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干活的沒證，有證的不干這個活” 鄉村獸醫去哪兒了？

來源：新華社

原標題：鄉村獸醫去哪兒了？有證的多到城里看寵物去了

首發：2月4日《新華每日電訊》調查觀察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梁軍、任延昕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布數據顯示，人類現存已知的傳染病中有60%屬于人畜共患疾病，至少有75%的人類新發傳染病源自動物。

獸醫是預防動物疫病和人畜共患傳染病的前端。近兩年非洲豬瘟的傳播，暴露出我國動物防疫系統仍有薄弱環節，獸醫工作體系還不完善，從業人數不足、質量不優、地位不高。

業內人士呼吁，我國要應對下一場大流行病，必須堅持“人病獸防”，讓獸醫成為保障養殖業生產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動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預警人”。

↑1月24日，在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夏官營鎮的一家養殖場里，鄉村獸醫正在給羊采血。受訪者供圖

上得了實驗室也下得了牛棚里

隆冬，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夏官營鎮的一家養殖場里，撒料機嗡嗡作響，奶牛吞嚼著草料。

39歲的鄉村獸醫沈俊康套上雨鞋，穿好防護服，在一旁等待奶牛吃完早餐。經過霧化消毒后，他和兩名村級防疫員進入牛欄，開始抽樣采血。

一頭奶牛的采血過程通常需要三人配合，一人固定，一人采血，一人編號。等完成采血任務，牛棚里已塵土飛揚，一股混合著牛糞的藥液氣味掠過，沖入人的鼻孔。

“手速快，能最大限度降低奶牛的應激反應，同時保護我們的自身安全。”沈俊康說。他從業25年，經常被牛踢傷。

沈俊康將血樣逐個標記、裝箱，這時手機響了起來：有養殖戶要賣家里的畜禽，需要辦理產地檢疫合格證，然后裝車轉運。“這可耽誤不得。”他說，產地檢疫合格證就是動物的“健康碼”，也是各類畜禽在市場自由流通的前提條件。

十幾公里外，榆中縣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實驗室里，33歲的陳正博身披白大褂，正在對送檢的動物血樣進行血清學檢測和病理學分析。

跟沈俊康不同，陳正博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實驗室，與同事負責全縣重大動物疫病的日常檢測和動態預警。這個實驗室是在2009年建成的，檢測能力覆蓋全縣，年檢測量可達3萬份。

牛羊得了什么病？該怎么治？疫苗起沒起作用？這些養殖戶最關心的問題，都可以從他們實驗室里找到答案。

像沈俊康和陳正博一樣，基層獸醫是能夠診治多種動物疫病的“多面手”。他們有的防護服從頭穿到腳，使用先進儀器給牲畜采血、上報信息；有的坐在實驗室電腦前，分析各類數據信息，指導養殖場科學飼養、及時防疫。

牛棚里穿防護服，實驗室里穿白大褂。獸醫們兩種不同的“打開方式”，構成了基層動物疫病的防護屏障。

“鳥槍換炮”后不再“灰頭土臉”

沈俊康的父親年輕時就是夏官營鎮的鄉村獸醫。那時候家家戶戶沒有電話，也沒有大規模的養殖企業，各家各戶就一兩頭牲口，一頭牛生了病全家人跟著著急。一有求醫的農戶找上門，父親就騎著自行車去看病、打針。

在他兒時記憶里，父親總是背著藥箱行走在鄉村豬舍間，深一腳淺一腳，貓著腰走進豬舍，與養殖戶一起捉豬，給豬打防疫針。

“受制于當時的治療技術和養殖水平，大部分時候，一名鄉村獸醫能做的很有限。”陳正博說。

多年前，陳正博的父母從事養殖業。父親從定西市采購了一批仔豬，由于防疫檢查沒到位，買回來后發現了傳染病。當時死了40頭豬，經濟損失達兩萬元。父母深受打擊。

近年來，隨著養殖業高速集約化、規模化發展，甘肅不少農村建起了一座座現代化養殖場。新時代鄉村獸醫們的工作環境大為改善，“鳥槍換炮”后不再“灰頭土臉”。以前側重打針看病，如今更加傾向于實驗室檢測，注重預防和保健正成為獸醫行業的趨勢。

新的發展帶來新的要求。伴隨新型畜禽病毒出現，結核病、布魯氏菌病等動物源性傳染病不斷威脅公共衛生安全。而氣候變化、生態環境退化以及不斷擴大的國際貿易，給動物疾病的防控帶來巨大挑戰。

陳正博說，甘肅省是畜牧業大省，近年來很重視縣級實驗室的能力建設。2020年全國非洲豬瘟防控政策要求，跨市省調運仔豬、種豬，當地獸醫部門需要出具非洲豬瘟病原學檢測報告。這一年碰巧榆中縣生豬出欄多，幸好縣級實驗室就可以做病原學檢測，不需要像過去一樣到上級動物疫病控制中心檢測。

