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破冰30年：暗流與潮流

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通過《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臺灣民眾可赴大陸探親。10月16日，國務院即公布《關于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游接待辦法的通知》。

1980年，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合影。從左至右：王億、樂美真、鄧穎超、耿文卿、楊萌東。圖/受訪者提供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非一日之功。

即使在千里冰封的時節，冰層下面，也一直涌動著細而不斷的暗流。毛澤東和周恩來等胸有丘壑，不為浮云遮斷眼，利用各種渠道與對岸互通聲氣，始終維護著兩岸的連理枝，不讓其離斷。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等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海峽對岸，蔣經國順應島內形勢，作出解嚴、開放探親等決策。暗流一朝匯成破冰的歷史潮流。

正如廖承志所言，對臺機構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那些嚴冬時節的堅守者們，那些長期以來名字不能見于媒體、工作深鎖抽屜的人們，垂垂老矣，有的已經帶著一肚子的故事離去。那些風云往事，有的依然沒有解密，有的終于可以面世。

新時代的大陸對臺工作，力量和自信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之呼喚始終如一。積以時日，積以數代人之功，相信冰層終將化成暖流。

中央對臺辦：9年的破冰之旅

對臺辦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宋春丹

1987年10月，隨著臺灣當局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海峽兩岸38年的隔絕宣告打破。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非一日之功。

原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70歲的樂美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央對臺辦1955年就成立了，他們這代人的工作是沿著老一代人的足跡而行，積以時日，成效自見。

其中，從1979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到1987年，是最不應忽視的9年。

“沒有這9年的大量工作基礎，是不可能有后來的開創局面的。”樂美真說。

恢復中央對臺小組

1978年，中國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同時，美國政府承諾對臺灣“廢約、斷交、撤軍”，中美兩國宣布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建議海峽兩岸盡快實現“三通”，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

同一天，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鄭重宣布：今天把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改革開放之后，中央各領導小組相繼恢復。1979年12月27日，恢復了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由鄧穎超任組長，廖承志任常務副組長，羅青長任副組長。小組成員初期有童小鵬、孔原、凌云、楊斯德等，后來又增加了李后、林一心、朱穆之等。

1980年元旦上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了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

她說，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黨的重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完成這一重大任務。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臺灣的方針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議，是中央的參謀、助手。

廖承志強調，要成立臺胞的群團組織，要將落實臺胞政策作為首要工作。

春節將至，鄧穎超提議，以全國政協的名義發表《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草稿當場擬出，當場修改定稿。

會議決定，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對臺辦”)搬進中南海辦公。

當時，對臺辦只有楊蔭東、王億、耿文卿和樂美真四人，人稱“四條漢子”“四大金剛”。對臺辦主任一職初期由羅青長兼任，楊蔭東負責具體工作。

會議第二天，四人就動手布置新辦公室，裝電話，辦理進出中南海的證件，連夜整理好檔案。第三天，就搬進了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樓，并向鄧穎超報到。

就這樣，在80年代第一個新年的爆竹聲中，中央對臺工作進入了快車道。

領導們

鄧穎超要求，對臺工作要“細水長流”“見縫插針”，對臺宣傳要講究方法，要考慮到對方能接受與否。

她去沿海地區考察，聽到廈門廣播里播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當即要求有關部門研究，改為《歌唱祖國》。她還對當地負責人說，你們掌握著第一手材料，要為上級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鄧穎超保持著群眾工作出身的思維敏銳和善于鼓動，喜歡即席講話，不喜歡別人幫她準備講話稿。她還常親自修改對臺文件，凡出現“大陸”之處，必定親筆加上“祖國”二字；見到“炎黃子孫”，都改成“祖國各族人民”。

中南海西花廳海棠盛開的時候，她會邀請對臺辦工作人員一起賞花散步，有時一起觀看臺灣的資料片。

常務副組長廖承志可謂四位一體，港澳、臺灣、僑務、對日友好工作一起抓。他幾乎每天從早上忙到深夜，無論是港澳臺同胞還是海外華僑，只要來北京，一般都會由他出面會見。

廖承志強調，對臺辦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要恰到好處，做到節骨眼上。

除鄧穎超叫“小廖”外，其他人都叫廖承志“廖公”。廖公幽默親和，與他相處，大家一點拘束都沒有。他愛給人起外號，來開會總是摸摸這個人的腦袋，碰碰那個人的鼻子，還經常一邊聽別人發言一邊在紙上畫小人。只有一次，在鄧穎超家里看錄像，他一動不動，老實得像只貓一樣。出來后大家納罕地問他，他很嚴肅地說：“那是我長輩。”

