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部門聯合懲戒危害醫療秩序失信行為責任人專家剖析

跨部門聯合懲戒能否根治暴力傷醫頑疾

我國推進醫療服務領域信用體系建設邁出實質性一步，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人被正式納入社會信用體系。

10月1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28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對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的失信行為責任人實施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打擊暴力殺醫傷醫以及在醫療機構尋釁滋事等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的失信行為，開展跨部門聯合懲戒措施。

這也是繼“醫鬧”入刑后，我國懲戒涉醫犯罪的又一記重拳。

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現在的暴力傷醫事件，只是過去傷醫事件的收尾和延續。相比過去，現在傷醫的烈度有所下降，發生例數也在減少。”

“28部門的這一措施，是進一步強化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的社會綜合措施，對醫務人員職業環境的改善和權益的維護是毋庸置疑的。”鄧利強認為，這一舉措讓醫務人員看到國家維護醫務人員執業安全和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的決心，也將讓涉醫違法犯罪付出更大的代價。

暴力傷醫頻次呈下降趨勢

就在“備忘錄”發布的前幾日，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產科醫生被產婦家屬毆打一事刷屏微信朋友圈。

9月22日，因分娩方式問題，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三名醫生被產婦家屬毆打，其中醫生赫某被打致眼眶骨及下頜骨骨折。

據警方通報，產婦丈夫鄭某宇已被刑事拘留，其女鄭某蕊已被采取取保候審。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由此，有民眾認為，發生在北大醫院的傷醫事件，是此次“備忘錄”發布的原因，或者至少也是催化了“備忘錄”的實施進度。

不過，鄧利強并不認同：“我判斷這純屬時間上的巧合。發生在北大醫院的傷醫事件處理范圍僅限于北京市，雖然公安部也對此事發出聲音，但也只是一個表態。我們很難相信，僅僅因為這一件事，就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由28個部門簽完這個文件。所以，這起事件既不是原因也不是催化。”

“從國家機關性質來講，各部門簽署文件有相當長的流程，‘備忘錄’應該在相關部門內已經會簽了相當長的時間。”鄧利強說。

零容忍、依法打擊暴力傷醫，一直是全社會的態度。

中國醫師協會發表聲明稱，強烈譴責一切暴力傷醫行為，醫生的執業安全和人身安全應該得到保障。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稱，公安機關將始終保持對涉醫違法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對傷醫、鬧醫、辱醫行為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嚴格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堅決依法追究刑責。

官方數據顯示，近兩年隨著國家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的力度加大，醫療糾紛和涉醫違法案件較前些年有下降趨勢。不久前，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郭燕紅稱，2013年以來，全國醫療糾紛總量累計下降20.1%，涉醫案件累計下降41.1%。

盡管數據顯示下降趨勢，但一些暴力傷醫甚至殺醫事件依然觸目驚心。據媒體報道，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9月，今年全國醫院共發生9起暴力傷醫案件，造成兩名醫生死亡。2016年，有機構統計，共發生典型傷醫事件40多起。

今年7月12日上午，天津武警后勤學院附屬醫院47歲醫生趙軍艷在出診時，被3名歹徒刺中數刀后身亡。

據醫院發布的情況通報，消化內科主治醫師趙軍艷在門診出診時被3名歹徒無故襲擊。醫院組織多學科專家全力搶救無效，趙軍艷于當日17時10分不幸殉職。經核實，犯罪嫌疑人并非趙醫生收治的患者。

7月17日，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檢察院對暴力殺醫案犯罪嫌疑人元某洪、李某、元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依法批準逮捕。

“冰釋前嫌也需要時間。雖然暴力傷醫還在發生，但頻次和惡劣程度都在降低。醫學界在這方面也有自己要反思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是呵護患者的生命，但是出現了不良事件以后，如果不承擔我們該承擔的責任，有可能會讓醫患之間產生嫌隙。”鄧利強說，剎車也需要一段路來緩沖，“我們現在就在這段緩沖的路上持續不斷地向著最好的目標——希望我們的醫生都是同情患者的醫生，患者信任我們的醫生，向著這種醫患之幸的目標前進。我很有信心”。

對暴力零容忍背后的管控體系

保護醫護人員的執業安全，建設和諧有序的醫療環境已經刻不容緩。

近年來，相關部門陸續出臺政策，打擊暴力傷醫的違法犯罪行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醫鬧”入刑。

依據刑法修正案(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全面履行檢察職能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不僅明確傷醫、“醫鬧”構成犯罪，在醫療機構私設靈堂、違規停尸，公然侮辱或誹謗、誣告陷害醫務人員，利用互聯網等媒體惡意炒作，侮辱、誹謗、誣告陷害醫務人員等都將構成犯罪。

“我個人覺得，‘備忘錄’的出臺，包括《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的頒布實際上和這幾年醫患沖突都有關系。醫患關系原本應該是很和諧的社會關系，但近年來出現了嚴重的對峙和沖突，盡管從數量上來看是少數，但是從社會和行業來看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說，往往一個法律行為更多的是約束一個人具體行為的法律后果，但是沒有和具體的社會評估掛鉤，“誠信對整個社會而言是社會運轉的基石和潤滑劑，如果誠信出了問題，那么未來將會在各個方面暴露出問題”。

