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5月11日電題：崔鵬：與泥石流“搏斗”的科學勇士

新華社記者 吳曉穎

30多年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成都山地所”）副所長崔鵬的身影，總是出現在山地災害防治第一線，被譽為我國首位“泥石流院士”的科學家。

雖已近60歲，“忙”依然是崔鵬的工作常態。這位和山地災害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長者，看起來有些疲憊，但一提及泥石流研究，他立刻精神矍鑠，滔滔不絕。

在外人看來，山地災害研究經常要出野外，艱苦且危險，是個“冷門”專業，但崔鵬卻覺得非常有意思。從1985年到成都山地所工作，崔鵬一直沉浸在山地災害防治領域，和兇猛的泥石流“搏斗”了30多年，是我國第一位從事泥石流研究的中科院院士，也被譽為“山地安全的科學守衛者”。

崔鵬對泥石流產生興趣源于一場學術報告。當年，還是大學生的崔鵬聆聽了成都山地所唐邦興研究員關于泥石流研究的演講，被其所講內容吸引，后來便報考了唐老師的研究生。

泥石流是山區最具危害性的災害之一。我國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國，山地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聚集全國56%的人口。讀研期間，崔鵬跟隨導師到泥石流災害頻發的四川、云南等地做野外考察，親眼目睹了暴雨泥石流過后滿目瘡痍，鄉親們失去親人、家園的慘狀。就在那時，“除害興利、防災為民”的種子在他心中悄悄生根。

1997年，崔鵬完成英國博士后研究工作，放棄優渥的待遇，毅然回國。彼時，出國留學熱潮盛行。

崔鵬對這些情況了然于胸。他以獲得的中科院“百人計劃”項目18萬元科研經費為基礎，帶領青年科研骨干“自力更生”，積極爭取國內外各種科研經費，不斷改善科研條件，一批瞄準學科前沿的研究隨之展開。

對于做研究，崔鵬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不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圍繞國家需求的應用研究，都始終以科學事業的本質為核心。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認準了一個方向就堅持把它做下去。只有不斷積累，才能厚積薄發，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在學生們眼中，導師崔鵬有些“認真”。學生張建強說，在研究中，很多時候要構建模型，還原山地場景。在年輕人看來，模型“差不多”就行了，但在崔老師眼里，“差不多”就是“差很多”，必須做到絕對精準。

靠日積月累、刻苦努力的“笨功夫”，崔鵬站在了泥石流災害研究的最前沿。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他先后建立了基于起動機理的泥石流預測預報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泥石流過程調控的災害防治原理和方法，揭示了次生山地災害的分布規律，在泥石流的物理過程和防治技術方面做出了系統性和創新性的學術成就。他還帶領團隊在委內瑞拉特大泥石流防治、中巴公路堰塞湖減災等方面開展國際科技援助。

對山地災害數十年研究積累的深入認知，讓他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刻，總能挑起重任。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崔鵬帶領團隊通過實地野外調查和遙感影像，在短短5天內，從256個堰塞湖中篩選判定出34個風險較大區域提交指揮部應急處置，其中就包括唐家山堰塞湖。這一科學判斷使唐家山堰塞湖及時得到疏散、泄洪，確保了下游上萬名救災人員和幸存者的安全。

面對紛至沓來的“抗震救災先進個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杰出研究者獎”等各種榮譽，崔鵬卻看得很輕。他說：所獲得的成果，是在老一輩科研人員工作基礎上，國家、單位支持下完成的，自己做得還不夠好。

崔鵬周圍人稱他為“拼命三郎”。 2008年11月，崔鵬帶領科考隊在四川北川考察災后重建，山里突降大雪。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百米深淵，科考隊乘坐的越野車翻山時突然向下滑了十幾米，差點墜下山崖。

對于這些經歷，崔鵬卻不愿提及。他說，從事野外考察工作遇到危險是常態，做科研的人又有誰不拼呢。

“很拼”的崔老師對待學生時，嚴謹中透著慈愛。他很關注學生的成長，始終強調年輕人要有獨立的思想、看法，在校幾年不是僅僅發幾篇文章，而要獲得認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領。

從學生時代“拜師學藝”，到帶學生獨挑大梁，崔鵬見證、參與了我國山地災害研究的發展歷程。他欣喜地看到，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減災防災科研工作越來越受重視。

崔鵬說，把單一災害防治朝著綜合性減災縱深推進，不僅要求科研人員對災害規律有更深的認識，科學預見災害風險，還要與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交叉融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統解決方案，這樣才能“支撐起國家的未來”。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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