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科院萬戶企業調研報告顯示，降成本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任務依然艱巨——

綜合成本趨降 未來仍需協同發力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曾金華

我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需要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降成本政策積極有效，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有所下降，降成本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任務依然艱巨，中國財政科學院報告認為，當前實體經濟企業多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未來應轉向改革式降成本——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2018年度“降成本”調研報告顯示，降成本政策積極有效，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有所下降，盈利狀況有所改善，降成本目標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任務依然艱巨，面臨政策空間縮小、邊際效應遞減等問題。

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征程中，“應從‘政策式降成本’轉向‘改革式降成本’，以公共風險管理為導向，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成本，以‘破’和‘立’實現‘降’，激發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協同發力的局面。”財科院院長劉尚希建議。

階段性目標任務完成

今年4月份至6月份，財科院采取線上問卷調查與實地調研相結合的模式，其中線上調查有12860份有效問卷，涵蓋了不同的區域、行業、所有制等企業，同時赴全國多個省、市、縣調研。這是財科院連續三年開展“降成本”大型調研活動。

2016年8月份，國務院發布《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對降成本提出了目標任務，即“經過1年至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

調研報告認為，在外部貿易環境不佳和能源、原材料價格明顯上漲的情況下，盡管降成本政策效果被多方面因素抵消，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第一階段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根據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中央與地方持續深入推進降成本工作，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上取得了積極的政策成效。“隨著2016年以來降成本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企業稅費、融資、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企業負擔減輕。”劉尚希說。

近年來，我國通過實施營改增累計減稅超過2萬億元，加上采取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清理各種收費等措施，共減輕市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今年減稅降費超萬億元的目標，目前各項具體措施已陸續出臺。通過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企業稅費負擔大幅減輕。調查顯示，納稅總額占企業綜合成本費用比重較低，近3年均值為5.34%，且呈下降趨勢。

在企業主觀感受方面，46.6%的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為合理”，但同時也有40.8%的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重”，認為非常重的企業占比僅為4.5%。

從制度性交易成本看，通過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企業營商環境持續改善。5年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同時，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

調查問卷結果顯示，83.6%的企業認為“行政機構辦事程序簡化、辦理時間縮短”，63.4%的企業認為“企業與政府和監管部門打交道的綜合成本”下降，表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成效較為顯著。

從物流成本看，通過降低物流稅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優化運輸方式，企業物流成本也有所降低。據有關部門統計，2017年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4.6%，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

不過，調查顯示，物流成本占營業成本比重呈上升趨勢。2015年至2017年，分別為2.8%、2.96%、3.09%，平均增速為5.05%，人工費用上漲是主要影響因素。

此外，調研報告顯示，通過延續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政策，以及降低融資、用能和用地成本等方面的政策實施，對于緩解人工、融資、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漲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近年來實施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已有所下降，盈利狀況有所改善。”劉尚希說。

仍需構建長效機制

國務院對降成本提出“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的第二階段目標任務，目前進展如何？調研報告認為，降低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務完成較好，其他成本領域的任務完成還有一定差距。

“現階段降成本政策空間在逐步縮小，政策的邊際效應也在遞減。加上人工成本、環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長趨勢，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性，要素市場化等改革相對滯后等因素影響，加大了未來進一步降成本的難度。”劉尚希認為，2017年以來的降成本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數量多、連續密集出臺和力度不斷加大等特點，但也存在一些不適應改革要求的表現。

比如，現行降成本以部門為主導，對企業成本分類分部門來制定具體降成本政策，地方也是由各個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不同的降成本政策落實，這樣做使得降成本更具針對性，但也容易導致部門各自為政和“條條分割”，部門有分工但協調協作不足，出現降成本政策碎片化傾向。“各部門分項制定和落實降成本政策，還可能導致‘合成謬誤’，也就是各部門的良好工作成效合起來應該取得好的結果，但由于部門間的協調配合不足，可能會得到‘1+1＜2’的結果。”劉尚希說。

調研報告認為，當前主要是政府降成本，激勵企業降成本不明顯。“降成本需要以政府為主導，宏觀成本也只能是由政府來降，但不能是政府唱獨角戲。需要通過政府降成本，建立起激勵機制，激勵企業降成本，才能事半功倍。”劉尚希表示。

對此，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也認為，當前降成本到了攻堅克難階段，政府和企業在降成本過程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下一步要針對不同企業、不同成本區別對待，有重點地采取措施，讓企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更好作用。

向改革式降成本轉向

降成本除受到人工成本、環境成本等企業成本持續增長的抵消，以及企業創新能力短期內難以提高等影響外，也面臨著一些新挑戰，包括降成本的政策空間縮小、防風險帶來成本壓力、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等。為此，調研報告提出，降成本方式應轉型，從政策式降成本轉向改革式降成本。“當前實體經濟企業多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未來應轉向改革式降成本，這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劉尚希說。

為何要轉變降成本方式？調研報告認為，目前包括融資、稅費、人工、物流、用電用能等各類降成本政策，多數是做減法，短期內會改善企業的盈利狀況，但單純的降成本并不能帶來企業盈利能力的提升。

改革式降成本核心在于降制度成本，以“破”和“立”實現“降”。“制度創新是最大的降成本，改革式降成本就是要通過改革來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觀成本。”劉尚希說。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院院長任澤平認為，當前企業成本高的問題與一些方面改革不到位有關，“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稅費成本等，都和建立高水平的市場經濟有很大關系，非常贊同用改革的手段來降低成本”。

如何實施改革式降成本？調研報告提出，一方面要破舊體制，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制度瓶頸和制度壁壘，例如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用工、用能、用地、融資等的差異性對待；破除行政性壟斷，破除各種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另一方面，要立新體制。新體制要從整體觀出發，統籌考慮各類降成本之間的利益平衡關系，通過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設計來實現制度成本的降低。

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在降成本過程中，企業不從自身增強研發和創新能力來化解成本，而是過度依賴政府政策。對此，劉尚希認為，改革式降成本要激發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關鍵是要打破企業‘等、靠、要’的預期，增強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實現從‘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轉變，主動增強化解成本能力，切實提高盈利能力”。

調研報告提出了改革式降成本的具體政策建議，包括加快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國企改革，破除“僵尸企業”導致的資源錯配成本；建立健全政策評估程序，完善政策反饋機制等。“降成本不是一個短期的任務，而是一個長期的事情，改革式降成本就是要推進改革，破除舊的體制機制，通過制度創新來實現降成本。”劉尚希說。

曾金華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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