國務院公布的《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已于10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確提出通過加強醫療質量安全的日常管理，強化醫療服務關鍵環節和領域的風險防控，突出醫療服務中醫患溝通的重要性，從源頭預防醫療糾紛。

在鄧利強看來，《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重在化解矛盾，通過進一步的關口前移讓醫療機構更好地執行醫療安全制度、病歷書寫制度和重視患者的投訴，一系列的措施促進醫患互信，“希望條例可以更近一步解決和化解矛盾，減少醫患之間的沖突。沖突減少了，暴力傷醫事件自然也就會減少”。

此外，鄧利強也向記者介紹了曾經出現的一種情況，“一些傷醫事件發生后，有些人受到行政拘留處罰，但是某些被行政拘留的人揚言‘拘我幾天又能如何，出來以后我還來找你’,這種氣焰很囂張。有些即便氣焰不囂張，卻也沒有反思悔過。在這種情況下，除了行政處理以及觸犯刑事法律以后對當事人進行刑事法律處理，也該讓其在法律之上承擔代價。法律是底線，‘備忘錄’是與信用系統連接起來，對人有全方位的影響”。

在王岳看來，誠信體系的構建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必備條件，所以肯定要對暴力傷醫行為給予懲戒。“我們必須要對暴力零容忍。‘備忘錄’的出臺、刑法的修訂、《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提到的零容忍，都是對暴力管控的體系。這是政府和立法機關對這個社會現象的一種態度”。

更嚴厲的懲戒和全方位影響

此次“備忘錄”顯示，聯合懲戒對象是指因實施或參與涉醫違法犯罪活動，被公安機關處以行政拘留以上處罰，或被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的自然人以及6類涉醫違法犯罪活動。

按照“備忘錄”的規定，有涉及“備忘錄”中6種行為的行為人，將面臨在享受政府優惠性政策、財產保險費率、國企任職等方面的跨部門聯合懲戒，涉及國家發改委、國資委、銀保監會等28個部門，具體包含14種懲戒措施。

不僅如此，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其日常生活、消費也將受到影響，其乘坐飛機、列車軟臥、G字頭動車組列車、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費及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將受限制。

“相比行政拘留等措施，將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人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的懲戒更嚴厲，影響也是全方位的。”鄧利強說，首先是警示作用非常明確，“當大家不敢以后，如果遇到問題，就會去尋找正常的途徑。尋找到正常的途徑以后，大家就不愿再去做這樣的事情。以后才能有一個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社會環境。28部門的這一措施，是進一步強化打擊涉醫違法犯罪的社會綜合措施，對醫務人員職業環境的改善和權益的維護是毋庸置疑的”。

在鄧利強看來，“備忘錄”在落實過程中對公安機關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公安機關在行政處理以后，有義務通報給衛健委，再由衛健委通報給各相關的部門。這就要求公安機關要更加積極地對暴力傷醫事件進行關心和關注，有進一步積極的做為。這個文件中有動態管理及相關措施，除了建立制度還對制度的落實作出了安排。只要照這個文件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去做，都是不存在問題的”。

不過，在采訪中，也有民眾提出了疑問：“備忘錄”中的聯合懲戒措施，諸如錄入信用系統、限制傷醫者的一些資格等，是否有擴大懲戒的可能？

“合理性不存在問題。過去，針對傷醫的處理是碎片化的，雖然傷醫者受到行政懲戒，但違規違法者竟然還可以回單位去評優評先，這樣會讓社會看起來有一種分裂的狀態。”鄧利強說。

對此，王岳的看法是，關鍵在于有沒有法律依據，“任何一個法律對公民權利的干預應當有一個合法性的基礎。再一個就是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和是否有救濟機制。如果這些都具備，那么這個制度就是可以的，但是只要這三個中有一個存在缺陷，都可能導致這個制度本身也會成為傷害公民權利的一個力量”。

“我個人認為未來很難再擴大懲戒。犯罪學有一句名言‘基因推上了子彈，性格瞄準了目標，環境摳中了扳機’,我們更多的心思應該放在環境的改變上，環境的改變包括醫療體制環境的改變、醫院管理水平的提升、就醫感受的改變、醫生人文精神的回歸等，多管齊下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醫患矛盾問題。”王岳說。

對此，王岳也向記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以往的相關法律法規是針對一個人具體行為的法律后果，而沒有對社會評價做影響，“‘備忘錄’對每個公眾的行為都有約束作用，但還是要在一個有法律依據的前提下。從法治建設的角度，我們應該找到一個法律依據，而且要把握好比例原則，即處罰力度和違法行為的后果是否符合一個比例。再一個就是有沒有救濟途徑，比如我認為這個處置是不公平不對的，那么應該有一個地方去進行救濟。我認為這些都應該要同步出臺”。

在王岳看來，從根本上，目前亟待解決的是醫療體制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公布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的一審稿草案，一審稿規定，公立醫療機構的收入和支出要全部納入相關部門的預算管理，這就意味著要把推向市場的醫院重新拉回，回歸公立。我想這才是從根本上去改善醫患關系的重要舉措”。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林靖耘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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