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初心使命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張海鵬，湖北省漢川縣人，1939年5月生。1964年7月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學系，同年8月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歷任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1994年1月起任所長，2004年7月離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規劃辦中國歷史學科評審小組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任、國臺辦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學術顧問、教育部統籌推進“雙一流”大學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顧問、新華通訊社特約觀察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等。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副主任、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科審議委員會召集人、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著作有《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張海鵬集》、《張海鵬自選集》、《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張海鵬論近代中國歷史》、《張海鵬文集（全7卷）》，主編《中葡關系史資料集》、《中國近代通史》（十卷本）、《臺灣史稿》（2卷本）、《中國歷史學40年》等論著和資料集多種，發表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方法、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門、臺灣和中日關系問題的文章約400篇。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張海鵬先生應邀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就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治史感悟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不忘初心方可贏得民心

中國社會科學網：張先生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崢嶸歲月。請您談談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歲月中，有哪些啟示值得我們思考？

張海鵬：這個問題提的很好，我們第一個問題就談建黨100周年。現在我們全黨全國實際上都在思考：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對中國歷史、中國近現代史帶來了什么變化？各個方面都值得來回顧。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100年，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五十幾人的小型政黨，一直發展到今天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一個大黨，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大地上執政已經超過70年，這個現象本身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少見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時間已經超過蘇聯共產黨，所以非常值得認真總結。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中國目前取得的巨大成就，證明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推行了正確的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那時的中國，那時的中國人恐怕根本不可能會想到今日中國的繁榮富強，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100年前中國還處在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1921年距離辛亥革命不過只有短短10年。辛亥革命打開了近代中國歷史進步的閘門。但辛亥革命以后，國家沒有正常運轉，先是袁世凱稱帝，后有張勛復辟，繼之軍閥割據。當時很多中國人，包括發動辛亥革命那一批人都在思考，中國怎么了？為什么會這樣？辛亥革命的目的有沒有達到？孫中山當時就說，現在的中華民國不是他想象中的中華民國，問題很多，還需要不斷地進行革命。

接下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到中國，給當時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上帶來很大的啟迪：一方面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面貌基本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馬克思主義思想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所以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就意識到應該走俄國的道路，應該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這基本上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代背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與會代表不過只有十二三人。我們從蘇聯共產黨的檔案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基本文件、當時中國共產黨通過的綱領，了解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張。中國共產黨在一大會議上提出中國要實現共產主義。中共二大提出進行民主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口號。在這個基本認識基礎上，黨的三大，特別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和影響下，形成了與國民黨合作，在中國進行“大革命”運動（1924—1927）。“大革命”一開始進展的很順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有了很大發展，黨員人數增加的很快，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里，有很多部長都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各省黨部負責人中也有很多都是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幫助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在這一階段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中國共產黨力量的不斷壯大，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仇視”，所以，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同年汪精衛在武漢“清黨”，“大革命”就這樣失敗了。

