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末，世居楚國彭城的漢高祖劉邦異母弟楚元王劉交后裔、大學者劉向，將屈原、宋玉等楚人的詩賦作品編輯成冊，并附加他追思屈原的一篇《九嘆》，以“楚辭”命名，從此，“楚辭”就成了這部詩集的名稱。

到了東漢年間，楚地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文學家王逸為《楚辭》作注，編成《楚辭章句》，并增加一篇他為悼念屈原而作的《九思》。“楚辭”一詞，最早文獻記載可參看《史記·張湯傳》和《漢書·朱買臣傳》，二處均曰朱買臣以能言“楚辭”而見寵于漢武帝；《漢書·地理志》載：“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辭可同詩，一聲之轉，只不過其義比詩更寬泛。關于辭，《禮記·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孔穎達疏曰“言語也”，其實《曲禮》中所說能安民的言語，即樂歌，應是類似風雅頌的詩歌語言；《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文，即文字，趙岐注：“詩人所歌詠之辭，”此辭即詩歌也。不以文字有損詩歌的表達，又不以詩歌的表達有損抒情寫意。不言而喻，“楚辭”就是楚地或楚地風格的詩歌，應無異議。

楚國的詩歌語言，無疑屬古漢語系統(tǒng)，大概皆屬于《詩經》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詩范圍。“楚辭”，既然是詩歌，就應該能夠歌唱，這是所有古代詩歌的重要特征。所以也可以說詩與歌又能互相指稱。關于楚歌，先秦典籍中多有記載，譬如《論語·微子》記載的《接輿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子·人世間》所載此詩更長。《孟子·離婁》載楚《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劉向《說苑》中能發(fā)現(xiàn)多首楚歌，在《善說》篇記載春秋晚期一位名叫子皙的楚王子，在游船上聽越人船夫唱歌，歌聲纏綿悱惻，悠揚動聽，打動了王子，但不知何意，王子便讓人翻譯成楚國歌謠，這就是《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楚國詩歌長短句兼有，句式不限，接近口語，與周天子所統(tǒng)中原王朝嚴整的四字句詩歌大不一樣，可以說是古代中國自由詩之濫觴。

到了漢代，古代楚地一帶的詩歌風格突然在中原王朝開始流行，與漢高祖劉邦一統(tǒng)天下不無關系。劉邦出生地在楚國豐邑，劉邦登基以后，楚文化自然北移，漢代在政治上雖然“漢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受楚國傳統(tǒng)的影響卻非常大，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漢武帝的《秋風》《瓠子》都是楚聲，武帝時的《漢郊祀歌》都是楚調。劉向大概就是在西漢興起的楚地詩歌風格的氛圍中，整理出最能代表楚國水平的詩歌選集《楚辭》，從此以后，以《楚辭》為代表的詩歌，直接影響了中國詩歌的總體走向。以前是規(guī)整的以《詩經》為代表的四字句詩歌，楚國詩歌或《楚辭》風格的詩歌風行漢朝以后，五言詩開始流行。李陵與其所訓練的五千荊楚“敢死之士”(司馬遷語)縱橫匈奴腹地，因寡不敵眾受降后在大漠以北所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詩歌，與其說是五言詩，不如說是楚風詩。鐘嶸《詩品》甚至認為，李陵從大漠以西傳回的詩歌乃中原五言詩的發(fā)源。后人所寫的五言詩，不斷受其影響。漢樂府詩，更是受到《楚辭》的影響。詩歌的演化史，就是不斷走向自由表達的演化史。以《詩經》為代表的書面雅言，越來越走向象牙塔，而以《楚辭》為代表的更為自由的語言風格，因為接近口語化，卻顯得越來越有生命力。詩歌經過五言、七言的醞釀，再到長句，進而到徹底的自由詩，我們都可在《楚辭》中找到影子；同時，也可在漢語詩歌的一系列演化中，找到《楚辭》的影子。

(作者：石厲，系《中華辭賦》雜志總編輯)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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