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考讓西方看到中國力量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疫情大考讓西方看到中國力量

周文

庚子鼠年春節，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期而至。突如其來的疫情，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集體應對的一場“大考”。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這次疫情發生后，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怎么應對及應對效果如何。

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這是制度之優，更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展示。在疫情面前，中國交出了世所罕見、令人敬佩的滿意答卷，全方位彰顯了國家治理之中國答卷的世界形象。

“中國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國力量”何以源源不斷？這些問題無時無刻不打動著全世界的心扉，世界上許多人都難以忽視這個問題。

槍炮、鋼鐵與病菌

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談到，歐洲殖民者賴以征服新大陸的三大秘密武器，歸結為三個語詞——槍炮、病菌與鋼鐵。他認為，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就是通過征服、流行病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來形成現代世界。

對于槍炮，中國人有著深刻的了解，那是因為中國的近代史是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的。槍炮背后，有著鋼鐵這類工業文明代表支撐著，因此鋼鐵也是征服別人的一個利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我們曾過度迷信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首要是鋼鐵。當時，我國工業的鋼鐵生產指標越提越高，街頭巷尾墻頭標語都是“以鋼為綱，趕美超英”……

前兩個原因容易被世人理解，而對于病菌，可能容易被很多人忽視。戴蒙德深刻剖析了病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并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最可怕病菌的軍隊。”戴蒙德講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大規模死亡，并不是因為歐洲人用槍炮屠殺了他們，而是歐洲人帶去的病菌幾乎滅絕了他們。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里進一步地證實了這一點，由此顛覆了歷史教科書的說法：不是哥倫布的勇敢、西方的槍炮征服了新大陸，而恰恰是病菌給新大陸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在所有災害類型中，瘟疫對文明發展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與氣候災害相比，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發生在14世紀中后期的黑死病。西方學者認為它已成為“中世紀中期與晚期的分水嶺”“標志了中世紀的結束”。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劇烈沖擊。許多學者甚至把黑死病看作是歐洲社會轉型和發展的一個契機。經歷黑死病后，歐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原來看起來非常艱難的社會轉型也因此突然變得順暢。它不僅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使天主教會的專制地位被打破，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的出現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黑死病與發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同樣是人類歷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甚至可以說，這場黑死病直接催生了當代西方文明。然而，弗里斯在《國家與大分流》中說，決定現代歷史產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氣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會是疾病爆發等因素。

但是無論如何，歷史反復證明，大災、大疫、大戰，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大考。而恰恰在這方面，中國已多次顯示了制度的優越性。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

中國沖擊：西方睜眼看中國，什么是中國力量

這場疫情讓更多人感受到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輝煌到衰落、又再次從衰落走向偉大復興，靠的是上下同心、眾志成城，靠的是國家統一調度、自上而下的動員能力。自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始終堅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發揮制度優勢，舉全國之力，采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展示出中國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綜合實力。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書寫出的“中國故事”、發出的“中國聲音”令世界動容。

疫情發生以來，舉全國之力急馳支援湖北、武漢，29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軍隊等調派330多支醫療隊、41600多名醫護人員馳援匯集疫區，19個省份對口定點支援，10天迅速開設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醫院和方艙醫院。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而這種凝聚力來自于黨的強大領導力。

在整個防控防治疫情過程中，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鄉村、一個小區，中國的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覺悟都值得稱贊。在這樣廣袤的國土、有著14億人口的國家，能有這樣高效的組織應對效率，也就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才能做到、才能實現。連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都說：“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對一個國家來說，什么才是最值得夸耀和最讓世界側目的？那就是這個國家強大高效的執政能力，以及執政者高效迅速的反應能力。

