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11月14日電 題：與人類同行的動植物遺存：講述鮮活中國史

新華社記者 屈婷

近二十年來，盡管考古學家已經大致描摹出五谷六畜等人類基本生活資料的來龍去脈，但在真相之潭的深處，更多的疑問和細節正隨之浮現。

中國植物考古和動物考古學家正聯手用國際前沿的科技手段來尋求突破。他們認為：在漫長的時光里，動物和植物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銘刻著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密碼”。

日前，代表著中國動植物考古最高水平的學者齊聚中山大學，展示了最新考古成果。“南海一號”船員吃什么？秦朝人如何養馬？最早的“鳳凰”來自哪里？……透過那些與人類同行的動植物的遺存，考古專家看到了充滿煙火氣息、鮮活的中國史。

11月11日，參加“動物、植物與人”生物考古學術研討會的專家在廣州中山大學校門合影留念。中山大學供圖

還原普通人的歷史

在陜西寶雞的周原遺址上，動物考古學家重新發掘了一個發現多年的制骨作坊。在僅20平方米的探方里，他們清理出近2噸的黃牛肢骨，這些牛骨就是用來加工骨器的原料。

這個制骨作坊生產的是骨笄、骨針等普通生活用品，比起反映王朝運行模式的青銅作坊，它似乎沒那么“重要”。“但我更愿意還原普通人的歷史：骨笄如何束發，骨針如何織補等。”研究者之一、鄭州大學的趙昊博士說。

在周原遺址，制骨作坊遺址發掘出的骨料顯示出尺寸規格的統一性。中山大學供圖

通過先進的微痕分析技術，研究揭示出：整個西周時期，這個“國企”一直堅持用一套模板，并引入了標準化生產模式，以應對城市人口對日用骨器的大量需求。

更有趣的是，它側面印證了周原遺址是“王都”的考古結論，并可能推斷出都城有多少人，多少頭牛被屠宰……

中國考古學會動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袁靖說：“相比宏大的區域考古結論，我們更希望把一個個遺址的研究做深入，讓骨頭講出更多生動的故事。”

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員呂鵬率領的團隊通過鍶同位素、DNA和形態學分析，知道了“南海一號”上的船員何以為食。原來，他們在捕食魚類之余，還攜帶著豬、羊、牛、雞、鵝等，并可能從其中獲得奶、蛋和畜力。

一項關于中國古代養馬史的研究中，在社科院考古所進行交流的日本學者菊地大樹獲得了迄今不為人知的秦國馬匹生產的新見解。他通過對馬骨的同位素分析發現，當時的秦人會根據馬的年齡選擇不同的飼養方法。

五谷的起源與傳播

中國農業起源和傳播一直是世界考古學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社科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趙志軍研究員說，近20年來的植物考古新發現證實了史書中的“五谷”就是水稻、谷子、糜子、小麥和大豆，這五谷的起源問題“已經比較清楚了”。

更有趣的問題是：它們是如何從起源地向四周轉播的，而其他地區又如何接納了它們？

例如，在農耕傳統深厚的中原地區，對起源于長江流域的水稻和起源于西亞的小麥，人們的接納過程就有所不同。

2017年7月13日，海南省三亞市吉陽區中廖村村民在田里插秧。 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 攝

首都師范大學鐘華博士的研究發現：傳入中原地區的水稻傾向于被下層普通民眾首先接納，考古發現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小麥的接納則似乎由上層人群推動，考古發現有著強烈的同步性和區域指向性。

一些作物的傳播時間比預想的晚。比如，水稻何時傳入珠江流域？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楊曉燕通過對嶺南地區出土最新稻米遺存的AMS碳十四年代測定，認為在距今2500年前后，此地稻作才開始發展，“遠遠晚于之前的預想”。

研究顯示：在那之前，珠三角的人們除了漁獵，還采集堅果，管理和種植棕櫚、芭蕉、蕨根、慈姑、馬蹄等作為生計。

與人類同行的時光

趙志軍說，動植物考古在很多層面上能相互對應，互為補充，揭示食物構成和變化如何塑造和改變古代人類的生活。袁靖則認為，比起人類在地球的時光，動植物似乎才是真正的“見證者”。

11月12日，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趙志軍（右）和動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袁靖在生物考古學術研討會上作總結發言。新華社記者 屈婷 攝

有時候，這段時光變成了悲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李文艷所在的團隊調查了51個遺址的麋鹿骨頭遺存，發現這種盛極一時、卻最終在漢朝銷聲匿跡的溫順動物滅絕于人類貪婪的捕殺。

研究結果顯示：新石器時代以來，麋鹿不僅是先民獲取肉食、制作工具的主要狩獵對象，更是先民隨葬祭祀的重要祭品，與楚人關系緊密，圍捕之風愈演愈烈，以致“鹿尸成山”。

有時候，蹁躚的時光綻放出瑰麗的想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羅運兵研究員跨界動物和美術考古，提出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鳳是中國目前可確認的最早鳳凰形象，其造型來源于雉、鶴和孔雀等。

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玉鳳。中山大學供圖

更普遍的現象是，食物是人類社會關系的“鏡子”。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劉歆益通過對赤峰地區黍和粟的糧食加工證據的觀察，發現古代社會從新石器時代的共同加工和分享消費的“公社模式”，逐步轉變為青銅時代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責任”。

“中國動植物考古已經由青澀的初創期進入到了成果豐碩的成熟期，”趙志軍說，不斷創新的技術和方法正帶來更加廣闊的學術視野，向一個個新研究“發起挑戰”。

[責任編輯：楊凡、賀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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