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廈大百年：一座海島，為何能誕生“南方之強”？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廈大百年：面朝大海建設“南方之強”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杜瑋 彭丹妮

發(fā)于2021.4.5總第990期《中國新聞周刊》

五老峰下，廈門島南端，矗立著“中國最美大學”廈門大學。從思明校區(qū)的西校門而入，左手邊是100年前落成的群賢樓群，一主四從，一字排開，面朝大海。樓群的屋頂是閩南常見的琉璃瓦“燕尾脊”，樓身有西式廊柱，這樣“頭戴斗笠、身穿西裝”的建筑樣式，由創(chuàng)校人陳嘉庚親自參與定下，因此也被稱為“嘉庚風格”。

群賢樓的東南方，是建于1950年代的建南建筑群，同樣面朝大海，同樣是嘉庚風格。當時，陳嘉庚的雄心，要讓外國的輪船一開進廈門港，就能看到新建的廈門大學，看到新中國的新氣象。宏偉的主樓建南大會堂，至今仍是廈大師生舉行開學和畢業(yè)典禮等重要活動的場所。

建南樓群的北面，芙蓉湖畔，是21世紀之初建成的現(xiàn)代化鋼筋混凝土建筑——以頌恩樓為主的嘉庚樓群，依舊是一主四從。頌恩樓為全校最高建筑，樓頂上是兩頭高高翹起類似“燕尾脊”的不銹鋼飛脊。

100年間，廈大校園里的大樓越建越高，設施越來越先進，但始終保持了一致的風格，一如廈大百年歷史的縮影。不論歷史如何變遷，廈門大學始終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版圖上一座無法忽略的重鎮(zhèn)。

“如果去考察中國所有第一方陣的大學，幾乎都位于政治、文化中心，至少也在省會城市，但廈門大學是在一個海島上，這在當時是一個根本不知名的地方。但就是這樣一所大學，在每個歷史時期都跟得上步伐，靠的是什么？是自強。”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廈大往事》一書作者朱水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賣大廈辦廈大

20世紀初，為了“教育救國”，一批文人志士投身于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yè)。1919年，在北方的天津，嚴修與張伯苓正式創(chuàng)辦了南開大學；這一年，長期在南洋做橡膠生意的華僑商人陳嘉庚也回到國內，著手籌建一所高校。

相較周邊的廣東、浙江，福建長期是高等教育的洼地。出身于福建同安縣的陳嘉庚一直關注閩南地區(qū)與華僑子弟的教育，在此之前，他已經創(chuàng)辦了集美女子小學、集美中學等多所學校。1919年5月，陳嘉庚再次回國時，正趕上“五四”運動時期，“民主與科學”成為最新的社會思潮，創(chuàng)辦廈大的事，“不得不急急籌謀，刻不容緩”了。

陳嘉庚操持和運營龐大產業(yè)的實業(yè)家經歷，使得他在創(chuàng)辦教育時有一種全面和長遠的眼光。100年前，廈大思明校區(qū)所在的地方，還是一片被叫做演武場的荒地。但陳嘉庚認為，“教育事業(yè)原無止境……將來發(fā)展無量”，所以跟政府要了2000余畝土地——盡管那時廈大師生只有100多人。

時至今日，當年的演武場已成為廈門房價最貴、旅游最熱的區(qū)域之一。而坐擁這片風水寶地的廈大，已擁有三個校區(qū)和一個海外分校，占地面積已達9700多畝。廈大的發(fā)展，果然印證并已遠遠超過了陳嘉庚最初設想的藍圖。

“鷺江深且長，充吾愛于無疆。吁嗟乎！南方之強！”1921年4月6日，在廈門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學生演唱了由語言學家、音樂家趙元任譜曲、化學家鄭元貞作詞的校歌。歌詞表達出陳嘉庚對學校的期望：“南方之強”。這一天后來也被定為廈大的校慶日。

廈大的雄心，更具體地體現(xiàn)在當時校長林文慶的辦學方針上，“保證學生所接受的教育，要能與世界各大學相頡頏”“希望各教員及學生均能極深研究”，使廈門大學將來“成為我國南部之科學中心點”。為此，廈大注重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在1924年~1925年度的14名理科教授中，就有6名是外籍或歐美留學歸國學者。在科學方面也已經有所成果。

