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7月31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袁汝婷、謝櫻

歸與書院窗外一景。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什么樣的房子，能裝得下鄉愁？

它應該建在闊別的故鄉，房前有水，屋后有山；它應該面朝田野，能聽見清脆的鳥鳴；它應該有一扇窗，輕輕推開，遠處是勞作的鄉親，近處有嬉戲的孩童……它曾是黃勇軍、米莉夫婦的夢想，也是如今歸與書院的模樣。

湖南邵陽隆回縣小沙江鎮江邊村，高寒山區的瑤漢雜居村，神秘的花瑤世代生活在這里。年少的黃勇軍走出大山，北上求學，漂洋過海，不惑之年又回到了這里。

妻子米莉是他的同窗，兩人同修政治學專業，多年來悉心研究儒家思想和鄉村文化。目前，米莉是中南大學副教授，黃勇軍是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

去年年初，這對教授夫婦拆了祖宅，建起一座書院，取名“歸與”。

名字取自《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千百年前，渴望回到故鄉教育年輕人，是孔子寄托鄉愁的方式。

“歸與書院，也承載著我們的鄉愁。”黃勇軍說。

建一座書院，讓鄉愁遇見理想

19年前，還在讀大三的陜北姑娘米莉，跟著男友黃勇軍回到他的家鄉湖南隆回小沙江鎮，見到她從未曾見過的風景。一位穿著花瑤服飾的老太太背著一簍小鴨子去趕集，米莉覺得新奇，準婆婆于是叫來許多穿著類似服飾的瑤族村民，笑著將她圍住，展示花瑤首飾和衣服給她看。

從此，小沙江成了黃勇軍和米莉共同的眷戀。

2003年，兩人第一次正式在這里做學術研究，撰寫“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問卷調查報告”。三個月里，他們背著十幾公斤的包走遍每一個花瑤聚居的村落，記錄百余萬字資料。

黃勇軍、米莉研究花瑤相關著作。

在隆回縣魏源故居，他們見到一間小小的私塾。“以后有機會，我們也建一所書塾吧？”彼時還是研究生的兩人，心里種下一顆種子。

十余年后，種子在法國南部金黃的麥田里發芽——

2014年，已在高校任教的夫妻倆赴歐洲訪學，導師將他們帶到一個莊園，白天和當地農民一起挖土豆、摘葡萄、做果醬、釀紅酒，夜晚在星空下喝著啤酒聊天。

“那樣的生活讓我們明白，鄉村不是落后的天地，而是有生命力的生長空間。”回國后，黃勇軍和米莉決定，要在故鄉那個偏僻的村莊里“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他們相信，“只有在一個鄉村振興的時代，我們才有可能把這件事做成。”

黃勇軍、米莉夫婦在歸與書院合影。

“中國儒家志士的理想是用知識的力量去教化人，那也是我們想做的。”20多年前考出瑤山的黃勇軍，帶著妻子米莉回來了。他們決定，要在三四百戶、一千余人的小沙江鎮江邊村，做一個鄉村文明的教育實驗。

夫婦倆苦口婆心地說服了家中老人，自掏腰包將破舊的祖宅拆掉重建。不久后，海拔1300多米的江邊村“黃家院子”，建起一座書院。

歸與書院。

書院共有四層樓，白墻黛瓦，飛檐翹角，一樓的教室有些像舊式學堂，擺著方桌和木條凳；教室后面有一架黑色鋼琴，卻也并不顯得違和；再往樓上走，幾間宿舍里擺著木質的高低床，供支教志愿者和研學家庭居住，房頂開著天窗，躺在床上就能看星星；書院還專門設有閱覽室和非遺體驗室……

歸與書院的課堂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在寒暑假、節假日和課余時間，面向大瑤山里的孩子們開設了全免費公益課堂；二是主要面向城市家庭開設的研學項目，收取食宿等基礎費用。

歸與書院，并非成建制的學校，沒有固定的班級；它既不需要通過考試錄取，也沒有復雜的畢業程序——只要步入書院的孩子，都會受到夫婦倆和志愿者們的歡迎。

“我們希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們，放了學和放了假，還有地方可去，有人陪伴，有知識可學。”黃勇軍說。