廖公煙癮很大。他做過心臟搭橋手術，夫人經普椿不讓他抽煙。開會時，他一坐下來就會伸出一根手指：“給支煙。”遞給他一支，他夾到耳朵上：“再給一支。”又藏在眼鏡盒里。鄧穎超對煙過敏，如果她到會，廖承志總是過一陣就會說：“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鐘好不好？”然后到走廊去抽一支煙。

樂美真說，廖公雖然生性詼諧，但實際上工作抓得非常緊，善于集思廣益，又能堅持原則。“那時工作效率很高，既議大事，又抓落實，謀略而成事，統籌又調動各方。”

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后任對臺辦主任的楊斯德曾說，廖承志當副組長，不是撒手的，下屬都跟不上。“一個鄧大姐，一個他，每天都抓工作，抓得你跟著馬前馬后的。我們都是大參謀。”

1982年10月，在廖承志建議下，中共新疆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調回北京，成為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

此前，汪鋒從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位置上離任時，中央征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他表示：“愿意給鄧大姐當兵，到中央對臺領導小組。”

上任前，鄧小平找汪鋒談話。他說：“中央決定你任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我給你加上‘專職’兩個字，已經通過了。對臺工作是大事，需要專職的人專門做。現在專做此事的人還不夠多。”

汪鋒上任后，首先抓了對臺辦的組織建設。中央發文，明確了對臺辦的任務和內部編制。1983年11月，中央再次發文，明確規定了中央對臺工作的任務、各部門的職責分工、以及地方對臺工作機構的建立。

汪鋒作為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唯一一位專職副組長，每天在對臺辦辦公。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去世，楊尚昆接任副組長，汪鋒改任領導小組顧問，仍直接參與領導工作，直到1987年離任。

會議

對臺辦四人不分職級，都吃住在辦公室，輪流值班，24小時在崗。辦公室不配秘書，文件都是自己起草，用毛筆謄寫。按規定，不作工作記錄，會見賓客的記錄也要及時銷毀。領導談話時也會指示，哪些內容不要記錄。

對臺工作紀律十分嚴格。凡是涉及臺灣問題的，都要先向對臺辦請示。四人每天要處理大量的涉臺文電，隨時處理突發情況，不能直接答復的，就提交領導小組開會討論。

鄧穎超要求，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每周至少開一次會，會議由廖承志主持，鄧穎超有時會到場。

每次開會時間確定后，就請中南海管理處安排一間會議室，再開出與會者名單，遞交北門或西門，以便與會者進來時拿到通行證。會場上還保持著周恩來開會時的傳統，喝茶要交一角錢。沒有帶錢的領導，會后也會補交。

對臺辦4人列席會議，負責做會議記錄，并負責落實會議決定。每次會后，由耿文卿執筆，出一份會議紀要。

會議討論的內容十分廣泛，如對臺政策發布、對臺宣傳、對臺貿易、參加奧委會的涉臺問題等。

雙方在沿海有小額民間貿易，這方面的問題就會提交到會議上討論。這種貿易合不合法，海關要不要監管？發生了糾紛，比如認為對方騙了錢就把對方的漁網給收了，該怎么處理？

當時香港有一大批國民黨機構和人員，該怎么打交道怎么安排，僅這一問題就討論了三四次。

允許老兵探親后，更出現了大量具體問題：老兵過海關帶煙，“中華民國煙草局”的香煙讓進還是不讓進？印有“中華民國”字樣的臺灣出版物能否進入大陸？

童小鵬曾回憶，他1979年1月1日至4月4日在北京的三個月中，共參加過22次會。除廖承志因病有時請假外，很少有人請假或缺席。

接待臺灣人士

在鄧穎超的倡議下，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很快成立。

樂美真記得，是他按領導指示，打電話給在廊坊掛職的全國婦聯副主席林麗韞，請她來京籌備成立臺聯。1980年11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成立了臺灣同胞聯誼會，之后，福建、北京也成立了臺聯。自籌辦到正式成立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只花了半年時間。

