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學書（右二）向同事講解蚊蟲分類。

資料照片

年輕時候的董學書進行蚊蟲鑒定。

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董學書：1935年2月生，云南省寄生蟲病防治所原研究員，從事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60余年。他編纂的《云南按蚊檢索圖》《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媒介蚊種圖譜及其分類》《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生態研究的教科書，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見到董學書時，他正坐在顯微鏡前，一邊研看標本，一邊細細地刻畫蚊蟲標本；實驗室里非常安靜，只聽得見鉛筆落在紙上沙沙作響……

70年前，董學書外出求學，臨走時父親叮囑：“你讀了書，就要為社會做點事。”60多年前，從貴陽醫學院畢業后的董學書回到云南，投身瘧疾防治第一線時，他才剛滿20歲。今年6月，云南剛剛通過了國家消除瘧疾的終審評估。此時，董學書85歲。

從滅蚊防瘧、蚊種調查，到繪制蚊子形態、整理著作，董學書一直在堅持蚊蟲分類生態研究。他說：“把一生奉獻給熱愛的事業，是一種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蟲就是防控瘧疾的關鍵。”董學書說。時間的指針撥回60多年前，在當時的云南，僅高度和超高度瘧區就多達40多個，防控和消除瘧疾的任務十分艱巨，“自然界的蚊子種類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種蚊子是傳播媒介。”

“要到一線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學書說，瘧疾肆虐最嚴重的那幾年，他來到了西雙版納勐海縣。傣族人所居住的傳統竹樓，夏天蚊蟲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學書常常來“臥底”……

董學書拿老式傳統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對著另一端的細口猛地一吸，將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將蚊子收集起來，裝在玻璃瓶里，以便帶回去研究。棚里衛生條件差，董學書常常吸入不少灰塵，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來有了電動誘蚊燈，董學書還是堅持使用最傳統的辦法。“電動器械容易對蚊子的樣態造成破壞，不利于做標本采集和分類鑒定。”董學書說。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學書和同事們終于確定了微小按蚊就是當地傳播瘧疾的媒介蚊種。在充分掌握其生態習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線，開展防治工作。“找到它們生長的水塘、經常活動的區域，噴灑藥水，同時用焚燒野蒿等方法，大面積滅蚊。”董學書說，僅僅一年時間，當地感染瘧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

在董學書的實驗室里，一層層壘起來的木盒，成為他最寶貝的東西；他小心翼翼地打開盒子，一根根細針上，都是采集回來的蚊子標本。

“通過蚊類傳播的疾病很多，瘧疾、乙型腦炎、登革熱……每一種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蟲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從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董學書就開始著手對云南全省蚊類進行系統調研，延續至今。

每逢春季，蚊蟲剛有了點動靜，董學書就背起行囊出發了。3月出發，11月返回，大半年時間，董學書都在跟各式各樣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遠，董學書就越興奮，“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找到一些特殊的種類。”

記者問起采集標本有什么秘訣，董學書笑著說：“要會吃苦，還得會跑。”董學書說，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標本時，突然從草叢里竄出一條眼鏡王蛇。當時的他身材瘦小，眼鏡王蛇身子立起來，比他還高。董學書嚇出一身冷汗，看準機會飛速逃離……

從河谷地帶，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學書的足跡遍布各地。直到年紀大了些，董學書的野外作業次數才逐漸減少。他的學生每次外出調研帶回的“禮物”，依然是董學書最愛的蚊蟲標本。

經過董學書等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收集了幾萬套蚊子標本，共發現云南蚊類304種，包括1980年以來發現的53個新種、29個中國新記錄種，為云南蚊種的地理分布、種群數量、季節消長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學術材料，也為科研、教學、疾病控制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翻開厚厚的《云南蚊類志》，2400余幅關于蚊蟲各個部位構造的繪圖，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細致入微——這是董學書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圖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覺得畫得還可以。”提起《云南蚊類志》，董學書說，雖然是“半路出家”，但憑著堅強的毅力和“閱蚊無數”的經驗，董學書將蚊子身上的紋理脈絡刻畫得清清楚楚。

畫圖是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工作的一個基礎性環節。董學書解釋，要想完整地呈現蚊子形態，需要20多張圖，頭、足、雄蚊尾器、斑點……很多部位肉眼無法看清，董學書會在顯微鏡下仔細審查后，反復對比確認，再落筆成畫，力求每一筆清清楚楚、絲毫不差。