除教學和科研工作外，黃勇軍和米莉把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了小沙江。他們的許多學生，還有更多高校聞訊而來的志愿者，組成了穩定和多元的教學輔導團隊。夫婦倆似乎因此耽擱了職稱評審、晉升提拔，卻甘之如飴。

一件“有意義的事”，讓鄉愁遇見了理想。

你看見了嗎，瑤山孩子的渴望

2019年7月，歸與書院正式開院。

開院前一天，黃勇軍的母親在江邊村三個自然組吆喝了一聲。夫婦倆心里沒底，能來多少個孩子？估摸著，有30個就很好了吧。

第二天清晨6點，睡夢中的米莉被嘰嘰喳喳的聲音吵醒。她披上衣服來到書院大門口一看，一些孩子正聚在門前笑鬧，等著開院。

黃勇軍也清晰記得那個早晨：高矮不一的孩子沿著阡陌交錯的田壟，從四面八方跑來，有的還是小不點兒，有的個頭已竄得很高。他們跑到書院門前，氣喘吁吁，臉紅撲撲又有些害羞，喊一聲“老師好”。

“你看見了嗎，這是瑤山孩子的渴望。”看著成群結隊奔向他們的孩子，黃勇軍輕輕問身邊的米莉。

那天，村里一共來了107個孩子。有村民跑來焦急地問：“孩子今天不在家，我先給他報個名，行不？”夫婦倆承諾，只要孩子來了，都教。

米莉彈鋼琴給山里的孩子上音樂課。

可是，教什么呢？

歸與書院的學生，年齡從幼兒園到高中皆有，最多時一天來了137個孩子。只要開班，平均下來也有五六十人。沒有哪一冊課本適用于這樣的課堂。

于是，來自高校的支教青年志愿者們紛紛拿出手頭的“絕活”。電影、動漫、音樂、詩詞、插花……他們搭建了一個山里幾乎未曾接觸過的世界。

米莉介紹，公益課堂有兩種常規課和一種靈活課：一是在每學期放假前一個月開始，支教志愿者在放學后陪伴和輔導孩子寫作業，二是寒暑假的作業輔導和興趣班，三是針對有專門技能的志愿者團隊，比如音樂、美術、體育等，會根據志愿者特長不定期開班。

最意想不到的一門課，是“撿垃圾”。

去年夏天，米莉給孩子們做了環保知識小講座，談到環境污染和垃圾分類。當天下午，她和支教志愿者就帶著孩子出門了。

歸與書院門前有潺潺的小溪。孩子們扛著扁擔、拿上鐵鉗和鐮刀，躍下田埂，將小溪邊的塑料袋、煙頭、枯枝一點點撿起。

歸與書院的孩子擔著農家肥去田里施肥。

江邊村依傍小溪而居，卻極少有村里的孩子覺得保護小溪是自己的責任。可那天，大家干勁十足，撿了幾大袋垃圾。“既讓課堂的知識走入生活，也讓孩子找到自我價值，這不就是學習的意義嗎？”米莉說，從此，“撿垃圾”成了歸與書院的“必修課”。

課堂五花八門，反饋卻總是溫暖和驚喜。米莉還記得，中南大學的一名志愿者在音樂課上彈起吉他，一個男孩鼓足勇氣湊上前，輕輕撥弄琴弦，然后就笑開了，開心了大半天。

“無論你教什么，他們都很高興。”支教志愿者、“95后”研究生杜秋悅說，山里的孩子特別容易滿足，“如果你走進教室說‘今天我們一起畫畫’，你會立刻聽見一陣驚喜地歡呼，‘哇，老師，是畫畫課呀！’”

黃勇軍說，有時，他們會專門用一堂課的時間，教山里的孩子防詐騙、坐地鐵，甚至是如何在車流穿行的十字路口過馬路。因為他還記得，年輕的自己考出大山來到城市時，心底那份無措和慌張。

黃勇軍在歸與書院和農村孩子交流。

“我們的課堂，就是想打開瑤山孩子的眼界，知道城市是什么樣，城里孩子在做什么，如何在城里生活，”黃勇軍說，“我們就想讓他們‘見過’。”

