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白云怡】無論是去年6月巴拿馬與臺灣當局“斷交”，還是今年5月多米尼加與中國大陸建交，都將國人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遙遠的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進一步的采訪發現，那里的華人不僅在擅長的商業領域取得成功，在政治、科技等領域也有著不凡的成就，他們更是能坦然公開地分享對“母國”的感情與牽掛——這與海外一些地區華人談及祖籍國時的小心翼翼對比鮮明。《環球時報》記者最近專訪多米尼加駐華使館代辦吳玫瑰和巴拿馬駐華使館參贊林錦珍，“巧”的是，她們都是華人。記者通過采訪感到，華人在她們那里的確沒有什么“夾心人”的苦惱，也很少出現被外界詬病的“窩里斗”情形。個中原因，從她們的個人經歷與觀察中能夠一窺端倪。

中華傳統通過父輩延續下來

一個常見組合——華人父親+多米尼加母親

環球時報：作為一名華裔，你在成長過程中是否遭遇過“融入”困擾？

吳玫瑰：和大多數多米尼加華人一樣，我覺得自己擁有雙重文化身份。由于19世紀末第一批到達多米尼加的華人基本都是從事礦工等職業的男性，第一批女性華人移民直到上世紀50年代后才出現，故而在相當長時間里，華人男性與當地女性結婚是一種普遍現象。

所以，我們這些在多米尼加出生的二代、三代華人往往有一個擁有中國價值觀的父親，同時有一個掌握本地語言和習俗的母親。父親教會我們中國文化中勤奮的工作態度、為人處世的方法以及對長輩的尊敬孝順，母親讓我們輕松學會西班牙語，更好地融入社會。正因為如此，從小我就感到內心深處有一種雙重文化認同，腦海里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種雙重性直到我成為多米尼加駐華代表那一刻才真正得以統一。

環球時報：華人順利融入是否也有多米尼加社會文化自身的原因？

吳玫瑰：是的。多米尼加是一個很開放、多元的國家，那里有各種族裔社區：德國人、二戰時期移民過去的猶太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可以說，絕大多數二、三代華裔都接受了高質量教育，這對一個少數族裔來說非常重要。

我個人就曾在多米尼加的一所公立學校讀書，那里的教學水平很高，周圍的同學從未拿我的華人身份開過玩笑，反而請我幫他們一起學習。在多米尼加人眼中，華人是一個非常努力、杰出的群體，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優秀的代表。

枕頭下常壓著一本“紅寶書”

環球時報：你擔任過總統顧問和礦業部副部長、技術部副部長等職位。華人身份是否曾給你帶來困擾？

吳玫瑰：多米尼加人對政治的熱情和參與度很高，幾乎每個人都喜歡評論時政。我是在冷戰時期成長的那代人，年輕時看過很多毛主席的著作，枕頭下常壓著一本“紅寶書”，我的很多同齡朋友認同當時的那股共產主義思想潮流。

不過，真正引導我走上政治道路的是多米尼加第一位民選總統胡安·博什。上世紀70年代，在他剛訪問完中國并和周恩來總理會晤后，當時還很年輕的我有幸在一個場合見到他。我至今還記得他這樣問我：“你是一個越南小姑娘么？”我說：“不，我來自中國廣東。”當時他的人格魅力和他與中國交流的政治愿景感染了我，后來我加入他領導的政黨，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在我的職業生涯里，多米尼加政府一直對我很信任，我負責過很多代表多米尼加及國際交流工作，參與過美洲銀行等機構的工作，族裔身份從未帶來什么麻煩。尤其是多米尼加上一任總統費爾南德斯和現任總統達尼洛·梅迪納，都對我十分信任：7年前，正是費爾南德斯總統找到我，任命我為多米尼加駐華代表。我當時很吃驚也很激動。在這個國際秩序迅速調整的時代，中國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和決定性作用，向中國靠攏已成為一個必然選擇，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一些作用，我何其榮幸!

共建“中國城”讓我記憶深刻

環球時報：像你一樣在政界工作的華人多嗎？整體看，華人的地位如何？

吳玫瑰：比起其他族裔，多米尼加的華人群體并不大，但卻是被大家普遍積極評價的群體。華人很少卷入問題或沖突，而是專注于工作與家庭，為多米尼加的貿易和經濟作出了很大貢獻。

華人專注的領域十分多元。有像我一樣參與政治的，目前已經出現華人省長、議員甚至部長。更多華人依然主要在貿易領域工作，有很多進口商，也有開工廠的。還有很多人在藝術和科技領域取得不錯的成就，有華人電影制作人和導演，還有一批非常優秀的醫生與科研工作者。比如多米尼加第一例成功的開放式心臟手術就是由一名叫“Angel Chan”的華人完成的，他在我們國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管哪種職業，華人做起事來普遍都很認真負責，這可能是我們從父輩身上延續下來的中華傳統。

