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雙兵：37年記錄“慰安婦”幸存者

共找到133位幸存者目前在世卻僅剩4位 稱這件事填補了歷史做得值得

張雙兵

近日，湖南岳陽新發現兩位“慰安婦”幸存者。如今，中國在世的“慰安婦”幸存者只有十余人，隨著時間推移，人數還將越來越少。

37年間，山西的鄉村教師張雙兵，一共發現了133位“慰安婦”幸存者，他被人們稱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而這133位“慰安婦”幸存者，絕大部分都已經謝世，“現在在世的老人只有4位了”。

今年66歲的張雙兵，同樣滿頭銀發，臉上布滿深深的皺紋，他用人生最寶貴的30多年去做“慰安婦”幸存者的調查記錄，張雙兵說：“對做這件事的意義，我說不上來，但是我覺得做得值得。”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丹

曾經，在山村小學當老師的張雙兵除了當一名“優秀教師”的理想外，還有一個文學家的夢想。為了他的文學夢，他曾在孟縣西部地區創辦了烏河文學社，與許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研究文學。

但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秋天，一位在谷地里撿谷穗的老婦人，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

“如果沒有去做詳細的調查，只知道她們是慰安婦而已，有誰會知道，她們在戰爭中有過死里逃生的劫難。而且在此之后，她們的身體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傷疤。”張雙兵說。

有的老太太實在太苦了

張雙兵家住山西省盂縣西潘鄉羊泉村，一個離縣城40多公里的偏遠山村。1982年，他遇見了侯冬娥，“那是深秋，我在隔壁高莊村小學教書，有一天下午看到一個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非常可憐”。

出于同情，也出于好奇，張雙兵想知道侯冬娥的故事。但一次又一次，他來到老人家中采訪，老人卻始終沒有說。“你的心我明白，可我不能說。”侯冬娥這樣對張雙兵說。

直到10年后的1992年，張雙兵在報紙上看到一篇中國勞工向日本政府索賠的報道。報道中說，中國受害者包括勞工和“慰安婦”，都可以向日索賠。

“她剛一開口就嚎啕大哭，哭了快一個小時，我也跟著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說出埋在心底幾十年的話。”

廣州日報：你一共調查到多少位“慰安婦”幸存者？

張雙兵：近兩年社會對“慰安婦”幸存者關注減少了。在電影拍完的時候，那時我找到了127位幸存者，近幾年，又增加了6位。有的老太太太苦了，都是她來找到我，將她的身世向我訴說。近些年的幸存者都不是我主動去找了，而是她本人或她的家屬找過來。目前我一共調查到了133位“慰安婦”幸存者，如今在世的只有4位了。

多次訴訟，均被“駁回”

1992年8月7日，張雙兵將7個中國“慰安婦”的控訴書遞到了日本駐華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賠償。控訴書卻石沉大海。

在相關民間團體的幫助下，1995年，他組織5名受害者將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1996年，第二批2名受害者起訴。1998年，第三批10名受害者起訴。張雙兵陪同她們遠渡重洋，走上日本法庭。

然而，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中國“慰安婦”的訴訟請求。理由是：一，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廣州日報：這些“慰安婦”幸存者的家屬是不是一開始反對你的調查？

張雙兵：是有這種情況。但這個情況并不是剛開始的時候才有，現在也有，什么時候都有。

有時家屬會情緒比較激動，就是反對把她媽媽的名字、肖像播放出去，特別是在電視臺播出了之后，有些子女就找過來和我說這個事情。但找過來的都是子女，老人一個都沒有。

他們過來就是責問：“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這樣對你有什么好處？”

我就說，我們當初的想法是好的，還曾經到日本要求賠償打官司。大家都是為了向日本政府索賠，讓日本政府賠禮道歉，我們的初衷是一樣的。

證據：村里人都知道

此后，從侯冬娥的口中，張雙兵獲得了一連串名字——陳林桃、李秀梅、張小妮、張二妮……

作為小學教師，張雙兵只能利用周末和節假日時間來作調查。“一開始是騎自行車尋訪，最遠的時候曾經騎車30多公里。”

1998年，為了方便調查工作，張雙兵花了好幾個月工資買了一輛摩托車。“我的收入和時間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其中，家人一開始不理解，學校覺得我‘不務正業’，社會上也有反對的壓力。”

廣州日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這些老人或老人的家屬去主動找到你訴說自己的身世的？

張雙兵：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有。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調查，到了1992年的時候，才正式公開。那個時候有一位老人叫萬愛花，她就是主動來告訴我的。