接待來大陸的臺灣同胞，成為80年代初期對臺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1980年12月31日，陳香梅帶著里根寫給鄧小平的親筆信來到了北京。陳香梅的外祖父廖鳳舒是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之兄，廖承志1980年在美國做心臟手術時，與已加入美國籍的她恢復了聯系。在這之前，她不與大陸來往，只和臺灣聯系。

在廖承志提議下，中央撥款30萬給浙江省委統戰部，修繕了蔣家祖墳并拍了照。

廖承志夫婦與鄧小平一起會見了陳香梅。廖承志請她給蔣經國捎個話：奉化溪口蔣家祖墳已經修葺一新，歡迎回來掃墓。并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與蔣共勉。

在隨后的臺灣之行中，陳香梅向蔣經國當面轉達了廖承志的問候。她后來回憶：“我因為跟經國先生比較熟悉，信給他以后，就讓他看。看了以后，他有一陣子沒有講話，然后說：‘好，我曉得了。’我也不能夠再問他了。”

1982年，汪鋒召集林麗韞、樂美真、作家協會的畢朔望等人開會，專門研究接待旅美作家陳若曦來大陸講學事宜。陳若曦后來說：“跟這老頭子(汪鋒)吃一頓飯，就成朋友了。”這一年，88歲的前國民黨外交官范壽康輾轉回大陸定居，北京住房緊張，汪鋒向中央書記處請示后，落實了他的住房、醫療、工資待遇等問題。1985年，經中央批示，汪鋒協調相關部門修繕了陳立夫的叔父陳其美在浙江湖州的墓地。消息在海外報紙上公布后，對一些國民黨元老震動很大。

汪鋒曾說，對臺宣傳工作，一要防“左”，二不要刻意刺激臺灣當局，三不要有挖苦丑化的文字。在談到如何防止“左”的問題時，汪鋒說，鄧小平曾說過，海外對臺宣傳刊物可以批評共產黨，不需偏“左”，而要“一中到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大陸認為低調的，實際還是“左”，我們都覺得高調的，那是極“左”。他還在一次對臺宣傳會議上說，“左”了你們負責，“右”了我負責。

1965年9月26日，廖承志（前右二）在為李宗仁（前左二）回國而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圖/中新

葉九條

1981年，鄧穎超提出，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應提出中央對臺工作的方針政策，并公之于世。她指示對臺辦，將兩年來中央領導的對臺方針談話進行一次綜合梳理。

廖承志帶領對臺辦，歸納起草了中央對臺方針政策。文件經鄧穎超批示后，送中央政治局審閱，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

據執筆的耿文卿回憶，送審請示稿和后來的定稿相對照，有了修改變動。

其中第三條為：“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原來的提法為臺灣可作為“特區”，是葉劍英親手修改為“特別行政區”。

第四條：“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后一句是鄧穎超審閱時加上的，以打消臺灣人士對財產被沒收或公私合營的顧慮。

第五條“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政治機構”一詞也是葉劍英所加。

定稿還新加了一條：“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這一條是當時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谷牧加上的，這為以后開展兩岸經濟交流提供了政策依據。

樂美真還記得，當時他接到鄧穎超秘書趙煒的電話后，騎自行車來到西花廳，從鄧穎超手里接過了中央批準的最后定稿。

中央決定，將這九條作為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方針政策，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國慶談話的形式公布。外界后來稱之為“葉九條”。

據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楊奇回憶，9月28日，他接到廖承志的電話，立即飛到北京。一下飛機，汽車便把他接到廖承志家中。

廖承志交給他一份談話底稿和一張29日返港的機票，要求他回香港后立即排印出來，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辦的國慶招待會上發到來賓手上。并告訴他，因為稿件還在葉劍英手上沒有最后定稿，底稿不能給他拿走，只能“辛苦你把它念熟”。

那天晚上，楊奇幾乎一夜沒睡背稿子。第二天一下飛機，他直奔辦公室，趕緊默寫在紙上。

1981年9月30日，“葉九條”發表。當天傍晚，還散發著油墨味道的文字稿及時發到了兩千多位出席香港分社國慶招待會的來賓手中。

樂美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葉九條”的影響非常大。有的海外僑胞發表文章表示贊賞，有的自費印了很多份帶到臺灣。

