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重工車間

■本報記者 王瀟

“我們企業肯定不會搬。”幾年前，時任上海電站設備輔機廠黨委書記的高志躍這樣認為，老員工孫建平也篤定地相信。

理由很充分。

“你看這個楊浦大橋，楊浦大橋原先是(計劃)從我們廠里通過的，就因為我們企業重要，楊浦大橋特地偏了個八度的角，從另外一個地方過去，讓我們這個企業保留。”高志躍指著會議室窗外的大橋說。

但2018年12月29日，作為楊樹浦路工業生產線上最后的堅守者，上海電站設備輔機廠(西廠)正式搬離。

這一變遷的背景是上海市2002年開啟的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還江于民”，讓濱江岸線切實成為百姓可以親近的公共空間。2017年12月31日，黃浦江兩岸從楊浦大橋至徐浦大橋45公里岸線公共空間宣告貫通。2018年底，楊浦區把貫通岸線向東延伸到定海橋，2.7公里岸線實現結構性貫通，并計劃于今年國慶完成空間景觀對市民開放。

作為創造了許多中國工業的“第一”、近代上海起步最早、規模最大工業區的楊樹浦，工廠的搬離意味著這里將成為真正的“工業銹帶”。但若放眼整個濱江百年生命線，這一次的告別，只能算一個“中點”——作為工業生產的角色告一段落，而作為“城市會客廳”的角色已邁開步伐。

楊浦區建管委主任、區浦江辦常務副主任劉安說，城市的有機生長是客觀必然的，城市有機更新會消融一些東西，改變一些東西，但城市的文脈歷史應設法留存，成為城市更新過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告別

搬遷的傳言，廠里有過幾次，每次都不了了之。

大家都覺得不會搬的原因：一是工廠承擔國家重點軍工任務，屬于裝備制造業中的核心骨干企業；二是廠里態度也“明確”，2000年廠里為安定人心，甚至重整圍墻、加寬廠房、維修道路，還建造了9層的辦公大樓。

而最明顯卻很少說出口的一種情感是——楊樹浦是“近代上海工業的搖籃”，難道就從這里離開了？

“楊樹浦可是一部活的上海工業發展史！”有人在朋友圈寫道。

百年一瞬。楊樹浦，初為河流名，后為路名、區片名。從19世紀末期還是地廣人稀的荒野鄉村，到1899年被并入公共租界、外商相繼涌入，幾十年間，楊樹浦成為上海外資企業最集中、數量最多的地區。輔機廠的前身——慎昌洋行，正是在1921年于楊樹浦起步的。

新中國成立后，楊樹浦飛速發展，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為輝煌：楊樹浦發電廠、上海自來水廠、楊樹浦煤氣廠、上海船廠、申新五六七棉紡廠、天章造紙廠、中國肥皂公司、正廣和汽水廠、上海第四制藥廠……最多的時候，不同門類的工業企業三百多家聚集于此，形成近代中國工業的先行區。

“楊浦濱江區別于其他區域，比如虹口、徐匯、浦東，特別的地方就是在于工業廠房非常連續，一個接一個。”大舍建筑設計事務所主持建筑師、參與貫通工程的設計師柳亦春強調了這種“連續性”“成街區性”的特點。

74歲的季曉蕓是老楊浦。中學時，她曾在上海鍋爐廠、國棉十七廠勤工儉學，后在上海鐵絲廠工作。1972年婚后，她住進楊樹浦路邊的小區，愛人在路對面的天章造紙廠工作，“上班鈴響了沖過去都來得及。”

窗外，是屬于楊樹浦路的早晨：工人們騎車的，走路的，熙熙攘攘；廠區門口，有些以白日班為主的，工人們輕輕松松在門口打招呼，而有些紡織廠日夜不休三班倒，女工們多半都神情緊張、三步并作兩步跨進工廠。

上世紀80年代初，孫建平還住在市區，每天坐公交車上班，車子太擠，公交公司會在大的站點配幾位員工，幫助乘客往車上推，“好了之后敲敲門，(意思)駕駛員可以開車了”。

“我們這代人的青春是在工廠里的。”孫建平說。1980年，他出了高中校門，考入上海技工學校，學習兩年，一半時間在校上課，一半時間在電站輔機廠鍛工車間工作，后正式進入輔機廠工作至今，現任輔機廠基建裝備部部長。

他是位內斂的干部，有典型的工人氣質，講什么都簡單扼要，唯獨回憶和愛人史萍的初次邂逅，才多了些許畫面感。

1980年9月27日，他去上海技工學校報到。乘車時，一位抱著小孩的女士上了車，孫建平站在車廂后部，瞥見一個女孩起身讓座。等他到學校坐下后，一個女孩進來了。“不就是前面讓座的那個女孩嗎？原來她是同學！”

孫建平說：“那時我們讀技校，大家都很團結。我們游泳，到淀山湖去，大家就說好，半夜騎自行車從廠里出發，帶著啤酒什么的，一路高歌。”