過去，西方對中國有三大憂慮：一是14億人口大國崛起，會帶來資源、能源的挑戰；二是對社會主義中國崛起的警惕，因其所帶來的不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必然對西方形成挑戰；三是國強必霸的西方邏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掠奪關系，按照西方邏輯，中國崛起必然會獨霸世界。因此，西方并不希望中國強大，并極力對中國進行圍堵。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中國人是最勤奮的、中國市場是最大的、中國政府是最有力量的。外力既無法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也無法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在18世紀到20世紀的兩百年時間里，西方憑借種種機緣巧合贏得了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強大地位。但是，回望過去，西方的成功也帶來了災難性后果，導致西方國家的民眾習慣于安逸，并且忽略對自身文化斷層的認識。

西方一直不承認自身存在問題，而是認為遏制中國就能保持自身優勢。為此，西方對中國一直進行圍堵。但是中國的發展卻一直沒有停下腳步，反而是不斷加速、快速崛起。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擁有最多的人口、最悠久的歷史，同時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有著堅忍毅力和巨大韌性的民族。當前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有著世界工廠的地位和完整的產業鏈，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圍堵成功的。

幾十年來，西方一直在研究原因、尋找答案，但是一直沒有找到。直到他們看到中國打響的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中，展示出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戰略布局，涌現出的同心同德、同舟共濟的深厚情懷，西方開始醒悟。

在這次疫情面前，西方清楚地看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空前團結，中國政府一聲令下，中國14億人一夜之間待在家里；政府讓怎么干，人民就怎么干，整體調動能力和配合能力十分強大。世界衛生組織和很多國家都發出感嘆，這樣的動員聞所未聞，一輩子也沒見過……對此，西方徹底明白為何無法撼動中國，原因只有一點，那就是“14億人的團結”。

上下同欲者勝，同舟共濟者贏。14億人對政府的信任、對國家的支持、對國家的犧牲，這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為什么中華文明能成為世界上唯一連綿不斷的文明？那是因為中華民族越是極端苦難，越能團結一致、謀求發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羅素在談到中華文明為什么歷史悠久時提到，“到目前為止，我只找到一個答案。那就是，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別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幾十年，而中國能想幾百年。中華民族不可摧，能夠繼續等下去，也等得起。”

　中國何以能：一個被西方有意藏匿的事實

這場疫情大考，中國“答卷”讓世界驚嘆，更讓世界側目。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項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處處彰顯了中國非凡的全民動員能力，展示出中國強大的國家能力。在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下，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全國一盤棋”釋放出無窮無盡的戰斗力。中國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令人肅然起敬。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采取的堅決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現出強大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生動詮釋了什么是“中國力量”。

所謂國家能力，那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辦成的事情，但是要把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卻絕非易事。霍布斯看得較為透徹，“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他所表達的意思顯而易見：一個有效國家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孟德斯鳩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他認為國家如果治理得不好，在彼岸世界就難以幸福。

在工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之前，歐洲發生了五件大事：軍事革命（16至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17至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16至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至19世紀）、稅收增長（17至20世紀）。這五件大事反映出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息息相關。在歐洲出現近現代國家（即具有一定的強制能力與汲取能力的國家）之前，世界各個地區的狀況差不多，經濟長期停滯，幾乎沒有增長。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以后（1500年以后），情況發生變化，經濟增長開始提速，特別是在西歐國家的基礎性能力提高后，它們的經濟增速逐漸加快。

流行觀點認為，亞當·斯密只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強烈反對國家干預。其實，這是對他觀點的極大誤讀。如果認真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就會發現，亞當·斯密最關注的是秩序、好政府與個人自由安全。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暴力盛行。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使得羅馬帝國時期富裕的歐洲，一時間變得貧乏、野蠻。有效的國家才是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前提，而并非是自由放任；因為只有在有效國家的保障下，市場才能運作；沒有一個有效國家，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更具體地說，英國工業革命的時點恰好與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時點吻合。這絕不是由于巧合，而是因為戰爭與強權造就了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有強大國家能力的現代國家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國家能力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從歐洲的歷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國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和平內部環境更好地發展自身產業；對外，國家能力可以用來做兩件事情：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其方式是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二是打開海外市場。反觀近代中國，按照荷蘭經濟史學家皮爾·弗里斯的解釋，近代中國衰落更可能是中了市場的“魔咒”，而不是西方流行的說辭，將中國落后歸因于門戶不開放、閉關鎖國。加州學派的彭慕蘭、戈德斯通和弗蘭克也堅持認為，清代中國經濟即使不比英國更為資本主義化，至少也同英國處于同一水平。但是，與西方不同的是，清代政府更傾向于對市場實行自由放任政策。18世紀的中國缺乏財政支持，沒有一家國家銀行，缺少穩定的國家貸款，生產更趨無分散，很少見到生產者的聯合。因此，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無序才是近代中國的真正威脅。