耿文卿回憶，有人對第六條(“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表示了疑慮，認為臺灣經濟比大陸好，大陸的外匯儲備還不如臺灣，怎么還由大陸來補助？但他認為，這是一種心意的表達，也是自信有這個能力。

其實上世紀6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和平統一臺灣的具體辦法(周恩來后來歸納為“一綱四目”)，其中就提到：“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 悉由中央政府撥付。”

“因為那時臺灣的財政才八個億，中央撥付下來沒有問題。”耿文卿說。

還有人對談話中“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是我們這一代人光榮、偉大的歷史使命”中的“回歸”提出了疑問。因為此前，無論是《告臺灣同胞書》還是《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以及中央領導的談話，使用的都是“歸回”。

對臺辦沒有把這列為議題進行討論。不過耿文卿認為，這兩個表述雖然相近，但確實有所差異：“歸回”有“收回”之意，而“回歸”則像是“回家”。

對于“葉九條”，鄧小平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此后，在“葉九條”的基礎上，鄧小平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正式概括為“一國兩制”。

1982年修憲時，新增了第31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為設立特別行政區完成了法律依據。這條本為解決臺灣問題而設的法律條文，先在香港和澳門開花結果了。

1983年6月21日，汪鋒主持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主要議題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求見鄧小平一事。

與會者認為，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剛剛閉幕，臺方很注意中共對臺政策，加之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將于當年11月舉行，且楊力宇已表示愿意將鄧小平對祖國統一的意見帶往臺北，因此建議鄧小平會見楊力宇。

當天，對臺辦根據會議決定起草了一個請示，經過楊尚昆和汪鋒核批后，上報鄧小平，鄧小平批復同意。

6月25日，鄧小平會見了楊力宇，談話中完整闡述了對臺政策。談話記錄送到對臺辦后，經耿文卿等整理、鄧穎超審閱，由《人民日報》發表。這就是外界所稱的“鄧六條”。

從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到“鄧六條”，五年時間內，中央新時期對臺方針基本闡述完成。

廖公信

廖公信，也是出于鄧穎超的提議。

1982年7月，蔣經國在一篇悼念其父的文章里表達了“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的心愿，并寫道：“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于國家。”

鄧穎超讀到后敏銳地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對話時機。而當時中共內最適合與蔣經國對話的人，非廖承志莫屬：他的父親廖仲愷為國民黨元老，他本人與蔣經國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

鄧穎超立即于7月4日召集對臺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一封公開信，勸他認清形勢，權衡利弊，作出決斷。

廖承志把楊蔭東和耿文卿叫到家中商議。大家認為，信中要曉以大義，陳以利害，當然也要動之以情。但信如何下筆，廖承志讓大家都回去想想。

這晚，他一夜未睡，親筆寫下了信的開頭：“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

對臺辦和臺灣研究所的兩個人組成研究小組，按照這個開頭的基調和語氣，斟酌書信詞句。其間，多次征求鄧小平、鄧穎超等人的意見，汪鋒幾次主持集體討論。經反復修改，幾易其稿，最后由耿文卿執筆完成。

這封信規勸蔣經國三思局勢，同捐前嫌，共竟統一。信中寫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在引用魯迅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后結尾：“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鄧穎超親筆在后面加了四個字：“佇候復音。”

汪鋒回憶，他向中央書記處報告，建議將公開信送中央各領導審閱。習仲勛批示，立即分送。書信稿件很快經政治局通過。

7月24日，汪鋒在對臺小組會上作了具體部署，商定7月24日以電報形式通過巴黎發給蔣經國本人，隨后由新華社發通稿，7月25日《人民日報》見報。

樂美真回憶，他奉命到郵電部電信總局，通過兩條經中轉的線路，將此信發到了臺灣。

為了讓臺灣民眾也看到此信，廖承志再次找來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楊奇，要他想盡一切辦法，讓香港的《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用巧妙的方式報道此事。

回到香港后，楊奇約了《星島日報》總編周鼎、《華僑日報》總主筆李志文到利園酒家咖啡屋喝茶，商談此事。

就在《人民日報》刊載的同一天，《華僑日報》也全文登出此信，但放在了較靠后的版面。報紙沒引起臺灣報檢人的注意，順利過關。

《星島日報》則大膽地在頭版頭條全文發表，但標題處理巧妙，大標題是《國共昨互促統一，雙方仍各言其志》，副標題分了兩行，第一行是“孫運璇(時任臺灣“行政院長”)盼北京放棄共產主義”，第二行是“廖承志函請蔣經國三度合作”。實際上，正文里孫運璇的講話只有兩行，其后就是廖公信。最終該報也順利通過臺灣報檢。