上海電站輔機廠采用的是3年學徒制度。孫建平說，在技校的半工半讀期間，老工人就會自己挑選徒弟。

王智敏1968年9月進廠，到現在都記得當年“認師”的曲折。“大家站在籃球場上等自己的師父來領，我在被剩下來4、5個人當中。后來才知道，師父之前不愿意認我，是因為看到我頭發卷，覺得我可能生活作風比較浮，3、4天后，看到我從澡堂出來頭發還是這樣，才把我認去了。”

史萍說，人們今天反復說的“工匠精神”，在當年上海的工人中是一種普遍存在。

王智敏所在的是鑄造車間，一般是白天生產鑄件后，老工人在晚上來澆鐵水、澆鋼板，如果在家想到哪一個螺絲可能沒擰緊，也會特地晚上跑來。王智敏說，當時工人之間比的是“我明天要比今天做得好，后天還要做得更好，千萬不能出次品，千萬不能出廢品”。

在設計師柳亦春的眼里，這些屬于上海的工業文明。而楊浦濱江貫通工程的一項重要目的，正是“要把這種工業文明的物質載體保留下來，作為一個新的城市空間，變成這個城市新的有機組成部分”。

2018年12月28日晚，最后一輛搬遷的班車里，有人扭頭看窗外的工廠大門，臉分明抽動了。但誰也沒有說話。2018年12月29日，楊樹浦路1900號的輔機廠西廠，最大的主車間不再隆隆作響。

碰撞

廠區是分階段交付的。生產線遷往臨港新城，研發和經營部門留在楊浦。

2018年6月27日，史萍給一幢樓拍了3張照片。那是工廠三號樓，她工作了十年的辦公樓。

第一張是上午，樓還是原貌；第二張是下午，辦公樓被拆了一半；第三張是晚上，辦公樓夷為平地，從空地上可看到對面的東方明珠。

她發了朋友圈，照片博得了比往常多許多倍的點贊量和評論數。

評論分兩類，一類是不舍，另一類則是驚喜——“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看過浦東最亮麗的那一塊”。

史萍覺得，這是一種復雜的心態，一種新與舊的碰撞。身處的腳下，是百年前起步的工業區，厚重，滄桑；而眺望到的那一邊，經歷了開發開放，綻放著耀眼的光芒。

楊樹浦的好時光是從1985年左右開始走下坡路的。當時面臨的問題包括原有產業檔次偏低，經濟效益下降；企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工業污染嚴重，能耗過高等。

季曉蕓記得，不少工廠“關、停、并、轉”之后，楊樹浦路上原本熙熙攘攘的上下班“大軍”消失了。而這種寧靜，是令人感到酸楚的。不少家庭夫妻雙雙下崗，生活壓力陡增。

1992年后，楊浦區境內市屬企業的調整力度逐步加大。全區工業企業從1200家銳減至200家，產業工人由60萬人減少至6萬人。上海80萬名職工下崗，楊浦占了近60萬人。

隨著工廠外遷，楊樹浦地區出現衰敗景象，破墻開店、違章搭建等雜亂叢生。劉安還記得2012年第一次為貫通工程去濱江考察，沿江的工廠都關閉著，基礎設施幾乎是空白，仿佛一臺沉睡的生銹機器，與快節奏發展的城市格格不入。

在土地收儲過程中，除卻具體事務性溝通，劉安反復想和企業高層們傳達的是，搬遷可以成為工廠轉型改革的契機，開發可以共贏。

高志躍說：“我們提的口號是‘不是被動搬遷，而是主動轉型’。”

針對搬遷后的輔機廠，他提出幾個改變：生產模式要變化，重點要放在科研上；把企業產品逐步向高端產品轉變，低附加值的工作通過社會分包出去。史萍作為電站輔機廠人力資源部的老員工，從招聘思路中看得更加明晰——工廠更看重腦力而不是體力了。

新與舊的撞擊，存在于濱江的滄桑巨變，存在于工廠轉型，更存在于人心。

對于大多數輔機廠基層工人來說，搬遷讓出工廠土地的決定是集團下達的。看到濱江南段首先貫通后的巨變，才是不少工人從心底接受搬遷的開始。

孫建平記起去年的一天，廠里組織大家看電影，影院就在已貫通區域的漁人碼頭(曾經全國第一的上海魚市場)。孫建平和一幫老員工沿著江邊一路走到電影院，一路回味青春，就像年輕時一路唱著歌去游泳一樣。

那是大家第一次真正欣賞貫通后的楊浦濱江。

有兩位在搬遷中即將面臨調崗的員工對孫建平說，“崗位沒了，也沒辦法，這是社會發展。”“作為一個上海人，希望上海越來越美，但是美要付出代價。誰叫我們碰到了呢？”

融合

高志躍在搬遷前曾專門去輔機廠東廠那幢有GE公司標志的慎昌洋行車間門口拍了張照片。

他強調這些建筑“非常非常”值得留下。“我們工廠的歷史很悠久，所有的廠房鋼結構都不是焊接的，是鉚釘鉚起來的像外白渡橋一樣的……”