陳嘉庚很早就意識到，中國領海面積與海洋資源不輸任何國家，但海洋方面人才非常不足，沿海省份應該“奮起直追”。因此，廈大創(chuàng)校不久，就開始進行海洋生物、海洋化學的研究，并很快初露崢嶸。

1923年，廈大的一名外籍教授發(fā)現(xiàn)了被認為絕種的文昌魚，文章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同時期，廈大師生還發(fā)現(xiàn)并命名了嘉庚水母、林文慶海星。早在1930年代，廈大就成立了生物材料處，為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供應生物標本，價格不及西方舶來品十分之一。1933年，太平洋科學協(xié)會年會報告評論稱：廈門大學近海生物研究院以及各類研究實驗室、圖書室，使得該所大學可以與歐美諸優(yōu)等海洋研究所媲美。

1933年，廈大化學系唯一畢業(yè)生佘文鏘的畢業(yè)論文《廈門海水之分析》為中國最早的海水分析記錄。次年，化學系一篇題為《文昌魚之化學研究》的畢業(yè)論文出爐，作者是此后入選中科院院士、擔任過中科院院長的盧嘉錫。1946年，廈大正式成立中國第一個海洋學系，設海洋生物、海洋化學、海洋物理三個方向。

與此同時，1920年之后，國學研究開始在學界被重新重視，1922年末，北大將國學劃分為四大學科門類之一。林文慶雖出身醫(yī)科，在西方求學多年，但對國文、傳統(tǒng)文化很重視，于是，1925年底，廈大開始籌備成立國學研究院。

當廈大的教學科研正開展得蒸蒸日上之時，那些腰纏萬貫的華僑們，卻沒有陳嘉庚原先想的那么慷慨。在經歷數(shù)次募捐失敗后，學校龐大的經費花銷壓在陳嘉庚一個人身上。相比南開大學初創(chuàng)時有社會捐助、學生繳費、北洋政府撥款和地產租金等多個資金來源，廈門大學創(chuàng)辦的前十年，經費收入的91%都來自陳嘉庚。當時，陳嘉庚幾乎是在傾囊辦學。廈大成立后，他每年的生意及產業(yè)所得的利潤，除花紅與一部分添入資本外，其余皆盡數(shù)寄回祖國，以充教育費用。

所幸當時陳嘉庚的生意正隆，廈大的教授月薪可達400元，講師和助教的月薪分別是200元和150元。相比之下，彼時的復旦大學校長與專任教授的月薪最高也只有200元，而北大正面臨著開不出工資的煎熬。

1926年，由于北京時局動蕩，加之學校長期拖欠薪資，北大的一批教授紛紛南下。相較北京，廈門有著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廈大又提供了頗為豐厚的薪資，林語堂、魯迅、顧頡剛、陳萬里等一批知名學者相繼來到廈大國學研究院，令世人感到這陣仗“大有北大南移之勢”。

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來廈大調查，結論是：基金充足，成績甚佳，各種設備，亦極完善，方之他處，有過無不及。廈大因此比復旦、南開、燕京等私立大學更早得到政府的立案。在私立時期，廈門大學形成面向華僑、面向海洋、注重實用、注重研究的辦學特色，設有文、理、法、商、教育五個學院，成為“閩南最高學府”。

但好景不長，不久，世界爆發(fā)經濟危機，陳嘉庚的生意極大受挫，1929年，累計虧損320萬元，資不抵債。當時，匯豐銀行和一個財團愿意扶持陳，但要求他停辦廈大與集美兩校，因辦學的資金包袱過重。但陳嘉庚回絕了，并表示：“企業(yè)可以收盤，學校決不能停辦。”

這個過程中，陳嘉庚想方設法尋找資金來源，其中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是他賣掉了原本為兩個兒子在新加坡購置的三棟別墅，被譽為“出賣大廈，維持廈大”。但即便如此，到了1936年，廈大從21個學系削減為9個學系，陳嘉庚感到已實在無力支撐廈大，便將學校無償捐給政府。

“加爾各答以東之第一個大學”

1937年，廈門大學從私立轉為國立。“七七事變”的前一天，35歲的薩本棟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國立大學校長。薩本棟系出身福州八大名門之一，其伯祖父薩鎮(zhèn)冰曾擔任中國北洋海軍艦艇最高將領，哥哥薩本鐵是化學家，堂兄薩本炎曾任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

