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是歷史還是傳說？夏商周的夏起于何時止于何時？華夏文明的星火是怎么樣聚攏起來的？這些問題離普羅大眾似乎有些遙遠，但對于考古學家們，回答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責任，更是夢想。

前不久，一本著作在社會上引來不少討論，也讓中華文明起源以及中國上古史重建等話題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就是這本《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的作者。第一次見到孫慶偉教授，是在一個陰雨連綿的十月。當時，他正站在陜西周原遺址的一個發掘探方里，在關中層積的歷史地層中，尋找中國文明的源頭。

我們的訪談，就是從長期被視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夏代開始。

用文化比較法重建夏代信史

筆者：您新書的副標題很有意思，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這涉及到一個對夏朝在考古學、歷史學上的認知問題，既包括時空范圍，也包括文化互動。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這一概念的？

孫慶偉：要討論夏文化，首要問題就是要明確夏代是否信史，然后才談得上如何去尋找夏文化。

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無疑義。上個世紀20年代，極少數極端疑古派學者開始質疑夏代的真實性，盡管應者寥寥，但懷疑的聲音一直存在。本書副標題就是要旗幟鮮明地表達作者的主張。夏代的信史地位不是不能質疑，但懷疑要有理有據，需要“拿證據來”。正如我在書中以及隨后的幾次采訪中所言，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從學理上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文獻中有關夏代的記載是后人偽造的，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能置《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和《史記》于不顧，如何能置孔子、司馬遷于不顧而輕言夏代不是信史呢？

徐旭生

鄒衡

夏鼐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工地

北大前輩、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早已說過，“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鄒先生不但主張夏代是信史，也堅信考古學完全能夠從古代遺存中鑒別出夏文化。我把這句話放在了書的扉頁上，既表明我對鄒衡先生觀點的認同，更是想以此警醒廣大讀者。

只有堅持夏代是信史的前提下，我們才能討論如何辨析夏文化的問題。本書基本沿用了徐旭生、鄒衡先生的研究方法，簡單來講，就是通過大范圍的文化比較的方法來“擠出”夏文化，特別是結合夏代的具體史實，盡可能地給出夏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筆者：既然談到了夏文化的上限與下限，您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確定的方法呢？

孫慶偉：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局限性。一般而言，考古學者在討論夏文化問題時，都是通過考古學文化這個概念來實現的，比如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等。

對于夏文化的上、下限問題，以往學者多在文化面貌的變遷上下功夫，比如試圖通過對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分期的不斷細化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誤區，因為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和王朝更迭是兩個概念，并不永遠同步，所以我主張應該尋找那些對王朝更迭敏感，且能被觀察到的考古學遺存作為判斷夏文化上、下限的依據。

對于夏文化的上限，本書主要是依據“禹征三苗”、“禹錫玄圭”等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學上的反映來確定的。簡言之，“禹征三苗”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就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南漸，特別是對江漢平原地區石家河文化的替代，這一變化正好發生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而“禹錫玄圭”則是指夏王朝核心禮器玄圭，也就是考古學上所習稱的牙璋，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階段開始自中原向四裔廣布。換言之，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階段，以河南龍山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禮儀符號（玄圭）開始取得了統治性地位，我們認為這種跡象的歷史動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將夏文化的上限確定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

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城址平面圖

有關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學上慣稱的夏商分界，是一個極其紛爭的學術問題，我在另一本小書《追跡三代》中曾有詳細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夏王朝的開始，我們可以通過與“禹征三苗”、“禹錫玄圭”等歷史事件相關的考古學遺存加以論述，而夏商分界，則缺乏類似的證據，這是歷史本身所決定的，也與考古發現的偶然性相關，也就是說，不是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有特定的考古遺存，而且這類遺存又恰恰被考古學家發現?，F在夏商分界的討論主要是從陶器文化的變遷上著手，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我在書中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兩個方面：一是二里頭和二里崗文化過渡時期大區域的文化變遷，二是這一時期鄭洛地區的城市建設的異動現象。綜合上述幾個方面的內容，才得出夏商分界應該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末的結論。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