畫功如何體現？在于清晰地區分不同蚊子的形態。董學書說，雄蚊尾器是鑒別蚊種的一個重要依據。只有畫得精準，才能將其內部形態的每一層都還原下來。“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1996年，董學書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們又見他出現在實驗室里。“跟蚊子打了幾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關工作，我都不習慣……”現在，董學書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狀態，每年都要寫一兩篇關于新蚊種的研究報告。他的新書《云南蚊類名錄》，前不久剛剛抵達辦公室。

“雖然我已85歲了，但我還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學書給自己排出了一份滿滿的工作日程，除了國內研究外，他還打算編寫周邊國家的蚊類志，“給周邊國家的蚊蟲研究、疾病預防提供參考資料，可以跟我們的防治同步進行，以進一步鞏固防疫成果。”他說，“我要干到干不動為止。”

記者手記

畢生堅守最動人

采訪完董學書，記者深深感動于他的畢生堅守。85歲的他，退休20多年了，直到今天依然風雨無阻地去實驗室“打卡”上班，家里人都說，他“待在實驗室的時間比在家里還多”。

編撰《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數百萬字，僅《云南蚊類志》中，由他繪制的蚊子細節圖就多達2400余幅。60多年的傾心研究，他為中國的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面對這些成就，董老卻說：“我沒有做多少轟轟烈烈的事，只是盡可能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

為學科培養后繼人才、繼續編著相關學術著作，現在的董學書依然有滿滿的工作日程表。“未到終身，就一定要繼續工作。”董學書用一生踐行，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董學書（右二）向同事講解蚊蟲分類。

資料照片

年輕時候的董學書進行蚊蟲鑒定。

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董學書：1935年2月生，云南省寄生蟲病防治所原研究員，從事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60余年。他編纂的《云南按蚊檢索圖》《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媒介蚊種圖譜及其分類》《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生態研究的教科書，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見到董學書時，他正坐在顯微鏡前，一邊研看標本，一邊細細地刻畫蚊蟲標本；實驗室里非常安靜，只聽得見鉛筆落在紙上沙沙作響……

70年前，董學書外出求學，臨走時父親叮囑：“你讀了書，就要為社會做點事。”60多年前，從貴陽醫學院畢業后的董學書回到云南，投身瘧疾防治第一線時，他才剛滿20歲。今年6月，云南剛剛通過了國家消除瘧疾的終審評估。此時，董學書85歲。

從滅蚊防瘧、蚊種調查，到繪制蚊子形態、整理著作，董學書一直在堅持蚊蟲分類生態研究。他說：“把一生奉獻給熱愛的事業，是一種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蟲就是防控瘧疾的關鍵。”董學書說。時間的指針撥回60多年前，在當時的云南，僅高度和超高度瘧區就多達40多個，防控和消除瘧疾的任務十分艱巨，“自然界的蚊子種類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種蚊子是傳播媒介。”

“要到一線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學書說，瘧疾肆虐最嚴重的那幾年，他來到了西雙版納勐海縣。傣族人所居住的傳統竹樓，夏天蚊蟲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學書常常來“臥底”……

董學書拿老式傳統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對著另一端的細口猛地一吸，將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將蚊子收集起來，裝在玻璃瓶里，以便帶回去研究。棚里衛生條件差，董學書常常吸入不少灰塵，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來有了電動誘蚊燈，董學書還是堅持使用最傳統的辦法。“電動器械容易對蚊子的樣態造成破壞，不利于做標本采集和分類鑒定。”董學書說。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學書和同事們終于確定了微小按蚊就是當地傳播瘧疾的媒介蚊種。在充分掌握其生態習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線，開展防治工作。“找到它們生長的水塘、經常活動的區域，噴灑藥水，同時用焚燒野蒿等方法，大面積滅蚊。”董學書說，僅僅一年時間，當地感染瘧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

在董學書的實驗室里，一層層壘起來的木盒，成為他最寶貝的東西；他小心翼翼地打開盒子，一根根細針上，都是采集回來的蚊子標本。

“通過蚊類傳播的疾病很多，瘧疾、乙型腦炎、登革熱……每一種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蟲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從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董學書就開始著手對云南全省蚊類進行系統調研，延續至今。

每逢春季，蚊蟲剛有了點動靜，董學書就背起行囊出發了。3月出發，11月返回，大半年時間，董學書都在跟各式各樣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遠，董學書就越興奮，“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找到一些特殊的種類。”

記者問起采集標本有什么秘訣，董學書笑著說：“要會吃苦，還得會跑。”董學書說，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標本時，突然從草叢里竄出一條眼鏡王蛇。當時的他身材瘦小，眼鏡王蛇身子立起來，比他還高。董學書嚇出一身冷汗，看準機會飛速逃離……