薩本棟畢業(yè)于清華，于1922年赴美留學，1928年回國，在來廈大之前，一直在清華物理系擔任教授。抗戰(zhàn)時期，當薩本棟在清華的老師梅貽琦在內地艱難主持西南聯(lián)大時，薩本棟也帶領廈大在東南一隅頑強支撐。他在清華接受的通識教育的理念、梅貽琦“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也，有大師者謂也”的看法，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對廈大的領導。

今年101歲的潘懋元曾擔任過廈大副校長，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1941年，潘懋元從廣東揭陽出發(fā)，步行7天，在中秋節(jié)這一天來到位于閩西長汀的廈門大學報到。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當時，北部、東部大學都在往西南大后方搬遷，如北大、清華、南開、浙大等高校， “只有一個廈門大學，離我的家鄉(xiāng)最靠近”。

因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國內高校都在紛紛計劃撤往安全地區(qū)，廈大也不例外。因而薩本棟一到任，就要面臨遷校的問題。他決定留在閩、粵、贛交界的山城長汀，而不是往西南去。薩本棟認為，“要留在東南最偏遠的福建省內，以免東南青年向隅；要設在交通比較通達的地點，以便利閩浙贛粵學生之負笈；新校址的環(huán)境，要比較優(yōu)良，以使員生得安心于教導與求學。”

石慧霞是廈大檔案館館長，也是《薩本棟傳》一書的作者。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教育部當時并沒有給足夠的經費支持廈大往西南遷移。更重要的是，薩本棟對于陳嘉庚創(chuàng)辦廈大的初衷很清楚，就是希望廈大能為東南諸省和華僑子弟提供更多受教育機會。尤其是考慮到戰(zhàn)亂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大學都遷到西南去，東南各省淪陷區(qū)的學生都無學可上。

轉為國立之后，廈大的資金并沒有很快得到改善，反而越來越捉襟見肘。1940年，教育部給廈大的年度經費為25.8萬元，在當時國立大學中屬于倒數(shù)第二，且實際只有七成到位，相比之下，中央大學、西南聯(lián)大、國立中山大學的這一數(shù)字分別是138萬元、143萬元、146萬元。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延攬大師到東南戰(zhàn)場前線來，廈大已經不能靠高薪，而是薩本棟本人的留美關系、清華師友等人脈。當時，盡管與西南聯(lián)大大師薈萃的場面無法相比，但在薩本棟掌校的1937年~1944年，學校新添了傅鷹、謝玉銘、林庚、汪德耀、鄒文海等多位名教授，51名教授中有47名來自清華大學，其中超過一半曾留學歐美。

潘懋元在廈大教育系就讀本科期間，大一的時候都要修基礎課，他的英語是林語堂的一個哥哥林玉霖教的，國文課教授則是施蟄存。《薩本棟傳》寫到，薩本棟非常注重教學質量，學校教授、副教授全力備課、授課，沒有硬性的寫論文或科研任務。

2009年，潘懋元曾指出，當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學生數(shù)量的增長和教育質量發(fā)展的不平衡，造成教育發(fā)展的不平衡。但在薩本棟治理廈大時，就明確提出：因為經費不足的現(xiàn)實，在量與質不能兼顧的情形之下，廈大對于質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為重視，而且一個學校的水準，一旦降低之后，要想恢復就要很大的力量。對于培養(yǎng)學生，薩本棟有一套包括學分制、考試制度等嚴進嚴出的重視“質”的措施。

薩本棟認為，合格人才首先應該是通才。1938年，廈大轉為國立后的第一個校慶日，薩本棟為學生們擬定了20則信條，其中一則是：要思想紀律化，最好去研讀數(shù)理，要知道祖國的可愛，應當溫習史地；語文不通順的人，在學術界不會有地位；不動手做實驗的人，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國家及人民。

在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薩本棟依然想辦法充實了廈大的工科。他用三年時間創(chuàng)辦了土木工程系、機電工程系和航空系，同時將商業(yè)系具體分為工商管理和會計銀行兩個系。這基于他的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相信中國抗戰(zhàn)必定勝利，而勝利后國家需要大量工科人才建設社會。此外，石慧霞說，還有一個考慮是，薩本棟自身是機電工程系出身，創(chuàng)辦這個學科能夠最大程度地用到自己的資源和所學。