夏代的問題是方法論問題

筆者：有人說，西方漢學對中國史的敘述幾乎是沒有夏代的，比如《劍橋中國古代史》中吉德煒將商代作為中國第一個王朝，《哈佛中國史》則干脆從秦漢開始敘述。這可能是西方漢學界對中國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況？

孫慶偉：有關這個問題，我曾經在多次采訪中做了回答，這里扼要加以說明。西方學者對夏代信史地位的懷疑，原因是多方面的。

歐美考古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走了一條與中國考古學家不太相同的道路。他們主張考古學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獻資料，從物質遺存中提煉社會文化信息，總體上比較偏向于社會學和人類學，與中國考古學偏于史學的旨趣明顯不同。中國考古學的史學傾向，不是因為中國學者的個人喜好，而是由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源所決定的。世界范圍內看，文獻史學發達地區，容易產生文化歷史考古學，而文獻貧乏地區，則容易催生考古學理論，考古學的人類學傾向就愈加明顯。

需要強調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對中國傳統史學和傳統文獻不以為然，比如《劍橋中國古代史》的兩位主編魯惟一和夏含夷，他們在該書的序言中就明確提出“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有同等的價值”，認為“考古學家決不應該將文獻材料棄之不用”。他們雖然對史料也有所懷疑，但是“不能夠完全接受這種一概疑古的態度”，因為“很難否認最近幾十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基本上證實了，而決沒有推翻中國傳統文獻的可靠性”。這是很公允的看法。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西方漢學家，當然也包括國內的一些文獻史家，對陶器本位的中國考古學文化進行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所以很難真正在考古學層面上對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

二里頭遺址的陶器組合

筆者：您提出的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方法論層面的問題了。

孫慶偉：是的。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發現”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樣重要。學術界之所以對夏文化沒有形成共識，甚至有學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出現了偏差。宋健同志有一句話我很認同，“外國人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歷史學界自己的迷茫和紛亂”。

所以，在《鼏宅禹跡》里，我先是梳理了與夏代有關的文獻材料，藉此了解夏王朝的時間、空間、人群以及相關事件的動因。我相信，只有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有關考古材料才能真正“活”起來，才能夠“透物見人”。我深知此種方法容易遭人詬病，會被視為考古學為文獻史學“證經補史”的具體例證。但學術研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則。前賢說，“文無定法，文成法定”，夏文化的確認總是需要研究者不斷去探索創新的。從這層意義上說，如果《鼏宅禹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貢獻，其意義不亞于辨析出何種考古學遺存是夏文化。

筆者：王國維曾提出“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互證的二重證據法。您對夏代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就是這樣的二重證據法？

孫慶偉：關于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學術界有很多研究，我在這里不贅述了。我的理解是，王氏此法旨在說明古史之可信，而不是古史之重建。特別是王國維所用的“地下材料”，是特指出土的文字材料，而考古學研究的對象——遺跡和遺物——則基本上是“啞巴”材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差別，因此“二重證據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研究方法。本書副標題之所以特意注明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正是要強調只有考古學才能真正解決夏代的信史問題。

考古界同行喜歡講考古學的語境，在探討夏文化過程中，我更愿意強調歷史語境。本書所堅持的“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當然不同于“二重證據法”，此方法的關鍵有二：一是強調研究者帶著具體的歷史問題來處理考古材料，或者說，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體方式是由問題決定的；二是盡可能地在歷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說，借助于文獻記載等歷史信息，有效地將考古材料轉化上升為史料。

考古學家不僅是史料的研究者，更是史料的生產者，他們需要把發掘出來的考古材料轉化為史料，不僅供考古學家研究，也供史學家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研究使用，如此學科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凸顯出來。

二里頭遺址衛星影像

傳說的內核往往是歷史事件

筆者：您用“禹錫玄圭”這樣的神話作為輔助證據來確定夏朝的上限，讓人印象很深刻。很多人認為，神話傳說并不靠譜，甚至認為“三皇五帝”也不過是傳說而已。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神話傳說與歷史文獻、乃至與歷史的關系呢？

孫教授：首先我要糾正一下你的表述，“禹錫玄圭”不是傳說，更不是神話，而是史實。若干年前，我曾經著文論證牙璋即玄圭，是夏王朝的核心禮器，這一說法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從玄圭（牙璋）的產生年代、流傳地域等方面來看，“禹錫玄圭”是夏王朝建立的標志，是夏代的史實。