“獸醫的力量正在不斷完善，養殖戶的疫病預防意識增強了，也更加依賴我們了。”陳正博說，雖然工作過程艱苦乏味，但他依然熱愛這個崗位，2019年他還被授予甘肅省五一勞動獎章。

“干活的沒證，有證的不干這個活”

“簡單算一筆賬，以2018年起流行的非洲豬瘟為例，通過前端防控和有效干預，如果將生豬的病死率降低1%，相當于救回600萬頭豬。”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獸醫研究所黨委書記孫研說。

“非洲豬瘟從非洲蔓延到歐洲用了50多年時間，從格魯吉亞蔓延到俄羅斯遠東地區用了差不多10年時間，然而傳入中國后幾個月內就影響了很多地區。這凸顯了我國動物防疫體系的預警能力并不匹配蓬勃發展的畜牧業。”孫研說，基層獸醫隊伍建設還相對滯后，待遇兩極化、資源不協調、功能弱化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基層獸醫體系和從業者。

事實上，各地村級防疫員正在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大家都覺得這份工作又臟又累，還有受傷和感染人畜共患病的風險。一年三四千元的補助，年輕人不愿意干，老的這一輩之后恐怕沒人愿意接班。”陳正博說。

200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要逐步推行執業獸醫制度”。2008年實施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也明確提出“國家實行執業獸醫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執業獸醫制度確定下來，隨后各地開始推行執業獸醫資格考試。

“甘肅執業獸醫考試每年有1000人到1500人參加，由于需要專業知識門檻，通過率不足二成。”甘肅省畜牧獸醫局副局長何其健說，“盡管如此，許多通過考試的執業獸醫并沒有去基層一線工作，而是在城市寵物醫院，為伴侶動物看病。”

考取了執業獸醫從業資格的人，大多數是經過系統專業教育和訓練的大學生，但一些大學生畢業后不會去基層，而一些基層真正的從業者往往并不持證。“干活的沒證，有證的不干這個活。”孫研說。

此外，鄉鎮一級的畜牧獸醫站屬于全額供給，許多非專業人員擠占了包括畜牧獸醫在內的農業技術公益性服務崗位，導致一些公益性技術服務也沒有直接服務于農牧民。

記者在甘肅多地走訪了解到，鄉鎮一級的畜牧獸醫站被納入鄉政府管理后，鄉村獸醫由過去的單線管理，變為由動物衛生監督所、農牧局、鄉政府等多頭管理。

“獸醫站沒‘戶口’，我們也就成了‘黑戶’。”沈俊康說，基層獸醫本就人手緊張，歸鄉鎮政府管理后，日常瑣事、雜事纏身，難以專注于業務工作，專業服務力量有些捉襟見肘。

“基層監督檢疫至關重要，如果第一道關把得好，動物疫病就能控制好，出現大規模蔓延的風險就不大。但是一邊做日常行政工作，一邊兼顧獸醫相關工作，容易造成監督和服務缺位。”孫研說。

針對目前存在的隱憂，孫研建議國家要加大對動物生產安全的重視程度，從保障經濟發展、保障養殖業發展、保障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實事求是地評估現狀，適當增加動物防疫經費，合理配置人員和機構，通過多種方式提高獸醫的社會地位。

同時，優化執業獸醫管理制度，對學歷和知識結構設定合理門檻，每年以繼續教育的形式對執業獸醫進行培訓和考核；充分發揮基層防疫人員的力量，讓他們有意愿、有機會考取資質。

打造“同一個健康”方陣

20世紀40年代，以盛彤笙、朱宣人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學生學成歸來，推動建立了我國現代獸醫體系；改革開放至今，獸醫的重要性日漸凸顯，我國的獸醫制度也不斷地接軌國際水平。

專家表示，新形勢下，獸醫的職能范圍正在從過去單純診治動物疾病，發展到保障養殖業生產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動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多個方面。

孫研說，面對動物源性傳染病帶來的人類公共衛生安全威脅，國際社會已達成共識，從動物源頭進行控制，是最為有效和經濟的方法，堅持“人病獸防”，也是保護人類免受危害的最佳途徑。

“然而，我國公共衛生和動物衛生系統之間的合作關系仍然需要加強。”他說。

業內人士呼吁，面對人畜共患傳染性疾病新發多發的形勢，要盡快推動形成人類公共衛生和動物衛生的“同一個健康”方陣，在保障養殖業生產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動物源性食品安全上，充分發揮獸醫的“預警人”作用。

20世紀80年代，美國流行病學家卡爾文·施瓦布曾說過：“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借此警醒世人，人類與動物相互依存，人類與動物的健康和疾病也是密切相關的。

何其健說，人畜共患傳染性疾病的防控，涉及若干領域和眾多職能部門，要建立起人畜共患傳染性疾病監控網絡和合作機制，由市場監管、海關、文旅、交通、商務、衛生、農業農村等部門共同參與。

“在現行制度下，最重要的是銜接人類衛生和動物衛生兩個系統，整合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公共衛生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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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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