朱水涌形容這一過程是“硬干”。因為師資力量的不足，早期這些新成立的學系常常是一位教授帶很多門課。朱水涌特別計算過，發(fā)現(xiàn)有老師一周上課時間多達90多個小時。薩本棟本人上過的課程更多，從“普通物理”“微積分”到“電工原理”“交流電機”甚至是英文，被稱為“O型”代課者。

非常高強度的教學和行政管理任務、艱苦的物質條件，對薩本棟的身體造成了巨大損害。薩本棟原是清華網(wǎng)球隊主力，在斯坦福大學留學期間，他與哥哥薩本鐵一起還獲得過美國高校“鮑德溫杯”網(wǎng)球賽雙打冠軍。來廈大時，薩本棟正值壯年。但當1941年潘懋元在廈大見到薩本棟的時候，只不過40來歲的薩本棟，當時已經患有風濕病，彎腰駝背，需要依靠拐杖出行了。1944年，疾病纏身的薩本棟離開廈大赴美游歷講學，1949年初，因胃癌晚期去世，年僅47歲。

但薩本棟已經托起廈大度過一段艱難時期。“廈大抗戰(zhàn)時期是壯大，不是衰退。”朱水涌說。1938年1月，廈大在長汀正式復課時，學校只有9個系195名學生，教師132名，到1944年，學生數(shù)量已增至926人，學系增加到15個，教師人數(shù)也增加到100多人。后來化學成為廈大的優(yōu)勢學科，就是當時傅鷹這樣的帶頭人打下的基礎。

如果說今天的高等教育能從那時期的廈大汲取什么營養(yǎng)，石慧霞認為有兩點：一是學校在專業(yè)知識傳授上要嚴把質量關；二是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大格局、大視野，教授們能從論文、課題等科研指標中解放出來，引導學生看到更高更遠的東西。

1940年與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連續(xù)舉辦了兩屆“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業(yè)競賽”，廈大蟬聯(lián)第一，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通令嘉獎。廈大“南方之強”的名號由此開始叫響。朱水涌說，廈門大學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地位的確立，就是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1944年3月，美國地質地理學家葛德石造訪長汀廈大，葛參觀廈大后贊嘆不置，稱廈大“為加爾各答以東之第一個大學”，加爾各答以東，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東方戰(zhàn)場。

懂得人的價值

就像建校初期有林文慶、薩本棟這樣給廈大注入靈魂的校長一樣，1949年之后的近20年間，廈大又迎來一位對其影響至深的校長——王亞南。徐遲在其長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稱王亞南是“一個懂得人的價值的經濟學家”。

盡管參加過國民革命與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王亞南的人生底色仍是一名學者和教育家，是國內《資本論》的首譯者之一。潘懋元回憶說，在廈大，王亞南每天早上4點左右起床，先寫作兩小時，早上7點前后會到學校迎接學生。他會用自己的稿費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學生買鞋，特別強調學生要有自己消化、吸收知識的自學能力。

王亞南做校長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加強學科建設、科學研究，奠定了廈大成為研究型大學的基礎。1955年，在面向新生講話時，他就提道：“今天我們所在學校是個綜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主要是培養(yǎng)研究人員，科學研究人才，你們將來就是要培養(yǎng)成為科學家。”1952年，廈大在國內高校中，率先恢復了大學學報的出版，推出財經、文史、海洋生物等各類專版。

1956年到1966年期間，學校開展了6次科學討論會，提倡學術自由爭辯，讓“科研很重要”思想的傳播面和沖擊力擴展至全校。當時，廈大的科研活動開展以數(shù)學系最為突出，開辦了幾何函數(shù)論、微分方程論等討論班，每周一次，連續(xù)幾年不間斷。廈大學報自然科學版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學系經常占一半。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廈大培養(yǎng)出中國數(shù)學界的一位巨星——陳景潤。陳景潤是福州人，1953年本科畢業(yè)于廈大數(shù)學系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書。但因陳景潤生性木訥、不善表達，被學校辭退，很快回到福州，在街邊擺起了商攤。1954年，王亞南在福州街邊遇到陳景潤，他深知廈大培養(yǎng)的數(shù)理系畢業(yè)生絕不至于流落街頭，于是將其安排到學校數(shù)學系資料室工作。1956年，23歲的陳景潤發(fā)表的一篇《他利問題》的論文，引起學界關注。此后，中科院在征得王亞南同意后，將陳景潤調往數(shù)學所。1966年，陳景潤宣布他證明了關于哥德巴赫猜想最近一步的結果。1973年，《中國科學》正式發(fā)表陳景潤的論文，世界數(shù)學界為之震動。因此，陳景潤的迅速嶄露頭角，與王亞南愛惜人才、尊重人才有直接關系。