玄圭分布圖，鄧聰教授制作。

當然，上古史中也確實有不少神話和傳說的成分。如何面對這些材料，前賢早有思考。如徐旭生就指出，因為有人“對于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所以才極端地疑古。其實“在古帝的傳說中間，除帝顓頊因為有特別原因之外，炎帝、黃帝、蚩尤、堯、舜、禹的傳說里面所摻雜的神話并不算太多” ，“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柜中封鎖起來，不許歷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毙煜壬J為，這些傳說與考古材料同等重要，因為“唯有靠了這些‘傳說’，我們才可能把這一段有文字以前的歷史模擬想象出它的十分或百分之一二的真相，才可能把完全茫昧（不是完全沒有文化）的先史文化時期，與有真實記載的歷史時期，互相聯系起來?！?/p>

筆者：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上古的傳說中，發現一些“信史”的線索？

孫慶偉：應該說是可以的。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禹征三苗”，按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短暫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歷時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持續戰爭，它背后的史實其實是黃河流域以堯、舜、禹為代表的夷夏聯盟與長江流域苗蠻集團的持續沖突，由此我們才可以洞察諸如帝舜“道死蒼梧”、大禹“崩于會稽”等文獻記載的歷史背景。

石家河遺址

“禹征三苗”是中國上古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歷史意義十分重大。眾所周知，中國早期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滿天星斗”，天下萬邦?？脊虐l現表明，紛繁多元的早期文明體主要集中分布在三條“文明帶”——長城沿線文明帶、黃河文明帶和長江文明帶。有跡象表明，中國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路徑大體就是三個文明帶的互相“碾壓”——長城文明帶的持續南下導致華夏文明的中心由晉南的臨汾盆地南移至豫西的洛陽盆地，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夷夏聯盟則徹底征服了長江流域的苗蠻集團。因此，“禹征三苗”不僅整合了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塑造出“中國”的基本輪廓，更在實際上奠定了此后數千年間以長城為界的“華夏邊緣”。

“疑古”是構建“信史”的工具

筆者：您對上古傳說的解讀非常有意思。您曾批評過當下的一些“歷史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者是不是就是當初疑古派的余脈？

孫慶偉：實際上，現在很多“歷史懷疑論者”并不是真正的疑古派，其別有二。

其一，學術史上的疑古派，如顧頡剛先生，都是在系統論證的基礎上，謹慎地、有理有據地疑古，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近代史學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現在的懷疑論者通常只有懷疑之心，而無具體的學術實踐，輕易地、籠統地指責古史不可信，古史不可考，這又如何能夠服人？

其二，真正的疑古派，“疑”只是手段，“信”才是目的，“疑古”只是用以構建“信史”的工具。顧頡剛先生就提出過，他本人對于古史的破壞是為了“使得破壞之后得有新建設，同時也可以用了建設的材料做破壞的工具”。只有疑，沒有信，自然容易滑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淖。

顧頡剛

在本書的一個座談會上，我曾經表示，考古學者要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沒有充分證據之前，不能輕易否定夏代的信史地位，以免給社會大眾造成不必要的困擾。魯迅先生說過，“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歷史對一個國家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對于大眾的歷史認知負有重要責任，不能輕言其無、輕言其偽。如果我們今天否定夏代的存在，明天否定屈原的存在，這讓所有認知自己的祖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炎黃子孫，該從哪里入手建構自己的歷史觀？

懷疑的時代，更需要考古學者的堅定與擔當。

歷史修養需從“讀史”中來

筆者：近年來您一方面倡導考古學者重建古史，一方面呼吁讓考古學更為大眾所熟知，這里面有什么內在聯系嗎？

孫慶偉：有關這個問題，我愿意轉引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的兩段話來解釋。

張光直先生在二里頭遺址

張先生曾說：“在中國早期的歷史上，夏商周三代顯然是關鍵性的一段：中國文字記載的信史是在這一段時間里開始的，中國這個國家是在這一段時期里形成的，整個中國歷史世代的許多文物制度的基礎是在這個時期里奠定的。自從科學的考古學在中國發達以來，很多人都期待考古學對三代歷史會有重要的貢獻；我們甚至很可以說，許多人會認為考古學對中國史學最大的貢獻應該在三代?！?/p>