這個失敗給中國共產黨什么樣的教訓呢？給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教訓就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所總結的，我們過去沒有注重槍桿子，以后要抓起槍桿子，“槍桿子里出政權”。因此，之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都是以武裝起義來回答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這里邊需要強調的是，秋收起義后毛澤東領導的起義部隊在三灣進行改編，確立了把黨支部建立在連上、官兵平等，確保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指揮，中國共產黨創立了自己的獨立武裝。秋收起義的隊伍最后上了井岡山，逐步建立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不僅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而且在國內其他地方也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在中國發展起很大的一支力量。在根據地創建過程中，以及在反圍剿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開辟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步驟。不能小看這個步驟，因為在俄共或者蘇共的歷史上，或者說在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所領導的巴黎公社的經驗上，即歐洲的經驗，都是首先掌握大城市，以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來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基本經驗，但是這個基本經驗在中國行不通。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按照這個基本經驗在中國國內發出了指示，采取了一些行動，但都失敗了。最后毛澤東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在擴大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摸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這是個創造，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也是一個創造。正是因為這樣一條道路的形成，才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發展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首先推動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然最初的功勞應該說也跟共產國際有關。共產國際根據當時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出發，提出了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主張為推動創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們從現在的檔案資料來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特別是1935年至1937年以后，關于中共創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獻有很多，從1931年以后，每年都有大量的相關文獻。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不僅主張與國民黨的上層多聯系，也和國民黨中下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動員農民、工人、學生，也動員民族資產階級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考慮到我們國內的各個民族，像回族、蒙古族等，黨中央當時都專門發了文件，文件內容涵蓋怎么樣來處理國內的各種民族關系，建立起中華民族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中共甚至還專門考慮了會黨組織，包括哥老會等，如何把他們團結起來，共同走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走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些都體現了由于日本侵略，民族矛盾已經超過階級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正面戰場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有200多萬軍隊，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侵略，就需要靠正面戰場。日軍在1937年以后占據了中國大片土地，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在敵后創建了抗日根據地，采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形式打擊日本侵略者，這樣就形成了敵后戰場。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略上進行相互配合，形成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大的戰略局面。

我們研究抗日戰爭歷史，可以看出正面戰場抵抗的日本侵華軍隊，大約占整個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五十不到。那么敵后抗日根據地所抵抗、牽制的在華日軍，實際上就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從這個角度來說，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去掉了任何一方都不行，都不能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只有正面戰場行不行？不行。因為只有正面戰場，那么所有的侵華日軍主力都放到正面戰場上，國民政府的軍隊完全沒有能力去抵抗這么多日軍。只有敵后戰場也不行，只有敵后戰場沒有正面戰場的抵抗，敵后戰場生存下來也很困難。所以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才有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這個勝利的大好局面形成完全是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個政策方針的正確，能夠確保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勝利，這當然還包括國際因素。我覺得整個抗日戰爭當中，因為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敵后根據地的廣泛實行，還有抗日統一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廣泛推進，爭取了中國的人心。不僅爭取了工人、農民、學生，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資本家、學者、教授，爭取了當時所能夠爭取的一切民主黨派，使他們愿意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之后的解放戰爭不到3年，有著現代化飛機大炮裝備的八百多萬國民黨軍隊被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打敗。

從根本上講，這就是一個爭取人心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爭取人心方面做得很好，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一方面高舉共產主義旗幟、馬克思主義旗幟，同時又把中國的國情、中國社會的社情、中國人民的民心結合起來。比如說把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變成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這樣既爭取了農民，也爭取了地主、富農，使他們都能夠一起站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張，不僅吸引了很多國民黨高層人士，也吸引了國民黨中下層，同時更吸引了很多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抗戰勝利后，特別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后來《雙十協定》的簽訂，以及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些活動都使得中國共產黨極大地贏得了國內的民心。后來蔣介石和國民黨蓄意發動內戰，破壞《雙十協定》，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中國共產黨舉的旗幟是和平建國，因為抗日戰爭已經使中國老百姓筋疲力盡，和平是順應當時國內民意的。但蔣介石和國民黨不顧廣大人民的反對，一意發動內戰。那結果可想而知，1949年蔣介石就敗退到臺灣了。從這個角度說，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僅失敗在戰場上，更重要的是失敗在人心上。

我說這些，是想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一直在爭取中國的民心，這是共產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實際上，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執掌國家政務，也是在做爭取民心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我們黨在各種會議上宣傳黨的主張，都是在做著一個爭取民心的工作。比如，我們使每個中國人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紅利；所進行的脫貧攻堅行動，也是要使中國每一個貧困縣脫貧，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中國的貧困縣已經全部摘帽，這都是很生動的例子，這些工作都是在爭取民心。

所以我個人認為，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爭取民心。中共黨史研究在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目前中共黨史研究只是把百年來黨的歷史簡單梳理，但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用不同的政策方針、不同的口號去爭取國內各個方面、各個層次老百姓的民心，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需要繼續努力推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我覺得，歷史學界應該在爭取民心方面展開更深入的研究。

