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患者正在向醫護人員了解病情。王長路/攝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

武漢戰疫報道組

三三兩兩的人群逐漸匯集，或坐或站，一天的追劇時間到了。

上午9點多開始，位于B艙中心地帶的那兩臺32寸壁掛彩電，總會變得熱鬧起來。

這片匯聚著護士站、讀書區、警務站、分餐點的區域，在這個特別社區里，被“居民”稱為“客廳里的客廳”。

3月4日，“全市規模最大”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即將“滿月”。這座曾舉辦金雞百花獎典禮的城市地標，從2月7日起，來來往往間，已累計有1700多位“居民”在此停留。

相隔1米多的床距，是每個住進方艙的人，適應的第一步。

“時間一長，這就不再是問題。”方艙居民口中的“舞神”、中學教師徐萍說，在適應了“無論怎么翻身都會看到陌生人”的睡眠后，都會慢慢覺得，來了就是自家人。

她即將告別這里。在這個社區，“下一站不是出院就是轉院”。2月9日入艙的徐萍帶著點遺憾地成為后者，因為核酸檢測為陽性，她需要開展后續治療。

“換個地方，我也忘不了這里。”這些天微信好友成倍激增的“舞神”說。

期盼

相較于還在重癥病房的丈夫，2月9日入艙的阿茹說，自己還算幸運。

在她來到這里10天之后，一度只能獨自在家的9歲小兒子，終于和自己相鄰而居。

正讀小學三年級的小俊，正嘎吱嘎吱吃著“警察叔叔送的薯片”。除了覺得“這個寒假有點長”之外，能和媽媽待在一起，已讓他有些“心滿意足”。

“一個人在家那幾天，他就靠自己泡面。”一直覺得自己“有些嚴厲”的阿茹依然有些懊惱，認定自己是“家里第一個發病”的她說，剛來時，“都是蒙著被子哭”。

很快，每天都要來這個床位轉轉，成為護士長羅襯章的“必修課”。哪怕在一開始，從東莞馳援武漢的她，要同時面對上百位“等待救援”的方艙居民。

“好好聽人把話說完，接著再想想，怎么能幫上忙。”羅襯章輕描淡寫地說，“這能有多難。”

阿茹并不知道，為了能和小兒子在艙內團聚，個頭不高的羅護士并非“聽聽而已”。

進入方艙后的醫護人員，與外界基本是“失聯”的。

單就把信息傳遞出去，進而得到反饋，就讓羅襯章用掉了好幾個“抓緊補覺”的艙外時間。

看著小俊有些凹進去的臉頰，怯生生地被送到自己床邊時，阿茹的眼淚就沒止住。

“沒有比一家人還能在一起更好的事了。”已經開始露出笑臉的阿茹說，已經收到信息，丈夫和大兒子的情況都有好轉。

“這就對了嘛。”輕輕拍了拍阿茹的肩膀，羅襯章說，“心情好，才能更好地恢復啊。”

每天規律作息，三餐葷素搭配，已經讓小俊的臉蛋又漸漸鼓起。阿茹說，自從孩子上小學，還沒有過這么長時間的朝夕相對。

擔憂漸漸平復，阿茹正在恢復一位“操碎心老母親”的“本來面目”：“這兩天，正在督促他按時上網課。”

這對母子在等待著，一家四口能一起回家。

交心

老胡要轉院時，來自山東的護士王麗萍一點兒都沒猶豫，把家人從老家寄來的零食，“一下子全送了。”

在王麗萍眼里，這位2月9日進艙的“居民”，雖然聽不見、不能說話，“心里卻是透亮的”。

交流，通常都是靠寫字。

在通知老胡要轉院時，同樣來自山東醫療隊的孫娜就在床頭柜上，寫下簡短的一行字——“轉：雷。先吃飯，過會兒來叫你。”