我之所以呼吁考古學為更多的大眾所熟知，也是基于我對中國古代文明價值的認知。張光直先生明確指出，近代以來社會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成見，便是西方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法則能適用于全人類，包括中國歷史在內”，但實際上，“這個前提是需要證明的，不宜無批判地接受下來的”。根據他對“中國、瑪雅和蘇美爾文明的一個初步的比較研究顯示出來，中國的型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型態，而西方的型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里面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彼詮埾壬贸鲆粋€重要結論，“中國上古史對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呢？我們的回答是，根據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類歷史變遷的新的法則。這種法則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文化連續體的變化法則。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適用的法則時，我們不但要使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尤其要使用中國的歷史經驗。根據這些歷史事實建立的法則，其適用性會大大加強?！?/p>

遺憾的是，目前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社會上，有不少人無視張先生上述認知，天然地貶低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價值，無條件地輕視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說到底，這是學術研究上的不自信。

筆者：從歷史題材影視劇往往火爆熱播來看，民眾對歷史還是非常感興趣的。關鍵是，大家并不知道應該如何增進歷史修養，您能否給出一些建議？

孫慶偉：“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白x史”是增強歷史修養的重要途徑。我以為我們的學校教育，應該高度重視對《史記》的研讀，尤其《太史公自序》一篇，我認為是國人必讀文章。中華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我國的史官系統。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會去修前朝的歷史，這樣連綿的史書串起了中華文明的脈絡，《史記》則是這個系統的開山鼻祖?！妒酚洝匪浬掀S帝，下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太初年間，跨越數千年，是一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內容博大精深的偉大著作，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于專業研究人員而言，《史記》是不可替代的資料寶庫；而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史記》所載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正是提高個人修養，明智蓄德的最佳養分。

另外，我也有個小小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心我們國家的歷史。史學大家錢穆先生曾經說過，無歷史則無文化，無文化則無民族，無民族則無國家。我們身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多讀史書，多知歷史，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

考古學要“修國史，寫續篇”

筆者：您對“重建古史”的強調，讓我想起了您曾提到過的張忠培先生。您說他一生走過的路，一生所說的話，一生所著的書，都是在思考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焦慮”中為學科立心。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焦慮”是什么呢？

孫慶偉：中國考古學的“焦慮”可以從傅斯年說起，當年他創辦史語所，就是要追求“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在中國”，與西方漢學爭勝。當然，隨著學科的發展，考古學的使命已趨于具體化，可以用蘇秉琦先生的“六十年圓一夢”概括，即“修國史，寫續篇”。所謂“修國史”，是指以考古學重建中國古史；所謂“寫續篇”，就是指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中國續篇。這樣龐大的任務和遙遠的路途自然使得中國考古學界充滿了焦慮，當然這種“焦慮”也反映了中國考古學的自覺與自立。

筆者：在給2018年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畢業生的致辭中，您呼吁同學們傳承北大考古的“心傳”。能否說說您是如何理解北大考古學科的“心傳”，又是如何看待當代考古學者的使命？

孫慶偉：既然是“心傳”，必然“不可言狀”。說到底，這是一種氛圍，一種感悟。任何一個北大考古學子，當他直面“考古學思想家”蘇秉琦、“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創者和大成者”宿白、“商周考古第一人”鄒衡、“詩的考古學家”俞偉超等師長時，內心一定會有某種感觸，蕩起某種漣漪。總括這些先輩的功績，其要有三，即“研究一流的問題，做一流的學問，當一流的老師”。一代代學人見賢思齊，薪火相傳，締造北大考古學科永遠的榮光，這就是北大考古人的“心傳”。

蘇秉琦

宿白

張忠培

考古學是一門“為往圣繼絕學，為民族立根基”的學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學科人才培養的愿景是：致力于培養優秀的“中華遺產的保護者、中華文明的詮釋者、中華文化的傳播者”。這也是我對當代中國考古學者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保護好文化遺產、解釋好文明特征、傳播好中國文化。（圖片由孫慶偉提供）

[責任編輯：楊凡、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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