學者應該重視學術交往

中國社會科學網：您家中藏書很豐富，同時也在胡繩先生、范文瀾先生、劉大年先生身邊學習工作過。請您談談哪些書對您影響很大，同時您自身的求學工作經歷，對您的學術成長、治學有何影響？

張海鵬：我藏書沒有什么系統性。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就開始買書看，最近20年主要是學界的朋友送書給我，所以它本身不成系統。范文瀾、胡繩、劉大年他們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但如果從思想理論上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對我影響最大。我年輕的時候讀《共產黨宣言》，初步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初期的基本思想觀點，《共產黨宣言》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個基本理論基礎和根據，我自己受這方面影響很大。

我個人有幸1964年進入近代史研究所，那個時候還是中國科學院管理領導，1977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繩、范文瀾、劉大年都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三個泰斗級的學者，他們都很早就投身革命，都是老共產黨員，三位先生終身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當然胡繩先生的研究領域更寬廣，不僅研究中國近代史，而且也涉獵中共黨史研究。我進近代史所時，那個時候所長正是范文瀾先生，1978年以后，近代史所所長是劉大年先生，我恰好是在他們的領導下逐步成長的。我跟范文瀾先生之間有過一些交往，但不是很多。胡繩先生擔任院長時，我跟他也有交往，他也來過近代史所，我們之間有過交談。劉大年先生，我們的交往是非常多的。從耳提面命這個角度來說，我與劉大年先生的接觸最多；如果說從學術思想的傳承來說，范文瀾、胡繩、劉大年，他們都給我很多啟迪，對我影響很大。實際上，在進入近代史所以前，我就開始在讀他們的書，進了近代史所以后，我也還是反復的讀他們的著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深入了解他們的學術思想。

他們堅持唯物史觀、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對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宏觀思考給我很多啟發，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來做一些耕耘，寫一些文章的。所以說這是學術交往，當然也可以。但原則上來講，我應該是在三位先生的領導下，在他們思想的啟迪下，進行寫作工作的。胡繩先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時候，同時還兼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他主持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當時是作為經典黨史讀物來閱讀學習的。我記得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所局級領導學習班，班上指定的閱讀書籍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劉大年同志與我聯系的更多，我寫過很多文章來紀念他，感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翻閱。

學者在學術界總是要交很多朋友的，其他學者的各個方面都需要去了解，比如他們的學術觀點、學術進展、學術脈絡，這是一個學者能夠取得進步的最基本條件。我也希望年輕一代的學者也能夠這樣，經常和學術界開展交往。

現在的交往跟我那個時代有些不同。20多年前，網絡、手機還沒有，那時的學術交往就是大家見面聊天，要不就是相互寫信，討論問題。有了互聯網以后，交往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現在年輕的學者可能比較熱衷于發電子郵件，或是網上看文章，這樣，就缺少當面交流的機會。我覺得，當面交流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機會，年輕一代學者要多注意這方面的機會。

　學術“總檢閱”：勤勤勉勉做學問

中國社會科學網：您在中國近代史領域耕耘數十年，學術成果豐富。請您談談在如此多的成果中，您比較得意的學術成果有哪些？

張海鵬：我的文章大概有四五百篇吧，2020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七卷本《張海鵬文集（全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7月版），里邊大概收錄了200多篇文章，有的文章長，有的文章短。有些文章到現在還記的很清楚，應該還有回顧的價值。

黨的十一大召開以后，我在《北京日報》發表過一篇相關的文章。文章主要觀點是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要在生產力發展上超過資本主義，如果不在生產力發展上超過資本主義，那么社會主義優越性就體現不出來，社會主義就不能戰勝資本主義。這篇文章體現出來的大背景是中國即將實行改革開放，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和思考中還是有一些價值的。

還有一篇文章《論黃興對武昌首義的態度》。這是為1992年5月臺灣政治大學邀請我們參加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撰寫的，后來發在《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我們當時是作為海峽兩岸第一批大陸學者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的。