潘懋元住在距離廈大思明校區(qū)只有10多公里的一個小區(qū)。每周六晚7點半左右，潘懋元的研究生們都會到他家里來，在客廳里開展一場學術沙龍，時間長達3個多小時。學生們搬著高、中、低板凳里里外外坐三圈，在自由的空氣討論學術問題。從1980年代至今，潘懋元家里的沙龍已經舉辦了30多年，直到最近一兩年，他身體欠佳，沙龍的頻次才減少。潘懋元舉辦學術沙龍正是受到老校長的啟發(fā)。上世紀50年代，王亞南在全國首開了培養(yǎng)經濟學研究生的先河，周六晚上，他就經常找研究生聊天。潘懋元說，“從這里你就可以看得見我是學他的。而且王亞南對學生非常好，非常愛學生。”

在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廈大航空系奉命與清華大學、西北工學院等8大院校的航空系合并，即今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前身。1952年9月，廈大王牌學系——海洋系中的航海專修科與此前成立的集美水專合并，成立國立福建航海專科學校，又并入大連海運學院，后更名大連海事大學。海洋系海洋物理組教學研究人員，連同儀器設備、圖書資料調整至山東大學，與山大原有學科組成海洋系，后發(fā)展為山東海洋學院，直至今天的中國海洋大學。調整后，廈大共設13個專業(yè)。這次調整為廈大成為文理綜合性大學打下基礎，成為此后幾十年廈大辦學的基本模式。

石慧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院系調整過程中，富有遠見的王亞南給學校留下了若干位相關學科的年輕教師，這些老師日后都成長為該學科在全國范圍內的領軍人物，他們延續(xù)了廈大的學科文脈，同時也為廈大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1954年，廈大教育系奉命調整到福建師范學院，當時身在教育系主持教務工作的潘懋元卻被王亞南留在了廈大。王亞南問他，為什么不以高等教育為研究對象？此后，潘懋元開創(chuà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先河。

面向東南亞華僑、面向海洋

廈門四面臨海，福建又是華僑之鄉(xiāng)，新中國成立前，廈大就逐步形成了吸納僑生，研究海洋的特點。1950年代，經國務院批準，廈大正式確立了“面向東南亞華僑、面向海洋”的發(fā)展方向。

圍繞這一方向，1956年10月，廈大正式成立了南洋研究所，研究東南亞華僑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問題，及華僑所在國的歷史、地理等。同年，廈大還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面向海外的華僑函授部，主要以函授教育方式培養(yǎng)華僑師資。1960年代初，廈大的海外在學函授生人數(shù)比1958年增加三倍多，遍布五大洲十幾個國家。從1956年起，廈大招收僑生數(shù)字開始擴大，以逐步實現(xiàn)僑生占全校師生三分之一比例的計劃。1963年，廈門大學被中央確定為全國13所重點高校之一。

1970年，因院系調整而撤銷的廈大海洋系恢復。在院系調整到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間，廈大海洋學科仍取得了較大發(fā)展，尤以金德祥、鄭重教授等對于浮游生物的研究，中國海洋化學學科奠基人李法西關于河口硅酸鹽的研究為代表。1982年和1983年，廈大分別建立了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學專業(yè)的博士點。這也是國內這兩個專業(yè)最早的博士點。

廈大近海海洋環(huán)境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名譽主任、76歲的洪華生出生于千島之國菲律賓，中學時光在鼓浪嶼島上的廈門二中度過。1962年，她考入廈大化學專業(yè)，改革開放后，報考研究生時，又“游”到了海洋系，導師正是李法西。

得益于導師推薦，1980年夏天，36歲并已有兩個孩子的洪華生只身前往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她用4年完成了5年的學業(yè)，必修課成績在全班31名同學中總平均分最高。更重要的是，她了解到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在研究海洋對碳的吸收，這既涉及海洋與大氣氣體交換的物理過程，又有生物對碳的吸收，還涉及營養(yǎng)鹽對碳吸收影響的化學機制，且關系到全球氣候變暖這一重大命題。這一國際前沿的研究方向在國內還屬空白，洪華生決心回國建設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新學科，這也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位歸國的海洋學女博士。