“見過”，是無法用學費來衡量的一份禮物。而黃勇軍和米莉決定，所有面對瑤山孩子的課堂，分文不取。

山水就在這，這是最好的課堂

對城里孩子而言，歸與書院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開院不久后，書院也迎來了第一個城市親子研學團，約有十來個家庭，來自全國各地。支教志愿者吳倩記得，孩子們走下大巴就開始噘嘴。“有的會嫌臟，有的什么也不想干，很多孩子隱隱有優越感。”

書院制定了一項規則，暫時收掉了手機和平板電腦。幾天時間，黃勇軍、米莉夫婦帶著家長和孩子，戴上草帽，拿起鐮刀、鋤頭、扁擔和釘耙，去山上砍竹子，圍籬笆，然后挑選孩子們喜愛的蔬菜種子，開墾出小小一塊土地種下……

每到夜晚，他們會燃起篝火唱歌跳舞，在海拔1300米的小沙江，抬起頭看漫天繁星。

歸與書院的篝火夜談。

黃勇軍記得，有個八九歲的小女孩，來時穿著一雙嶄新的小白鞋。那天，他們要徒步兩小時去尋訪一個花瑤古村落。走過田埂時，女孩一腳踩進爛泥里，腳抽出來了，鞋還陷在里面，開始哇哇大哭。“小姑娘覺得鞋子臟了，不愿意繼續走，我們一直鼓勵她。孩子去時哭了一路，回來時穿著臟兮兮的小白鞋，又蹦蹦跳跳了。”

山里的每一個季節都不一樣，歸與書院的課堂也隨之千變萬化。吳倩說，他們從不會將研學課程“定死”，也許這一期農耕體驗的主題是種蘿卜，下一期就是砍竹子，再下一期又變成圍籬笆。“無論主題是什么，那些來時不情愿的孩子，離開時都很不舍。”

讀本科時，吳倩也曾是一個研學項目的志愿者，負責帶領家長和孩子走馬觀花參觀校園，做些千篇一律的講解。她覺得有的研學項目“工業化、流程化”，遠不如在星空下、篝火邊給孩子講天文知識，來得有趣和自然。

也不是沒有家長提出過疑惑。有人問黃勇軍：“你們的研學項目，課很好，收費也低。只有一個缺點，沒有課表時間安排。”

“歸與書院不是學習輔導班。農村就在這里，山水就在這里，這就是最好的安排。”黃勇軍說，“就像我們帶孩子去看打稻谷，遇見了勞作的農民，就有這門課，沒遇見，就只能觀察別的。怎么制作課表呢？”

在這里，研學課不布置作業，不強制寫心得，黃勇軍和米莉相信，孩子們看見的、遇見的，就是學到的和收獲的。“一定要寫在作業本里才是知識嗎？能分清麥苗和青草，也是知識。”

歸與書院的孩子在環保課堂上撿垃圾、運垃圾。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歸與課堂”——

白天看日出，夜晚觀星辰；走過交錯的田埂去看云彩和清風嬉戲，去追太陽投下的光影；跑上山坡摘野花，回來再上一堂插花課；在篝火邊圍坐，聽某一顆行星的故事……

6歲的泡泡來自廣州，曾在歸與書院與母親李華度過5天。那是泡泡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些和他同齡的孩子，在大山里過著和他完全不同的生活。

“泡泡從出生就一直在城市里，我一直覺得他的生命體驗是不完整的。天地很寬廣，不只有學習和興趣班。”李華說，他們曾遇見一戶農家在收稻谷，當地農民用風車把稻谷里的雜草吹走，母子倆駐足觀察了許久，“了解了稻谷變成米飯的步驟，就是泡泡的成長。”

在黃勇軍看來，許多城里孩子面臨著“過度教育”的負擔。在快節奏的學習和培訓中，對“立竿見影”效率的追求，遠遠大于對學習本身的享受，而孩子的焦慮往往是家長焦慮的投射。

歸與書院的孩子用山坡摘下的野花上插花課。

可是，歸與書院的每期研學課程里，志愿者都會告訴像泡泡這樣的孩子，“種子不會這么快長大，可是，以后來的小朋友會吃到你種的蔬菜哦。”