孫中山、黃興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都沒有想到武昌是發動首義的地方。因為他們將開始起義的地方都放在廣東、廣西沿海邊境，認為這些地方離北京遠，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又比較容易從海上取得海外武器的援助，容易成功。黃興想過在長沙發動起義，但長沙起義還沒有爆發，消息就被泄露出去了，清政府就要抓他，黃興就只身逃到日本，所以長沙起義完全失敗了。以后就按照孫中山的想法，在兩廣發動起義，孫中山領導的十次武裝起義都是在兩廣沿海邊境進行的，但都失敗了。同盟會中很多人就反思，對在兩廣沿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必要性認真吸取教訓。所以同盟會中有人提出來應該在長江中下游發動起義，而且同盟會在上海設立了一個同盟會中部總會，試圖把上海作為起義根據地來指導長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裝起義。但即便這樣，孫中山、黃興都沒有想過在武昌發動起義。

所以當1911年武昌首義前兩個月，準備發動起義的都是新軍里頭的士兵，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很低，怎么能登高一呼得到社會各界的響應呢？于是他們希望中國同盟會的首領黃興、宋教仁等人來到武昌領導他們起義。武昌的革命黨就派人去香港請黃興，到上海去請宋教仁。到香港去請黃興的人，本來跟黃興很熟悉，都是在東京同盟會時期就相互認識了。但是到香港以后，黃興不見他。因為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同盟會集中了大部分精英參加，結果犧牲了八九十人。黃興很難過，覺得對不起這些革命戰友，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代？所以他在香港閉門不出，他在總結經驗教訓，甚至他的思想都有些動搖，他在反思：我這個革命的方式對不對？應不應該這樣走下去？抑或是不是要換一個方式，再也不搞武裝起義了，就搞暗殺，像廣州將軍劉鳳山就是被暗殺的，黃興想改變武裝起義的方式。

所以武昌派到香港的人在黃興住的地方敲了三天門，他才開門。黃興是湖南長沙人，但他上學是在武昌，兩湖學校很多都是張之洞興辦的。黃興在武昌也有很多熟人，他的同學朋友很多，但這個時候他不相信武昌能夠發動起義，他認為武昌沒有這個條件。但是來人跟他反復介紹分析情況，說你回去，你能夠領導武昌起義，你不回去武昌起義還是要爆發。經過幾天的勸說，黃興最終同意返回武昌。但他覺得，武昌就要起義了，我什么事也沒有做，我沒有多少貢獻，我要帶見面禮。因此他就學孫中山，向海外華僑寫信，希望他們盡快捐款支援革命，要帶著經費去武昌。但實際上，當時東南亞華人華僑以及美國的華僑都很窮，沒有很多錢。黃興等了十天，也沒有籌到經費。他只好離開香港，經過上海，到達武昌。但這時候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了，武昌起義的時間是1911年10月10日，黃興到武昌的時間是10月28日。

10月28日是個什么含義呢？武昌起義以后當天晚上，第二天找不到領導人，所以起義士兵把黎元洪找出來了，黎元洪是新軍的一個旅的協統，被抓到湖北咨議局的樓上，起義士兵拿槍逼他做起義的領導人。黎元洪一開始不干，但等了一個禮拜，他發現國內外形勢好像對革命軍有利，他就同意當這個湖北軍政府的都督，這個時候，黃興才過來，但已經把掌握湖北軍政府都督的機會喪失了。黃興到武昌后，黎元洪任命他為去漢口討伐清軍的前敵總指揮，變成了黎元洪手下的一名軍人。這篇文章主要是總結孫中山、黃興以及同盟會他們的武裝起義的戰略、策略。