1985年，洪華生回到母校任教還不到一年時，她的導師、海洋化學專業(yè)唯一的博導李法西去世。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洪華生只能從零做起。她注意到家門口的臺灣海峽，不僅是國際航運和魚類洄游的重要水道，也是東海與南海海水和物質交換的重要通道。在國內當時對海洋的研究中，臺灣海峽還屬空白。在1980年代，兩岸關系放緩，研究臺灣海峽是大勢所趨。1987年，在教育部與福建省的項目經費支持下，洪華生開始對“閩南—臺灣淺灘漁場上升流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一課題展開研究。

從1987年到1990年，洪華生團隊通過3年內9個航次的綜合調查及實驗室分析，探明了閩南——臺灣淺灘上升流生態(tài)系的結構和特征，項目成果獲得1992年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管理部門還用此來指導漁業(yè)生產，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

對臺灣海峽的多年研究，讓洪華生意識到強化海洋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預報能力，防災減災也是海洋學科應用的主題。2001年5月，在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的大力推動下，國家十五“863計劃”重大專項——臺灣海峽及毗鄰海域海洋動力環(huán)境實時立體監(jiān)測系統(tǒng)項目示范區(qū)落地福建，由洪華生任項目首席科學家。2007年起，風暴潮子系統(tǒng)投入使用，能夠實現(xiàn)對福建沿岸37個萬畝海堤的漫堤預警，對“莫拉克”、“鲇魚”等32個臺風進程跟蹤預警報。另一個子系統(tǒng)——海上突發(fā)事故應急輔助決策系統(tǒng)運作至今，為海事相關部門138起海上事故提供落水人員漂移軌跡預測，參與多部門救援831人次。

洪華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回國后幾十年里，在學科建設上，一直堅持以海洋為特色，“覺得方向是對的，就要抓住它，沒有條件，也要創(chuàng)造條件去做，并盡量做好，這就是止于至善”。廈大海洋百年歷史，幾代人海洋人不斷繼承和創(chuàng)新，使得每個時期海洋學科都跟得上時代步伐，成為一流學科。

1998年，洪華生的碩博研究生、在法國深造的戴民漢被她說服回國，接過老師手中的接力棒，開始研究海洋碳循環(huán)，如今，已經成為廈大地球科學與技術學部主任、近海海洋環(huán)境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并于201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戴民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廈大地球科學與技術學部現(xiàn)有三個一級學科，分別是海洋科學、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以及生態(tài)學，三者均以海洋為特色。2020年12月，廈門大學“臺灣海峽海洋生態(tài)系統(tǒng)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入選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擇優(yōu)建設名單，實現(xiàn)了廈大與福建省國家級野外站“零”的突破。

除了海洋學科，新世紀以來，廈門大學在生物醫(yī)藥領域也成果頗豐。廈大公共衛(wèi)生學院院長、國家傳染病診斷試劑與疫苗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夏寧邵團隊接連研發(fā)出第三代HIV診斷試劑盒、世界首支戊肝疫苗研制、首個國產二價宮頸癌疫苗。2020年8月，由夏寧邵團隊參與研制的鼻噴流感載體新冠疫苗已完成臨床試驗二期。

開放的廈大

對臺研究是廈大緊緊抓住自己的地理區(qū)位優(yōu)勢做文章的范例。

1979年1月1日，大陸《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標志兩岸關系發(fā)展進入新歷史時期。但截至1980年，整個大陸還沒有一家專門從事臺灣研究的學術機構。1980年 7月，經過國家批準，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正式成立，到2004年，改制為臺灣研究院，這是海內外最早公開成立的臺灣研究學術機構。

廈大臺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國家選擇廈大成立臺灣研究所，首先是因為廈門靠近臺灣的區(qū)位特點；其次是廈大長期保有的研究臺灣的傳統(tǒng)。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廈大畢業(yè)生林惠祥就兩次前往臺灣少數(shù)民族居住地考察。1945年后，廈大有不少畢業(yè)生到臺灣助力經濟建設。廈門本身處在閩南地區(qū)，臺灣人口中近70%都是閩南人，因此廈大研究臺灣也有文化上的優(yōu)勢。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兩岸一直處于隔絕狀態(tài)，但廈大一些學者已開始研究臺灣歷史問題。1962 年，為了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周年，廈大聯(lián)合有關方面舉辦了大陸學界第一次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產生了全國性影響。