同樣，回首過往，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源于自己的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太過于推崇萬能的市場化。這套理論本來是準備誤導更多發展中國家，結果卻“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方面，中國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堅持用中國理論，走好自己的道路。這個理論就是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始終堅持市場與政府關系的有機結合和辯證法。由此，中國發展才得以不斷突出重圍，道路越走越寬廣。正如羅馬大學東方學院院長、意大利著名漢學家費德利科·馬西尼所說，在這場戰斗中，中國及時采取有效措施，行動迅速有力，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的堅定決心和卓越能力。因此，疫情大考只是中國道路成功的一個縮影。

疫情大考給世界的啟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場疫情大考中，國際社會看到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中國，看到頑強不屈、逆境奮進的中國，看到迅速出擊、蹄疾步穩的中國，看到擔當有為、守護世界的中國。這是以行動詮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這是以行動踐行阻止疫情蔓延的大國擔當！

在過去幾年全球化和國際化進程中，各國過于側重經貿的分工協作及政治力量的抗衡，卻忽略了病毒也會隨全球化散播、肆虐，以至于今天嘗到苦果。吸取此次教訓，今后的人類社會必須更加重視平衡與共生的智慧。

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很好地提出了問題，是時候應該正視中國：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區的生活中，中國已經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正在擔起符合其地位的責任，正在書寫自己命運的篇章，也在協同書寫世界命運的篇章。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會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動。因為中國人在構建自己社會時，也在無意識中形成了一套與西方不一樣的價值觀標準。

這個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標準就是，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很好，也希望各國都發展得很好。依照西方價值觀，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一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既不通過侵占領土，也不通過對他國政治軍事介入，這樣的大國是如何在國際上立足，又會如何越來越穩定。事實上，按照中國人的價值觀，無論何時，中國不會立志于成為帝國，更不會遵循霸道和王道，而是行大道、奉天下為公。對此，早在18世紀中期，孟德斯鳩在《法的精神》中已給出過答案。他說，一般地說，所有國家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那就是保存自己。不過，每一個國家各自還有一個特殊的目標。羅馬的目標是擴張，斯巴達的目標是戰爭，中國的目標是安定。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西方也不再是過去的西方。西方要想對中國有更多了解，那就要用變化的眼光看待中國發展。在全球化浪潮中，再沒有任何事情是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換句話說，要用全新的目光看待中國。現在世界已進入新世紀，新世紀有一個公式，那就是學會分享。西方要解決好自身發展難題，從現在起、從今天起，需要學會分享。

這場瘟疫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它告訴我們：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是永無止境的，這場戰爭還將繼續下去。中國的探索與實踐，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帶給世界重要啟示，即抗擊疫情離不開命運共同體意識。病毒無國界，人類是命運息息相關的共同體。與疫情較量，誰也不可能成為局外人，人類唯一的出路在于守望相助、共克時艱。

這場戰“疫”提醒人們，要真正構建一個全球命運共同體，仍然任重而道遠。在這個偉大進程中，中國從未缺席，并且一直在奮力前行。當今世界，各國經濟密切、利益交融，共同利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土壤。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會更好。即使現在中國人民正在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但中國還是一如既往地為世界和平、發展和繁榮作出重要貢獻。面對疫情，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努力，有效遏制疫情擴散并最終研制出疫苗，徹底戰勝病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將是此次疫情帶給世界的最大啟示，必將有助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