除了讓山里孩子“見過”，夫婦倆的另一顆初心是——

讓城里的孩子知道，世界上有一種踏實而綿長的喜悅，是春天種下種子，秋天才能收獲。

教育是發現，每個生命都有光

黃勇軍經常會想起一個場景：2016年，他在武漢大學參加全國書院的山長院長大會。面對會場里的儒學大家，他提出疑問：今天，傳統書院的學生從哪里來，發展往何處去？

問題落音，滿場沉默。

這曾是困惑了他和米莉許久的問題，直到歸與書院讓他們慢慢發現，“回到鄉村”是一個答案。

歸與書院志愿者陪伴孩子在田野邊寫作業。

一頭是資源匱乏，一頭是負荷過度。而在一方連接城市與農村文明的小小書院里，他們看見了教育的千萬種可能。

許多志愿者都記得，曾有幾位染著頭發、打著耳釘的鄉村少年，坐在書院教室的后排，眼神里滿是叛逆和迷茫。他們在詩詞賞析的文學課上昏昏欲睡，卻在清理河道的環保課上一馬當先，是那樣積極、熱情、可愛。

“在大山里建一座書院，我們不是給予，更不是施舍，而是去看見。”米莉說，“教育是發現，發現每個生命都有光。”

什么是生命里的光？

面對這個問題，黃勇軍憶起今年春節的一場“雪地求生”。那是2月15日，他和米莉帶著一雙兒女在天寒地凍里爬上大瑤山，走進竹林去“探險”，凍得直哆嗦的一家四口臨時起意，要在雪地里點燃篝火取暖。

他們想盡辦法從雪地下刨出相對干燥的竹枝架起，安撫著彼此的焦躁和不耐，用凍得有些僵硬的手一次次點火，許久之后，雪地里終于燃起熊熊火光。

黃勇軍說，冰天雪地里躍動的火光，就是生命本源的美，讓孩子體會到生命最原始的溫暖和力量。

黃勇軍、米莉夫婦和一雙兒女在雪地里生火。

這也是夫婦倆一直以來的堅持——每一個假期，他們都會把一雙兒女帶回大瑤山，在山野間砍竹子，割茅草，耕田地。

米莉說，孩子的世界有最本真的快樂，拿著一根竹竿，和小伙伴們在院子里追雞趕鴨，就可以跑上一整天。

生命的光，在天生的好奇心里，在遇見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我們相信，有了對生命最樸素和旺盛的熱愛，孩子去了哪里，都會活得很好。”黃勇軍說。

最近，歸與書院開啟了留守兒童“放學后守望”計劃，村里那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放學后有了寫作業、看書、彈琴、學知識的去處。為了實現常態化運轉，他們同步開啟了“留守媽媽”計劃，讓在家中留守的婦女來到書院，和志愿者一起看顧這里的孩子。

青年志愿者在歸與書院為農村孩子輔導功課。

6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志愿者杜秋悅在“放學后守望”計劃中，發起了一場關于夢想的討論。

“我們想過很多很多，可是有什么用呢？”從未出過大山的孩子，有些氣餒地說。

在杜秋悅反復鼓勵和追問下，孩子們才慢慢說出自己的夢想。“我想做糕點師，做很多很多美味的餅干”“我想開一家書店，這樣就可以像書院一樣給很多人看書的地方”……

單純美好的小夢想，讓曾經同是留守兒童的杜秋悅，久久不能平靜。

她沉吟了一會兒，告訴面前的孩子：“課桌很高，山也很高，但是，當你們高過這些課桌，翻過這座山，一定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歸與書院的孩子們上實踐課歸來。

黃勇軍和米莉，常常想起多年前回到故鄉的場景。那是一個草長鶯飛的春天，大山里生機勃勃，孩子們眼中，卻隱隱有一種蔓生的“荒蕪”。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歸與，是一座山村書院的鄉愁與理想。黃勇軍說，他們在挖一口井，如果書院能長久活下去，井水就能匯入江河湖海。

“我們想知道，一口井，有沒有匯入深海的力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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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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