在臺灣研究的資源方面，廈大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1990年代初，張文生曾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當時學校圖書館只訂了《中國時報》《聯(lián)合報》，能看到的都是一個月前的報紙，且只有副教授以上才有資格看。但在廈大臺灣研究所，當時就訂閱了10多份臺灣方面的報紙，不僅對老師開放，也對學生開放，能看到兩三天前的信息。

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廈大臺灣研究所的研究重點，開始從臺灣的歷史逐步轉向臺灣當代政治、經濟等。得益于他們對臺灣社會的長期深入關注與研究，2008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前，廈大臺灣研究院兩岸民意調查中心通過電話展開兩次臺灣民意入戶調查，再基于科學評估，預測選舉結果與實際結果僅有 0.16%的出入。2012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研究院再次“精準預測”，預計馬英九會贏蔡英文80萬票左右，實際開票結果為贏 79.8 萬票。

廈大的臺灣研究院與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被視為大陸對臺研究的“南北兩大重鎮(zhèn)”。張文生說，廈大臺灣研究院的定位是民間學術機構，更注重研究的學術性和客觀性，對研究人員也沒有太多束縛。在此基礎上，也為高層決策提供參考意見。經過多年發(fā)展，臺灣研究院形成了“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認識臺灣”的研究風格。

廈門作為經濟特區(qū)，也使廈大在吸引國際人才與國際交流領域有著獨特優(yōu)勢。1988年，美國人潘維廉第一次從兩個陌生電話中知道廈門——這個臺灣對面的城市。他的妻子在臺灣出生、成長，他也在臺灣生活過幾年，他覺得這是巧合，很有緣分。這一年，他賣掉美國的公司，途經香港來到廈門。之所以選擇廈大，潘維廉說，正源于廈大的開放、包容，這也是廈門人、閩南人的特質。當時，廈大是他了解到的中國唯一一所可以攜家人的學校。那時候，廈大正要開設MBA項目，潘維廉希望能教中國學生學習管理、國際貿易等知識。如今，32年過去，他已經是廈大管理學院教授、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榮譽公民。

2018年，潘維廉從過去三十年間寫給家人的上千封信中，精選出47封結集出版，書名是《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在信中，他向家人描述他眼中中國的變革。潘維廉說，今年，他預計將有5本書出版，包括《老潘寫給青少年的18封信》，有關中國“第五大發(fā)明”、重走中國行的見聞等。未來自己將繼續(xù)向世界介紹中國。

再造南方之強

寫著“TAN KAH KEE”(注：陳嘉庚的閩南語拼音)字樣的科考船停靠在廈門高崎附近碼頭，船上裝載的巨大天氣雷達十分顯眼，船長77.7米，寬16.2米，設計吃水5.2米，約3500噸，加兩次油幾乎可繞赤道一圈，能在所有無冰洋區(qū)自由穿行。這是中國第一艘采用國外方案設計、國內轉化詳細設計，廈大擁有完全知識產權的世界頂級科考船，也是全國綜合性高校中第一艘科考船——“嘉庚”號。

坐在首席科學家的房間里，“嘉庚”號的“大管家”——廈大科考船運行管理中心主任、廈大海洋與地球學院副院長王海黎講述著這艘船的前世今生。他于1988年考入廈大海洋化學專業(yè)，之后跟著洪華生碩博連讀，畢業(yè)后在美國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從事海洋遙感及生物光學研究，有著豐富的乘坐美國科考船出海的經歷。

王海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之所以要建造“嘉庚”號，是由于廈大出海研究因為科考船而受到嚴重制約。1990年代，廈大只有一艘木質船改造的“海洋一號”，能乘坐二三十人，但師生們無法采樣后在船上開展實驗，由于噸位小，這艘船連臺灣海峽都到不了。同期，中國海洋大學的“東方紅2”號科考船噸位達3500噸左右，能抵達深海大洋。但與歐美發(fā)達國家相比，當年中國科考船的水平與之仍有明顯的代際差距。2010年，王海黎回國后，廈大已有了“海洋2” 號，但同樣因為噸位小，只能到近海。另一個大背景在于，2010后，中國海洋科學迎來黃金發(fā)展期，國家層面有著走向深海大洋的戰(zhàn)略部署，作為中國海洋科學高等教育的發(fā)源地，廈大不能錯失機會。