當時，我給萬愛花寫了一封信，我是這樣寫的：我聽說，你被日本侵略軍強暴過，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你愿意說，我就過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說，我這句話就當沒有說過。

她接到了這封信之后，馬上就從太原到我們這個山溝溝來找我了。從那時開始，每年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廣州日報：這些老人來找你，或者你找到的這些老人，是否需要一些證據提供給你，或提供給日本的法院？

張雙兵：證據的話，由于日本侵略軍抓這些女人到炮樓里，往往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十個人八個人，是一大批，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抓了誰家的姑娘，誰家的媳婦，這都知道。你如果問村里說沒有，就是沒有，如果問有，往往就是村子里都知道的。

現在就不大一樣了，因為那時候這些“慰安婦”幸存者都是六七十歲，不少了解情況的村里人都還活著，但現在活著的已經很少了。

每次有人去世會悲痛數日

每一位老人離世，張雙兵都要為她們寫一篇悼文。去年7月24日，曹黑毛老人離世，享年96歲。

他在悼詞中寫道：“曹黑毛老人，1941年秋天，當時只有19歲，被住進圭村據點的日本鬼子抓進了據點，受盡了折磨，不幸她懷孕了，然而，日本鬼子繼續折磨她，直到流產。兩年過后，更不幸的是她再次懷孕，這一次，逃脫了魔窟，回到家里。母親嫌丟人，把她安排在一個山洞里，想盡辦法把孩子打掉，受盡了百般折磨，孩子出生了，母親把這個‘孽種’扔進了河里。曹黑毛失去了生育能力，直到快50歲的時候，才抱養了兩個孩子，養老送終；曹黑毛老人去了，我非常痛心，我沒有討回這個公道，我愧對于她。”

廣州日報：如今你和山西在世的4位“慰安婦”幸存者接觸多嗎？

張雙兵：我們打算4月份的時候再去看看她們，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同仁一起。這些年來，紀念館也提供了挺多的幫助。

上一次在春節以前，曾經去看過她們，我一般都是三五個月就會去看一下她們。

這4位慰安婦幸存者都不是我家附近的。去年7月，我家陽泉的最后一位“慰安婦”幸存者曹黑毛老人去世了。

廣州日報：老人的去世是不是對你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

張雙兵：她們去世之后，我們的人證就沒有了，盡管她們的證據還在，但是對日本政府來說，壓力就小了。

廣州日報：除了證據，對于你個人來說，是否也是一個痛苦的經歷？

張雙兵：這些老人去世了，我心里面會感到非常悲痛，去一個，我的心里頭就悲痛好幾天。就是在她們去世之前，我就擔心，給她們看病、慰問，唉，因為都是九十多歲的人，身體也不好，去世是自然規律，誰也改變不了。

這件事做得值得

2015年10月13日，目前最后一位實名訴訟日本政府，要求其公開謝罪、賠償的日軍暴力性侵受害者——“慰安婦”張先兔在盂縣西煙鎮西村家中病逝，終年89歲。

一次次的敗訴，讓張雙兵十分痛苦，“跟那些老人一樣，沒法訴說啊”。

為了排解心中的郁悶，張雙兵煙也越抽越多。在說話的間隙，張雙兵總是會忍不住咳嗽起來。他低沉的說話聲，和不時的哀嘆聲，讓人聽起來情緒有些低落。

這些年來，他自費收集采訪山西多地的“慰安婦”受害者資料，協助發起對日本政府的訴訟，多次出席國際“慰安婦”會議，并參與《二十二》《大寒》《揭秘日軍“慰安婦”制度暴行》等多部“慰安婦”題材電影的拍攝。

廣州日報：你還有沒有繼續進行調查的計劃？

張雙兵：現在還沒有這個打算，我剛剛也說過了，這些人年紀都大了，就算是找到當事人，這么大年紀了，她也很難說得清楚，而且其他的佐證也幾乎沒有了。

我打算在這兩年，把這些年收集的歷史證據統籌下來，再出一本書。

廣州日報：從1982年開始到現在37年了，是什么支持著你這么多年做這件事？

張雙兵：從1971年開始當老師，2013年退休，今年已經66歲了，也有親戚朋友問過這個問題。關于做這件事的意義，我說不上來，但是我感覺這件事情做得值得。不管如何，這是一個歷史事實，我把它揭開了，也記錄下來了，也算是填補了歷史的空白。我們向日本政府也提出過索賠的要求，盡管日本政府不愿意賠償，我們敗訴了，但是這件事引起了國際范圍的關注，我們并非毫無所得，我覺得應該為受害者做這件事情。

[責任編輯：楊凡、穆楠]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