從河谷地帶，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學書的足跡遍布各地。直到年紀大了些，董學書的野外作業次數才逐漸減少。他的學生每次外出調研帶回的“禮物”，依然是董學書最愛的蚊蟲標本。

經過董學書等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收集了幾萬套蚊子標本，共發現云南蚊類304種，包括1980年以來發現的53個新種、29個中國新記錄種，為云南蚊種的地理分布、種群數量、季節消長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學術材料，也為科研、教學、疾病控制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翻開厚厚的《云南蚊類志》，2400余幅關于蚊蟲各個部位構造的繪圖，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細致入微——這是董學書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圖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覺得畫得還可以。”提起《云南蚊類志》，董學書說，雖然是“半路出家”，但憑著堅強的毅力和“閱蚊無數”的經驗，董學書將蚊子身上的紋理脈絡刻畫得清清楚楚。

畫圖是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工作的一個基礎性環節。董學書解釋，要想完整地呈現蚊子形態，需要20多張圖，頭、足、雄蚊尾器、斑點……很多部位肉眼無法看清，董學書會在顯微鏡下仔細審查后，反復對比確認，再落筆成畫，力求每一筆清清楚楚、絲毫不差。

畫功如何體現？在于清晰地區分不同蚊子的形態。董學書說，雄蚊尾器是鑒別蚊種的一個重要依據。只有畫得精準，才能將其內部形態的每一層都還原下來。“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1996年，董學書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們又見他出現在實驗室里。“跟蚊子打了幾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關工作，我都不習慣……”現在，董學書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狀態，每年都要寫一兩篇關于新蚊種的研究報告。他的新書《云南蚊類名錄》，前不久剛剛抵達辦公室。

“雖然我已85歲了，但我還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學書給自己排出了一份滿滿的工作日程，除了國內研究外，他還打算編寫周邊國家的蚊類志，“給周邊國家的蚊蟲研究、疾病預防提供參考資料，可以跟我們的防治同步進行，以進一步鞏固防疫成果。”他說，“我要干到干不動為止。”

記者手記

畢生堅守最動人

采訪完董學書，記者深深感動于他的畢生堅守。85歲的他，退休20多年了，直到今天依然風雨無阻地去實驗室“打卡”上班，家里人都說，他“待在實驗室的時間比在家里還多”。

編撰《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數百萬字，僅《云南蚊類志》中，由他繪制的蚊子細節圖就多達2400余幅。60多年的傾心研究，他為中國的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面對這些成就，董老卻說：“我沒有做多少轟轟烈烈的事，只是盡可能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

為學科培養后繼人才、繼續編著相關學術著作，現在的董學書依然有滿滿的工作日程表。“未到終身，就一定要繼續工作。”董學書用一生踐行，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董學書（右二）向同事講解蚊蟲分類。

資料照片

年輕時候的董學書進行蚊蟲鑒定。

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董學書：1935年2月生，云南省寄生蟲病防治所原研究員，從事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60余年。他編纂的《云南按蚊檢索圖》《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媒介蚊種圖譜及其分類》《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生態研究的教科書，為中國及亞太地區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見到董學書時，他正坐在顯微鏡前，一邊研看標本，一邊細細地刻畫蚊蟲標本；實驗室里非常安靜，只聽得見鉛筆落在紙上沙沙作響……

70年前，董學書外出求學，臨走時父親叮囑：“你讀了書，就要為社會做點事。”60多年前，從貴陽醫學院畢業后的董學書回到云南，投身瘧疾防治第一線時，他才剛滿20歲。今年6月，云南剛剛通過了國家消除瘧疾的終審評估。此時，董學書85歲。

從滅蚊防瘧、蚊種調查，到繪制蚊子形態、整理著作，董學書一直在堅持蚊蟲分類生態研究。他說：“把一生奉獻給熱愛的事業，是一種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蟲就是防控瘧疾的關鍵。”董學書說。時間的指針撥回60多年前，在當時的云南，僅高度和超高度瘧區就多達40多個，防控和消除瘧疾的任務十分艱巨，“自然界的蚊子種類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種蚊子是傳播媒介。”

“要到一線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蟲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學書說，瘧疾肆虐最嚴重的那幾年，他來到了西雙版納勐海縣。傣族人所居住的傳統竹樓，夏天蚊蟲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學書常常來“臥底”……