“嘉庚號”從2012年開始設計，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耗資約4.15億元。建造“嘉庚”號的最大困難在于資金。她是“吃百家飯”長大的，資金來源于學校辦學經費和政府支持，及少量校友和企業(yè)捐贈。在王海黎看來，“嘉庚”號的誕生很像百年前陳嘉庚創(chuàng)辦廈大的過程，體現(xiàn)了“自強不息”的嘉庚精神。

自2017年5月投入使用以來，“嘉庚”號共完成30個左右航次，海上航行時間超過900天，幾乎達到國外最繁忙科考船水平。它的作用不止于此。2018年，依托“嘉庚”號，廈大開設了面向本科生的“海絲學堂”人才培養(yǎng)計劃，“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海上實習實訓項目。”王海黎說。首屆“海絲學堂”是海洋與地球學院、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學院學生到南海北部展開實習；2019年，第二屆“海絲學堂”航線為“廈門-三亞-馬來西亞-廈門”，這是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海絲學堂”連接起了廈門大學校本部與馬來西亞分校。

2013年1月，馬來西亞政府正式邀請廈大到馬來西亞創(chuàng)辦分校，2016年，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正式開學，這是第一所中國大學在海外設立的分校。而“嘉庚”號則被廈大師生昵稱為“海上廈大”，是廈門大學除三個校區(qū)和一個海外分校之外的“第五校區(qū)”。除了入海，還有上天，2020年12月22日，廈門大學發(fā)射了國內高校首顆近海與海岸帶遙感衛(wèi)星“海絲一號”，這意味著廈大海洋觀測能力從水下、海面向太空延伸，可以構架天海一體化的立體化海洋觀測系統(tǒng)。

2019年4月23日，可回收重復使用的“嘉庚一號”火箭在中國西北部沙漠里的一片無人區(qū)升空，這是由廈大航空航天學院常務副院長尤延鋮帶領的團隊研發(fā)而成。2008年，廈大復辦航空系，2015年，正式成立航空航天學院，這是繼50多年前院系調整后的再次出發(fā)。

尤延鋮說，“嘉庚一號”項目得以成立，離不開廈大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學院的科研到款經費，雖然看著數(shù)量多，但絕大多數(shù)都要完成指定任務。但“嘉庚一號”是學校出的錢，學校近年選出了一些可能對廈大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重點團隊，從“雙一流”建設經費中給予每年1000萬的穩(wěn)定支持。用途也比較靈活，報備即可。“給一個優(yōu)秀的團隊一筆錢，也不束縛它的用途，確實為創(chuàng)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在“雙一流”建設大背景下，長三角、珠三角的高校憑借當?shù)匦酆竦慕洕鷮嵙Γ娂姲l(fā)力，上升勢頭迅猛，廈大也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以海洋學科為例，2020年8月，中國最大的海洋綜合科考實習船 “中山大學”號在上海下水。近幾年，中山大學先后建立了7個涉海學院，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內外海洋高層次人才加盟海洋學科，其中包括7名院士。復旦大學也于2018年成立了大氣與海洋科學系，浙江大學則在舟山校區(qū)建立了海洋學院……

在戴民漢看來，在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的戰(zhàn)略指引下，全國各高校的海洋學科蓬勃發(fā)展，可謂百舸爭流，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態(tài)勢。總體而言，廈大的海洋學科雖體量中等，但高層次人才密度高。近年來，廈門大學提出，“海洋不僅僅是一門學科，更是一個重大創(chuàng)新領域”，力爭把更多學科“拉下海”，跨界融合海洋學科，實現(xiàn)突破創(chuàng)新，提升海洋科技內核實力。

廈門大學校長張榮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對此表示，面對競爭，在量和質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廈大要內涵發(fā)展，更加關注質，同時要特色發(fā)展、創(chuàng)新發(fā)展、融合發(fā)展。“每個學科的領域足夠廣、創(chuàng)新空間足夠大，最終不同學校將會在不同領域形成它的特色。只要把這些做好了，形成我們的特色，就有屬于我們的舞臺。”

(本文參考了《廈門大學校史1949—1991》、《陳嘉庚傳》、《廈大往事》《薩本棟傳》《啟航問海》《碧海生命樂章》《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史》，并感謝廈門大學孫世剛院士、史大林教授的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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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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