對于劉安和他的團隊來說，如何保住這些工業遺存，是一套系統工程。楊浦濱江南段核心區目前共有保護保留歷史建筑24處，66幢，26.2萬平方米。

“一幢歷史建筑，一個修繕方案，一套修繕策略。”劉安說，“必須要去充分查閱這幢房子的歷史檔案，然后對照現場的具體情況，所以每一次設計之前我們都要委托第三方，對房屋現狀進行勘探、勘察，再委托設計單位分析，且不是一家設計單位，進行比選，吸納各個方案的長處。”

比選的過程會產生交鋒。位于楊浦大橋西側的永安棧房就是一例。

永安棧房建成于1921年，是一處雙子樓。西側樓除了年久失修，基本保持歷史原貌。東側樓則在1961年劃給上海化工廠，后置換成為上海有機新材料工業園的材料成品倉庫，再改建為辦公樓對外出租，早已面目全非：外立面被刷成了黃色，原有的長條格式高窗全被拆除……

有設計師主張“修舊如舊”，認為應該用新式材料把東側的倉庫還原到與西側相似的程度。

柳亦春則偏向“新與舊的有機融合”。“建筑里的柱子是八角柱，其實也和功能有關系。普通柱子是四角的，扛麻袋運輸搬運過程中容易碰壞，所以就把角削掉，直接變成一個八角柱，這就體現了非常樸素的建造思想，怎么用，就怎么造。”所以他認為在修繕中，“以新用途介入做一些改動，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而即使不屬于歷史保護建筑，劉安認為，也不能機械地一拆了之。

上海制皂廠，前身是1923年的英國利華兄弟公司，留存有很多生產的工藝流程用地，例如沉淀池、設備用房等。討論方案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全部拆除，因為這些用地都不在歷史保護建筑目錄；另一種意見是保留并植入新的功能。最后反復討論，濱江公司選擇了植入新功能，未來可能會打造一個制皂博物館。

作為工科博士，劉安卻常常流露出感性的一面。他曾經為了保住一棵樹，特地請兩位領導出面。“每一個細部都去斟酌、判斷，最終選擇的方案才能有張力，有新和舊的融合，有建筑和環境的融合。”

生長

濱江南段2.8公里開放的那天，劉安又去走了個來回。

十幾個系纜樁，在廣場上拼成船頭的形狀，有人在那里合影；自來水造型的路燈下，有人向同行者解釋“燈頭是一個四通管，展現工業文明的特色”……

更新迭代是為了充分適應滿足城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續推進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但這些城市的文脈歷史，這些場地特質、場所精神應該設法留存，成為“城市會客廳”的獨特元素。

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中，楊浦南段濱江被劃入上海的CAZ(Central Activity Zone)，即中央活動區，意指比CBD(中央商務區)更有“溫度”、更具備“多樣性”的核心功能區。

楊浦濱江公司董事長左衛東說：“楊浦濱江是上海市的濱江，楊浦區也是上海市的楊浦區，黃浦江兩岸開發建設是整個上海市的黃浦江兩岸開發建設，所以我們的眼光、站位一定要從全市角度來看這個區域的發展。”

他認為，若論百年工業歷史的文化底蘊、建筑形態，楊浦濱江已經具備獨特魅力，但要比照世界級濱水岸線，在軟件上還有差距。這個過程中，需要多方參與。

比如更為精細化、更有“溫度”的規劃和設計。楊浦區規土局局長張漢陵提到，經濟發展有變化，規劃也要跟著變。“一些社會功能需求不停冒出，比如說共享單車，過去沒有，有些地方是不是考慮要設置共享單車的空間。規劃需要有一定的彈性。”

后工業時代，城市公共空間作為城市有機體的組成部分，其改造不僅僅是物理空間層面的，更意味著城市治理者與老百姓在理念上的深層互動。

季曉蕓認為，濱江開發既然是“還江于民”，居民享受便利后，也要“維護好這個客廳的整潔”。

她每天早晨都帶領一支名叫“夕陽紅”的拳操隊在楊浦濱江打太極拳。她觀察到，越來越多團體活動隊伍開始舍近求遠，也轉戰到濱江區域。每天活動結束，她會主動和隊員們撿起身邊垃圾，若看到有人亂扔，還會上去善意提醒。

去年7月，楊浦大橋西側2.8公里濱江岸線上新建的4家黨建服務站啟用，季曉蕓去黨建服務站做了志愿者。

黨建服務站相當于濱江沿岸的驛站，是市民游客共享的公共服務空間，提供急救包、雨傘、洗手間等服務，由社會組織主要負責管理，白領、居民作為志愿者力量補充。

工作中有不少現代化設備操作要學，季曉蕓反復操練。工作人員向她道“辛苦”，她笑著回：“這也是我們自己的事。”

“濱江最早開發的時候，我就特地跑到馬路邊上來看，在想以后能開發成什么樣子。現在開發成這樣，我真的心里好激動。”她感慨。

2019年，高志躍從輔機廠正式退休，擔任輔機廠高級顧問。

他期待能在濱江岸線上看到輔機廠的元素。“未來，等我再回來看我們工廠的時候，我就可以和孫子介紹，這個辦公室就是我坐過的地方，是我奮斗過的地方。”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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