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住預算草案中的“其他”

新代表劉小兵：戴上“其他”的帽子，錢就不知花哪兒去了

新代表劉小兵盯上了預算草案中的“其他”。

“戴上‘其他’的帽子，我們審查時就搞不清楚這些錢花到哪里去了。”劉小兵說。

劉小兵發現，在許多支出中，有“名頭”的科目反而金額很少，甚至為零，而“其他”這個框里的支出金額卻很大，占比很高。

他以《2018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表》中的數字舉例說，“金融支出”的預算為831.72億元，被分配到金融部門行政支出、金融部門監管支出、金融發展支出、其他金融支出等4個方面。其中“其他金融支出”分得759.7億元，占整個金融支出的91.34%。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在“商業流通事務”這個支出中，2018年安排了26.12億元的預算。其下有“行政運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務、市場監測及信息管理、民貿民品貸款貼息、事業運行、其他商業流通事務支出”6個項級科目。前5個科目的預算都沒有一個過億元的，而其他商業流通事務支出卻高達25.17億元，占到“商業流通事務”這個大盤子的96.36%。

劉小兵說，在“商業流通事務”這個支出中，除了“其他支出”外，另外5個“正兒八經”的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在預算草案中似乎沒有什么用途了。

把預算支出中所有的“其他”加起來，占比也不容樂觀。

《2018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表》中，所有“其他支出”占比10%；《2018年中央本級基本支出預算表》中，“其他支出”比重則高達30%。

作為一名長期研究財政學的專業學者，劉小兵分析了“其他”在一些預算支出中“唱主角”的原因。我國目前使用的政府收支分類科目，是2007年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成員國的要求，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確定的，后雖經多次調整，但沒有實質性的變動。10年過去，政府該花錢的方向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財政支出的科目調整卻滯后了，那些“無處安放”的支出，只得貼上“其他”的標簽。

劉小兵說，當然，對這一現象也許還有另一種解釋，政府收支分類科目沒問題，是政府花錢出了問題，花到不應該花的地方去了，找不到科目來反映，只好放到“其他支出”科目中。

除了“其他”以外，劉小兵在審查預算草案時，還有“攔路虎”——由于支出科目設置不合理，導致預算無法全面地反映財政資金的去向。

他翻著厚厚的預算草案說，以教育支出為例，《2018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表》顯示，2018年中央本級安排的教育支出預算是1711.22億元，具體用在了“教育管理事務、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等7個方面。其中，“普通教育”預算安排得最多，有1485.99億元，具體用在了“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6個方面(項)，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1405.6億元。

劉小兵想再了解這1405.6億元預算是如何使用的，卻發現往下沒有數據了，因為按照功能分類，最后一級就到“項”。

作為財政學方面的專業人士，劉小兵本著刨根問底的精神繼續在預算草案的“大本子”里找這1405.6億元的去處。

劉小兵說，得換一個“軌道”，到教育部的部門預算里去看。可按照現行的預算法也不是所有的支出都能找到去向，1405.6億元是怎么花的，還是說不清楚。

劉小兵甚至追到《教育部2018年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表》。其中，高等教育支出包括“工資福利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商品和服務支出、資本性支出”等4個方面。

再追“商品和服務支出”，劉小兵看到，150.51億元的“商品和服務支出”是花在“辦公費、電費、勞務費”等27個方面(款級科目)，其中，勞務費安排了14.58億元。劉小兵想不明白，為什么有了人員經費還要安排勞務費？當他再想一探究竟時，卻發現沒有了。

在劉小兵看來，不管是科目設置不合理，還是政府花錢不規范，如果最終結果導致代表在審查預算時無法看清楚、弄明白，那么知情權與監督權就難以體現。

劉小兵建議，應盡快對從2007年至今的政府收支分類科目進行修訂，使修訂后的科目在廣度上能夠全面展示政府的所作所為，在深度上能夠細化到足以去判別政府的所作所為。“只有這樣，公眾才能夠根據公開的財政信息，判斷政府權力運行是否規范、正確。”

本報北京3月12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劉世昕 王亦君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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