與蔣經國關系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錢復在其回憶錄中披露，7月25日，蔣經國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志有電報給他，內容盡是威脅利誘”。 臺灣方面最后由宋美齡出面，同樣以公開信形式作復，反勸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來歸”。

廖公信廣為流傳，一些臺灣同胞和海外華人評價它情理并茂，文字老到，文白兼顧，堪稱今文觀止。

“30多年過去了，如果你現在再讀讀此信，似有預見，不幸言中。”樂美真說。

落實政策

對臺小組花了三年以上的時間，對臺胞臺屬落實政策。

當時，受影響最大的是兩部分人：一是去臺人員親屬，二是1949年以前到大陸上學工作的滯留臺籍人員。對臺辦曾疑惑為什么甘肅、新疆等偏遠地區也有大量去臺人員親屬，后來才了解到，都是歷次政治運動中被“發配”到此的。

1981年9月和11月，中共中央兩次發出通知，對居住在大陸的臺灣同胞“一視同仁、不得歧視”，對相關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

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釋放全部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下黨政軍特人員，并給予政治權利。

8月，中央落實臺屬、臺胞和起義投誠人員政策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汪鋒出任組長，從對臺辦、統戰部、外交部、全國臺聯等相關部門抽調人員到辦公室工作。

落實政策辦通過調查組、問卷等形式對全國臺屬情況進行了普查，兩次召開全國性落實政策工作座談會，清理影響臺胞臺屬入學就業、入團入黨的過時文件，補發工資，退還房產，落實優待政策。

到1985年底，居住在大陸的臺灣籍同胞共25791人，其中有冤假錯案1033起，平反1028起，占99.5%。錯判的刑事案件基本得以糾正，錯誤的行政、黨紀處分絕大部分也得到改正。因“臺灣關系”被下放到農村的臺胞絕大部分回到城鎮。除西藏外，各地去臺人員102萬余人，其在大陸家屬約332萬人，臺屬中需落實政策的共117937件，落實114381件，占96.98%。

鄧穎超曾說，每年一到開兩會，臺胞臺屬反映問題的來信像雪片一樣飛來。三年過后，再開會時這樣的信幾乎沒有了。

1986年2月1日，中央落實臺屬、臺胞和起義投誠人員政策領導小組完成任務撤銷，遺留工作交由中央統戰部處理。

機構變遷

1987年7月，臺灣解除戒嚴。10月15日，臺灣當局頒布《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眾可赴大陸探親。

當天，國務院領導人發表談話，對此表示歡迎，“保證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并希望臺灣當局也能讓大陸民眾去臺灣探親。次日，國務院公布《關于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游接待辦法的通知》。

臺灣當局只對在大陸有直系血親的臺灣居民開放探親，但閘門一旦開啟，探親人流像潮水般而至，匯成勢不可擋的洪流，不斷開辟出新的通道。

對臺工作面臨著很多亟待處理的新問題，其中很多屬于國務院的職權范圍。為應對新形勢，1988年9月，中央決定籌組具備行政和管理職能的政府內臺灣工作機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該機構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由原鐵道部長丁關根擔任主任。

中央對臺辦與國務院對臺辦兩套人馬，日常事務和經濟工作歸國臺辦，中央對臺辦保留政策方針制定、非公開往來等事務。

由于工作有交叉，1991年3月，國臺辦與中央對臺辦合并，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列入中央直屬序列。

至此，中央對臺工作走上了公開化和常規化的軌道。

“四條漢子”相繼離開了對臺辦。1985年，耿文卿調統戰部，任三局局長。1990年，樂美真也調離對臺辦。

“臺灣最終回歸祖國是沒有問題的，雖然過程會有很大的曲折。”85歲的耿文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回顧以往走過的道路，形勢比人強，祖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增強，對臺政策的吸引力，是統一的根本保證。正如鄧小平講的，只要政局穩定、政策穩定、政策見效，順應兩岸人民的需求，為兩岸人民謀福祉，我們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樂美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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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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