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陳瑜

55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讓中國科學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當時，包括胡仁宇在內的剛從爆心撤回來的參試人員，被安排在離爆心幾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山坡上。當聽到廣播里響起“起爆”指令后，大家起身轉向爆心方向，看到遠處火球翻滾，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現場歡快激動的場面胡仁宇從未見過也再難忘懷。

半個多世紀過去，西北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曾經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殫精竭慮的人們將被歷史銘記。

只給個信箱地址用于通信

1954年秋，一塊產自廣西的鈾礦石被帶進中南海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匯報，時任地質部常務副部長劉杰手持蓋革計數器進行探測表演，放射性物質使儀器發出響聲——證明我國地下埋藏有鈾礦。如今這塊為中央領導人反復討論、提供決策的礦石被譽為“開業之石”。

鈾是制造原子彈的核心材料。但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沒有鈾礦地質事業，只有個別地質人員對鈾礦進行了零星的極其初步的探索。

1955年，我國悄然組建了兩支鈾礦專業地質勘探隊伍——新疆519隊和中南309隊，意在用地質科學研究和勘探技術手段找礦。

黃世杰如今已是滿頭銀發的八旬老人。他至今記得，剛出校門參加工作報到時才知道，要給原子彈找原料，必須嚴格保密。“當時大家被告知不能告訴家人自己干啥去，要去哪，只給了個信箱地址用于通信。”

雖然當時已經開展航空放射性測量，但實地勘探還得依賴人。

“那時候我們西北的鈾礦地質隊伍過著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馬，手持著有點像槍的探測儀，按照一定比例尺進行普查找礦，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則就睡睡袋，睡袋里還經常有虱子‘光顧’。”黃世杰回憶，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溫度可達50多攝氏度，進入天山冰雹就來了，可謂“冰火兩重天”，吃不到新鮮蔬菜，白天野外工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來的雪水。

與此同時，中南309地質大隊則在南方廣袤土地上展開了找鈾工作。

相關數據顯示，在我國鈾礦地質初創階段，通過快速找礦、快速勘探的方式，鈾礦地質工作者向國家提交了12個鈾礦床，找到了制造原子彈的“糧食”。

5間工棚內研制點火中子源

原子彈的研制是一項極為復雜的科學工程。

數據顯示，為了盡早掌握原子彈技術，全國先后有26個部(委)，2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投入到大協作的洪流。

中科院院士王方定和他的小組是匯成“洪流”的涓涓細流。

1959年，蘇聯方面單方撕毀協定，我國調整部署，開始立足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王方定作為其中一條技術路線的帶頭人，正式接手一項艱巨的任務——用于引發原子彈鏈式核反應的中子源材料研究。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裝置叫點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關鍵部件之一。

一個以瀝青油氈做頂，蘆葦稈抹灰當墻的5間工棚，是王方定研制點火中子源的地方。

王方定回憶，工棚條件差，夏天室溫高達三十六七攝氏度，還要穿上3層防護工作服，戴上兩層橡皮手套，揮汗如雨。嚴冬季節，天寒地凍，自來水管都被凍裂。科研人員只好晚上把液體樣藥品和試劑搬到有暖氣的房間，關好水井閥門，放掉自來水管里的水。第二天上班再復原。

經過3年多的緊張實驗，隨著一個個難關被攻破，王方定所在的小組終于發現了問題的關鍵，掌握了工藝，生產出了比原來設計要求更高的成品。

1964年，由于研制工作需要，王方定去了“前方”——青海高原上的“金銀灘”，參加并組織了多次核爆炸的化學診斷工作。

“大力協同”經驗威力不過時

轉眼55年過去了，無論從工業、科技等方面，還是從硬實力或軟實力上看，我國都有了極大的提升。

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時代不同了，有些重大問題可以依靠國際交流和合作得到解決。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各單位、部門和個人間價值追求和利益日趨多元，似乎過去曾經發揮過的“大力協同”經驗威力已經過時了。

胡仁宇有不同的看法。

“回顧我國核武器的發展，就是一個遏制與反遏制的歷程，也是一個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歷程，每一項突破、每一次成功，是舉全國之力、大力協同的結果。”至今他仍堅持這種看法：對一些特大的科學工程一定要堅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有在發揮個人、部門、單位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前提下，大力協同，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才能走出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責任編輯：楊凡、岳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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