“秒懂”的老胡，隨即豎起了大拇指。

3月4日下午，他就要轉至雷神山醫院，接受更全面的治療。

“在這里，是他主動給我拍了很多工作時候的照片，還錄了很多視頻發給了我。”王麗萍眼里，老胡是個熱心腸，不會說話，卻一直在用這些行動表達感謝。

“隔壁床位的病人出院了，我消殺床位，他還過來幫我一起干，我一直說不用不用，還是攔不住。”王麗萍說，在這個特別的社區，有太多令人感動的細節。

要離開了，老胡還不忘拉著已熟識的王麗萍，要教會這位一直護理自己的護士一套手語。

整整三遍，教得認真，學得仔細。

確認學會之后，老胡才笑著拿出手機，讓王麗萍看這段手語的意思：“我們在一起，抵抗肺炎病毒，中國加油！武漢加油！”

自治

李玲和李晴兩姐妹沒想到，這次在武漢，會住這么久。

“本來，我們只是一起來和92歲的老父親團聚。”三妹李晴說，四姐弟一直天南地北，能到武漢的小弟家，大家都很興奮。

1月24日，除夕，大姐夫發病。

1月25日，大年初一，老父親開始發燒。

1月28日，大年初四，小弟開始發燒。

直至2月2日，92歲的老父親在家中去世。

李玲一度覺得，自己這家人，恐怕都撐不過這一關了。

2月9日，三姐妹被安排入艙。而大姐夫和小弟，則被送往重癥病房。

“第一晚，我們就面對面坐著，腦子里一片空白。”被安排相鄰而睡的李玲和李晴覺得，這個年過的，“對我們一家太殘酷。”

更讓她倆擔心的，還有一直在擔心丈夫的大姐。

“我們是第一批，200多人一起涌入。”李玲說，一人一個儲物柜，一個小桌子，一張上下鋪床，床上新鋪了被褥，還有電熱毯，以及洗漱用品和迷彩棉衣。

只是在領取食品時，兩姐妹又緊張起來，“有些人多拿多占，用餐之后，有些人垃圾亂丟，污水亂倒。”

回憶開艙之初，一名醫護人員用“混亂”來形容。

這印證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內科片區總護士長周俊輝的擔憂。作為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副院長的她，得知開艙的消息，就一直在思考，接管幾百的病人，這么多陌生人在一起生活，如何做到和諧平安？

方艙社區里的“居民”，同樣著急。

開始走出彷徨的李玲，和妹妹商量：“我們應該做點什么。”

另一位“居民”黃偉，主動亮明了自己民警和共產黨員的身份。

病區護士長王健和新疆醫療隊的楊新會，一起找到大家商量，“我們摸排一下，這里有多少黨員，能不能成立一個臨時黨支部，把秩序梳理一下。”

很快，C艙近400人中，找出黨員53人。征得組織同意后，2月12日，方艙醫院C區成立臨時黨支部，黃偉任支部書記，李玲為其中一名支委，10名黨員成為核心工作組，配合醫生護士工作。

臨時黨支部成立之后，由支委帶領，黨員協助，成立志愿者隊伍，在病區維護生活秩序，制約不文明行為，同時，給病人送飯、發物資，激勵病人對抗病毒，安撫病人焦躁的心理，配合醫護人員工作。

“幾天之后，大家情緒漸漸穩定，生活就變得有序起來。”李玲說，第一次看到大家自覺排隊領飯時，“差點都要掉下眼淚了”。

“家人般的關愛，對戰勝病毒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和信心。”周俊輝說。

“這就是我們順利閉艙的原因之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呼吸科主任胡長榮說。3月1日起，隨著一批又一批“居民”出艙，空床位越來越多，他正式卸下C艙負責人的使命。

康復、出艙，正在這家方艙醫院里，變得越來越習以為常。

“這里么子（什么）時候關門大吉？”即將走出方艙大門時，李晴回頭大聲問。

裹在防護服里、正招著手的護士長羅襯章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

“很快啦！”掃了一眼已上升到3位數的“空床數”，帶著點霧氣的護目鏡后，羅襯章的眉眼正彎彎地笑著。（應受訪者要求，部分姓名為化名）

（記者：王長路劉麗君徐旭）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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