己動手編寫。

自費留學的潮流也是自那時起開始興起。當時的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院云集了很多國外知名學者。1979年，李政道受邀到北京授課，在科學會堂講“統計力學”和“量子動力學”時，全國各地很多教師慕名而來。為了培養物理人才，他提議舉辦了名為“CUSPEA”的項目，即中美聯合報考赴美國物理研究生項目，這是一項培養跨世界物理學家的計劃，程序和體系設計非常完善，很快就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為了免除美國大學的顧慮，李政道以個人名義給美國著名大學發信，提出由美國大學出專業試題，中國方面組織筆試。英語筆試試題由中科大研究生院外語系主任李佩組織出題和考試，之后由李政道在美國成立一個委員會，根據筆試結果確定入圍名單，再由美方的物理教授來華對入圍的學生進行面試，考察學生的專業能力和英語水平，最終的成績轉寄給參加CUSPEA項目的美國大學物理系作為錄取依據。通過這個選拔系統錄取的學生非常優秀，因此，李政道要求美方大學給予全額獎學金來保證入選學生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該項目一共實施10年，總共有900多位中國學生通過此渠道出國留學。當初郭永懷回國時說過，中國最缺少的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而李佩做的這些事與他的觀念非常一致。

1981年，國務院批準了教育部等單位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指示》及《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明確自費與公費一視同仁，國內也開始舉辦托?？荚?。但當中國還沒有托福等外國學生進入美國研究生院必須通過的考試時，由于李佩負責了歷屆CUSPEA項目英語筆試的出題和評卷工作，并參與口語面試，所以當初在美國部分大學的推薦信中，英文水平證明書中只要有李佩的簽名，都會得到認可。此后，中科大研究生院開啟的留學浪潮終于在中國蓬勃興起，而李佩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

有尊嚴地生活

“我大姨現在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好羨慕你們啊，你們這么年輕，還能做那么多事’。她心里一直想著工作，不愿閑待著。”袁和感慨地說。而李佩也確實一直在工作。退休后，李佩與任知恕聯合北京大學幾位熱心老年事業的教授共同發起成立了“中關村老年互助服務中心”，為所在社區的老人們組織醫療保健講座和咨詢，提供義診等各種便利。

她還主張“活到老學到老”，不僅組織老年人學習插花、電腦、外語等技藝，還張羅舉辦如老年合唱團、老年手工制作等各種文藝活動。而為了讓中關村地區的離退休老人跟上現代科學發展的步伐，了解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81歲時，李佩開辦了中關村大講堂，親自出面邀請專家學者來演講，從文學到科學，唐詩賞析、地震減災、宇宙探索、地理氣候、中美關系等話題無所不包。從1998年11月13日開壇到2011年6月最后一次活動，13年里光是記錄在案的講座活動就有近260次。

2011年，她已93歲了，身體狀況不佳，便聽從李偉格的勸說，關掉了中關村大講堂。在科技翻譯協會和力學名詞委員會的基礎上組織了小規模的專家教授高端研討會，每周三固定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舉辦，參與者有名家、院士，年齡層從60多歲一直跨越到90多歲，她親力親為，作為主持人，每周李佩都會從在家閱讀的大量報刊雜志中挑出有價值的文章推薦給大家，甚至逐句逐段劃出重點、介紹自己的讀后感。“有一次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北大教授陳耀松首先說‘要靠民主’，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后，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接著說‘要能爭論’。當時所有在場的人員都被這厚積薄發的妙語為之一振，終生難忘。”蔡德誠說。

李佩

她的人格高貴豁達。2003年，李佩將“兩彈一星”金質勛章捐贈給中國科大；2008年，李佩又請外教將她在美國的積蓄換成人民幣，再加上工資存款共60萬元的積蓄，分別捐贈給力學所和中科大。5年后，郭永懷104歲誕辰，李佩決定把郭永懷的計算尺、犧牲時被火焰熏黑的眼鏡片和手表等遺物捐贈給力學所，以此來紀念郭永懷逝世45周年。她從不看重這些身外的錢物，但內心卻始終高貴有堅守。

從去年開始，李佩的身體開始明顯衰弱，但2016年寒假前的那個周三，她還來力學所參加會議。“她說：‘我不來的話，誰主持會議啊，而且他們還會覺得少了點什么。’”袁和告訴我，她基本上從不提起過去的榮耀與經歷，近兩年才偶爾說起一些事情。“李佩先生非常謙虛、包容和低調。當初中科大研究生院要提拔李佩先生當教授，她竟然拒絕了，理由是自己沒有著作、不配當教授。院里的領導一再堅持，說院里的編輯和翻譯系列，也得評高級職稱，‘你自己都不當教授、研究員，怎么去評定人家呢？’她才接受。而許多人不夠資格也要去爭搶，像她這樣的人太少見了。”談慶明對我感慨。

年輕時的李佩非常美麗，照片里的她挽著郭永懷，笑靨如花，充滿魅力。而在走過近百年的人生后，她仍保持著有尊嚴的生活。她身材瘦小纖細，但自始至終都是體體面面的。“李先生在一個星期內的課堂里從沒穿過相同的衣服。那個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沒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終熨燙得整整齊齊，干凈利落地穿去上課，形象永遠優雅得體。”李偉格告訴我。即使到現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認真梳洗打扮，臉上涂一層薄薄的粉底，還會請人幫她畫眉。她對生活充滿著熱愛。“她特別有尊嚴，不愿意別人同情她，也不愿意麻煩別人。她之前在家里洗腳從來不讓人看的，后來年紀大了，皮膚知覺不太敏感，有一次倒熱水把腳燙傷了，自己不肯說，也不肯讓保姆幫忙，后來化膿了，保姆沒辦法，偷偷地告訴我，我拿了藥膏去給她敷上才好了一點。”李偉格說。（文/付曉英 ）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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