董學書拿老式傳統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對著另一端的細口猛地一吸，將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將蚊子收集起來，裝在玻璃瓶里，以便帶回去研究。棚里衛生條件差，董學書常常吸入不少灰塵，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來有了電動誘蚊燈，董學書還是堅持使用最傳統的辦法。“電動器械容易對蚊子的樣態造成破壞，不利于做標本采集和分類鑒定。”董學書說。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學書和同事們終于確定了微小按蚊就是當地傳播瘧疾的媒介蚊種。在充分掌握其生態習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線，開展防治工作。“找到它們生長的水塘、經常活動的區域，噴灑藥水，同時用焚燒野蒿等方法，大面積滅蚊。”董學書說，僅僅一年時間，當地感染瘧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

在董學書的實驗室里，一層層壘起來的木盒，成為他最寶貝的東西；他小心翼翼地打開盒子，一根根細針上，都是采集回來的蚊子標本。

“通過蚊類傳播的疾病很多，瘧疾、乙型腦炎、登革熱……每一種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蟲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從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董學書就開始著手對云南全省蚊類進行系統調研，延續至今。

每逢春季，蚊蟲剛有了點動靜，董學書就背起行囊出發了。3月出發，11月返回，大半年時間，董學書都在跟各式各樣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遠，董學書就越興奮，“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總能有新發現，找到一些特殊的種類。”

記者問起采集標本有什么秘訣，董學書笑著說：“要會吃苦，還得會跑。”董學書說，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標本時，突然從草叢里竄出一條眼鏡王蛇。當時的他身材瘦小，眼鏡王蛇身子立起來，比他還高。董學書嚇出一身冷汗，看準機會飛速逃離……

從河谷地帶，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學書的足跡遍布各地。直到年紀大了些，董學書的野外作業次數才逐漸減少。他的學生每次外出調研帶回的“禮物”，依然是董學書最愛的蚊蟲標本。

經過董學書等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云南寄生蟲病防治所收集了幾萬套蚊子標本，共發現云南蚊類304種，包括1980年以來發現的53個新種、29個中國新記錄種，為云南蚊種的地理分布、種群數量、季節消長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學術材料，也為科研、教學、疾病控制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翻開厚厚的《云南蚊類志》，2400余幅關于蚊蟲各個部位構造的繪圖，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細致入微——這是董學書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圖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覺得畫得還可以。”提起《云南蚊類志》，董學書說，雖然是“半路出家”，但憑著堅強的毅力和“閱蚊無數”的經驗，董學書將蚊子身上的紋理脈絡刻畫得清清楚楚。

畫圖是蚊蟲分類生態研究工作的一個基礎性環節。董學書解釋，要想完整地呈現蚊子形態，需要20多張圖，頭、足、雄蚊尾器、斑點……很多部位肉眼無法看清，董學書會在顯微鏡下仔細審查后，反復對比確認，再落筆成畫，力求每一筆清清楚楚、絲毫不差。

畫功如何體現？在于清晰地區分不同蚊子的形態。董學書說，雄蚊尾器是鑒別蚊種的一個重要依據。只有畫得精準，才能將其內部形態的每一層都還原下來。“再精微的儀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畫圖。”

1996年，董學書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們又見他出現在實驗室里。“跟蚊子打了幾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關工作，我都不習慣……”現在，董學書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狀態，每年都要寫一兩篇關于新蚊種的研究報告。他的新書《云南蚊類名錄》，前不久剛剛抵達辦公室。

“雖然我已85歲了，但我還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學書給自己排出了一份滿滿的工作日程，除了國內研究外，他還打算編寫周邊國家的蚊類志，“給周邊國家的蚊蟲研究、疾病預防提供參考資料，可以跟我們的防治同步進行，以進一步鞏固防疫成果。”他說，“我要干到干不動為止。”

記者手記

畢生堅守最動人

采訪完董學書，記者深深感動于他的畢生堅守。85歲的他，退休20多年了，直到今天依然風雨無阻地去實驗室“打卡”上班，家里人都說，他“待在實驗室的時間比在家里還多”。

編撰《中國按蚊分類檢索》《中國覆蚊屬》等學術專著數百萬字，僅《云南蚊類志》中，由他繪制的蚊子細節圖就多達2400余幅。60多年的傾心研究，他為中國的蚊蟲分類研究和蚊媒傳染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面對這些成就，董老卻說：“我沒有做多少轟轟烈烈的事，只是盡可能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

為學科培養后繼人才、繼續編著相關學術著作，現在的董學書依然有滿滿的工作日程表。“未到終身，就一定要繼續工作。”董學書用一生踐行，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