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自稱從各類大學英語教材中挑出大量錯誤的前北京林業大學英語教師施兵近日又有新動作。

11月初，他依據近年整理的《大學英語教材質量分析報告（2017版）》和《大學英語四級真題出錯調研報告》，就勘誤之事通過郵件通知了教材出現錯誤較嚴重的38所高校或出版社。施兵近日告訴澎湃新聞，目前23家單位通過電話或郵件回應，有的表示將反饋給作者，有的稱會納入修訂考量。

此外，一個月前，施兵還以“多次提醒，仍不認錯”為由，將2014版《西方文化讀本》和2015版《大學英語新題型水平測試下冊》兩本大學英語教材的總主編訾纓、史寶輝告至北京海淀法院，并獲受理。法院傳票顯示該案案由為“產品責任糾紛”，將于12月12日開庭。

施兵踏上“教材糾錯”之路已有五年，曾得到教育部回復，廣受關注。今年11月18日，他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教材事關公共利益，應該引起足夠重視。他呼吁政府部門從制度上防錯、糾錯，成立諸如全國教材抽檢復查辦公室的機構，并加強教材編撰者的專業水平建設和敬業精神培養。

多年前因“找茬”大學教材受關注，今又通知多個高校及出版社糾錯

施兵為高校英語教材“找茬”始于2013年底，當時還在北京林業大學擔任英語教師的施兵發現，學校圖書館里許多英語讀物有錯。

翻閱了近100本大學英語教材和相關書籍后，他發現有問題的不少。他對澎湃新聞說：“大部分高校的英語教材由各自英語教師自主編寫，所以種類特別多，也容易出錯。”

2015年，施兵將自己整理的一份近30頁的《大學英語教材質量分析報告》遞交教育部和中紀委，直揭名校教材紕漏和錯誤。同年10月23日，教育部高教司回復：已經將此質量分析報告下發相關出版社，正在起草十三五教材建設指導意見，規范“誰都能編教材”的情況。

此后，施兵繼續整理出了《大學英語教材質量分析報告（2017版）》以及《大學英語四級真題出錯調研報告》，再次寄送給了教育部等部門，希望推動整個行業教材從立項、編寫、出版銷售到課堂使用的規范化。

2017年6月，施兵收到告知書，被告知從7月開始，他就職了8年的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不再與他續聘。他告訴澎湃新聞，自己目前處于無業狀態，靠兼職維生。2018年5月13日，施兵曾在自己的個人認證微博上發表聲明稱，“本人決定放棄大學教材糾錯，今后不再過問。”

不過，今年11月上旬，施兵再次行動。

他依據自己整理的《大學英語教材質量分析報告（2017版）》和《大學英語四級真題出錯調研報告》，就勘誤之事通過郵件通知了38所高校或出版社，包括長江大學、曲阜師范大學、重慶大學、貴州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山大學、桂林電子科技大學、湖南工程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等。施兵說，截至目前，華南農業大學、陜西科技大學、天津大學出版社等23所高校或出版社通過電話或郵件予以回應，有的表示將反饋給作者，有的表示會納入修訂考量。

11月19日，《大學英語語法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 年） 一書的主編，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退休教師何高大向澎湃新聞證實，他近期回復了施兵，被指錯教材“正在修訂”。他表示，非常欽佩“糾錯者”科學求真的精神，并承諾一旦修訂出版，將按相關出版規定，向施兵支付稿酬。

一名大學英語教材主編回應施兵，對出錯感到歉疚。

以“拒認錯”為由狀告兩總主編，被告稱他“知假打假”

除了郵件告知高校和出版社糾錯，今年10月10日，施兵還以消費者的身份將2014版《西方文化讀本》（以下簡稱“《讀本》”）和2015版《大學英語新題型水平測試下冊》（以下簡稱“《新題型》”）的總主編訾纓、史寶輝告上法庭。

施兵在向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遞交的《民事起訴狀》中寫道：訾纓、史寶輝擔任總主編的2014版《讀本》為教育部教學改革示范教材，內容錯誤120處；而另一本兩人擔任總主編的2015版《新題型》為北京林業大學立體化網絡化系列教材、拓展課程教材，內容錯誤90處。“這兩本教材不僅在北京林業大學校內課堂使用，而且在社會書店等公開渠道銷售。雖經原告多次提醒，至今拒不認錯。為提高全行業教材編寫者的質量意識，教育警醒大多數，特此起訴。”

在該起訴狀的末尾，施兵還附上了兩本教材的勘誤表。例如，施兵指出，《讀本》中“第81頁a witnesses去掉es用單數”，“第182頁 censure the information（審查信息），審查應為censor，censure意思是斥責”；而在2015版《大學英語新題型水平測試下冊》中“第60頁the sue of the materials（使用原材料），使用應為use不是sue”，“第176頁star a car（發動汽車），發動應為start不是star”。

為此，施兵提出：請求法院判決被告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和違約賠償責任各1元、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責任1元、精神損害賠償責任1元，并向社會公眾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11月18日，施兵對澎湃新聞稱，2017年8月自己在北京王府井書店發現，《讀本》與該書最新2016修訂版同時在架銷售，他先后找了多個部門反映，在投訴無果的情況下決定起訴。

施兵稱，法院已受理他的起訴，11月15日他拿到了法院的傳票，該案將于12月12日開庭。他出示的北京海淀區法院送達的傳票顯示，該案案由為“產品責任糾紛”。

“既然是產品質量糾紛，那起訴的對象應該是生產者和銷售者，即出版社和書店。”21日，被告的訾纓針對此事回復澎湃新聞稱，市面上同時流通著新舊版的教材，主要是因為書籍質量達標，出版社只能建議書店下架舊版，而不能強制召回。

訾纓表示，出版物的質量應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版產品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把關，訴狀中的兩本書里錯誤沒有施兵羅列的那么多，“語言是動態的，有三分之一都可以商榷。”

另外，她還指出，施兵是《讀本》第二版的副主編，主要職責就是校對，同時也是《新題型》的編者之一。“他（施兵）購入《新題型》時知道這本書因四級題型改革已經不再重印再版，同樣，購入《讀本》時，經過修訂的第二版也已經出版了，所以他的行為屬于知假打假。”

施兵所列的部分教輔類書籍、社會教培機構教材的錯誤示范。

著眼源頭，呼吁從制度上防錯、糾錯

“教材事關公共利益，要對得起廣大學生，對得起專業。”施兵說，“全國每年新出版的教材上千，還不包括正在課堂和圖書館使用的舊版教材，所以要呼吁政府部門從制度上防錯、糾錯。”

此外，施兵稱，他也關注到目前對于“市場流通中的錯誤教材”并沒有相應的處理辦法。他建議，可以設立教育、文化市場執法和出版三方聯動機制，打破“只掃門前雪”條塊分割的僵局。由教育部設立教材抽檢辦總公室，協調全國各區各片的分支辦公室抽檢教材。

對于如何從源頭上預防教材出錯，他認為，“國家重大項目的招投標，資格審查應從嚴，成果驗收從嚴，并督促相關高校加強教師隊伍專業水平建設和敬業精神培養。”

施兵說，下一步，他將更加關注高校圖書館在架的那些服務學生的教輔類書籍以及社會教培機構教材。

[責任編輯：楊凡、梁延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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