環球時報：在不少國家，華人給外界以“不團結”的印象，多米尼加是否有此情況？

吳玫瑰：一個族群由不同背景性格的人組成，矛盾很難完全避免。不過多米尼加華人之間相處比較和睦，大家愿意一起協商參與某項計劃。或許是由于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華人彼此間沒有太直接的利益沖突：人數最多的廣東恩平人大多有自己的工廠，其他地方的人主要做服裝和日用品進口。另一方面，多米尼加華人保留著尊重長者、社區領導者意見的習慣，所以性格上比較平和。

我記憶比較深刻的一件事是多米尼加“中國城”的建立。10多年前我到舊金山旅游時對那里的唐人街印象極深，回國后就想，如果在圣多明各也建一處該多好。在推動這件事的過程中，各地華人聚在一起，包括臺灣人。最終，“中國城”在2008年落成。這個過程并不容易：我們每周開會時，大家說著不同的語言，普通話、西班牙語、廣東話、閩南語“滿天飛”，有時還需要翻譯。

華人家庭背景讓我更“多面”

環球時報：你的父母和你適應與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順利嗎？

林錦珍：上世紀80年代，我的父母先后從廣東中山移民到巴拿馬。他們在巴拿馬結識彼此，并購買一個倉庫做生日慶祝商品的生意——巴拿馬人在這方面花費很多。“扎根”過程中，他們遇到很多困難，如語言障礙、文化適應及跟家族幾乎音訊斷絕等。他們一點點學會西班牙語，和當地人的互動越來越多，不安的感覺慢慢淡去。

我和兩個姐妹都出生在巴拿馬，我感覺華人家庭背景讓我們更“多面”。但融入并非完全一帆風順：當人們看到我們的面孔時，會很自然地把我們當作中國人而非巴拿馬人。但我不認為這是困難，而是挑戰。在學校里我每天都能學到一些新東西，西班牙語也逐漸成為我的母語。有時候我的朋友會對我說：“安妮，你雖然有一張中國人的臉，卻比我們還要了解巴拿馬。”

環球時報：巴拿馬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情況如何？

林錦珍：就我個人而言，每天的晚餐餐桌都是一次和中國聯系的機會，這時我的父母總會要求我們說廣東話，所以粵語和西語一起成了我的母語。重視家庭、勤勞、誠實、負責任等中國傳統價值觀也在飯桌上和父母的言傳身教一起傳給我們。

從我3歲起，每年夏天父母都會帶我們回廣東看望祖父母，讓我們了解自己的“根”。慢慢地，我覺得自己和中國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也親眼看到中國這些年令人吃驚的變化。

從整個華人群體來說，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中華文化與習俗，而且隨著過去100年華人社區影響力的擴大，影響到整個社會。比如大米成為所有巴拿馬家庭餐桌上的必備品，巴拿馬傳統男性服裝是一種白色襯衫，它的領子有明顯的中國風格;巴拿馬人飲茶的習俗也是受中華文化影響。

環球時報：像你這樣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多嗎？華人身份是否會帶來困難？

林錦珍：大部分巴拿馬華人都有一個理念：國家好，我們的個人生活才能好。最初，華人大多通過給各個黨派提供經濟支持來體現存在，隨著時間推移，有了親身參與的意愿和可能性。

我本來打算繼承家庭在經貿領域的發展，大學前兩年一直在學國際貿易。2009年我在外交部實習的經歷讓我開闊了眼界，因此把專業改成了國際關系，希望以后從事外交方面的工作。我的父母最初十分擔憂，擔心政府始終會把我當作中國人。我勸他們說，我先試一年，不行再辭職。沒想到，我一年又一年地干了下來，還有幸在2014年成為駐華貿易代表，并見證兩國在三年后建交。

如今，進入公共領域和政府部門的巴拿馬華人已經越來越多，總統府、經濟部、旅游部、運河管理局等重要部門都有華人。這不僅和華人自身的思維越來越開放有關，也跟巴拿馬現執政黨的理念有關。現執政黨和華人的關系一直很緊密，而且不太被舊的意識形態所束縛，愿意給華人更多機會。

環球時報：巴拿馬華人團結嗎？

林錦珍：巴拿馬華人內部矛盾不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激烈。當然，有時也會有一些小摩擦，比如爭當僑界領導等。但整體看，每當華社的人有了什么困難，或當國家需要支持時，我們都會團結在一起。比如每年12月，所有華人會聚在一起，為巴拿馬窮人捐款。

曾經，華人一起經歷過艱難時刻——巴政府大規模驅逐“看起來可疑的華人”。為聲援同胞，所有華人關閉店鋪，警示政府。這是華人團結的一種展現。

這和當地寬松的氛圍也有關，這個國家本來人口就少，各方面關系不復雜。在這樣一個離中國遙遠的地方，人們不得不依靠彼此，因此更加親近。

[責任編輯：楊凡、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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