這篇文章宣讀以后，當時是贏得了臺灣學者的好評、支持。像臺灣學者蔣永敬等多人都有好的評價。呂實強就認為我的這篇文章跟他們寫的一樣，注重挖掘材料，用史實說話，沒有使用階級斗爭等意識形態一類的說法。沒有使用階級斗爭的字眼，我是有意不提的，我在寫文章開始就思考，我們第一次走上臺灣學術講堂，應該要爭取臺灣的人心，包括知識界的學者，要使臺灣學術界的朋友能夠贊成我的觀點。如果他不贊成，那我去那不就失敗了嗎？其實呂實強先生介紹我的時候，我當時也回應道，意識形態其實人人都有，看你怎么理解，怎么體會。這篇文章至今為止我也覺得還是寫的不錯的。

《湘軍在安慶戰役中取勝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這篇文章應該還是有價值的。這篇文章是在我編纂中國近代歷史地圖集，主要是編制當時湘軍、太平軍爭奪安慶的軍事地圖時形成的，在此期間，我閱讀了曾國藩、胡林翼相關的大量史料，除了完成歷史地圖的編制外，就寫下了這篇文章。文章主要是討論曾國藩領導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圍繞爭奪安慶展開的。安慶當時應該是太平天國上游最重要的一個軍事基地，通過分析湘軍如何奪取安慶，在這個過程中曾國藩采取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而太平軍在戰略策略上出現重大失誤，使得湘軍很快拿下了安慶。安慶被拿下，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湘軍的進攻路線上，這也是太平天國失敗在軍事上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覺得這篇論文在20世紀80年代以及以前的時間里，我是最早從湘軍的角度來分析與太平天國的斗爭。以前學者主要是從太平軍角度出發，把湘軍只是作為一個次要條件，稍微提一下作為陪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研究之前是很熱門的，學者們的精力重點都是放在太平天國本身的歷史上，而對于太平天國的對手重視不夠。這其實就不能夠說清楚為什么最后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而湘軍卻勝利了。我這篇文章主要是從分析湘軍怎么取得勝利，分析曾國藩、胡林翼他們的戰略和戰術，我是有意這樣思考的，我想在學術上改變這樣一個局面，所以這篇文章我覺得還是有價值的。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主要的功夫都花在從總體宏觀上來思考中國近代史，我個人感覺到相對還比較滿意的一篇文章就是《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

這個“沉淪和上升”的問題不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這個是李時岳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來的。李時岳教授提出“沉淪和上升”，劃分的時間段是以1840年到1919年作為中國的近代史。李時岳認為1840年以后，中國近代歷史就沉淪到深淵，這是個基本觀點。但同時他又說，中國既然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謂“兩半”，那么半殖民地是對一個獨立國家而言，半封建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呢？這是李時岳的原話。既然有半封建，那么它另外的一半應該就是半資本主義。既然有半資本主義，那中國的社會也是上升的。因此，李時岳教授的結論是中國近代不僅在沉淪，而且也在上升，沉淪和上升是交織的。

李時岳的觀點，當時學術界很多人都是贊成的。我對這個觀點有不同的想法，不認同該觀點。但是一時想不出如何和李時岳商榷。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的想法慢慢成熟了，但當時李時岳教授已經去世了。我提出了與李時岳不同的觀點，我這個不同觀點的前提，就是觀察近代中國已經不只是從1840年到1919年，而是擴展到1949年，比李時岳認為的時間段往后延長了30年。

所以從這么長時間（1840—1949）來觀察近代中國，那我們對近代中國的“沉淪”和“上升”就會有不同的解釋，就有不同的認識。李時岳教授認為“沉淪”和“上升”幾乎是同時存在。既然有半封建就有半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就是“上升”，我不同意他這個看法。我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后，中國的社會主要標志是走向“沉淪”。那中國社會是不是也有“上升”的因素呢？有，比如說像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的開展多少帶有一點“上升”的味道，但它不足以改變近代中國“沉淪”的這個局面。那么這個“沉淪”到什么時候為止呢？我提出了一個看法，就是“沉淪”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這是“沉淪”到谷底了。我在這里提出來一個“谷底”的概念。那么“谷底”到什么時候結束？我認為是從1901年的《辛丑條約》簽訂到1920年，在這期間都算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沉淪”“谷底”就是“沉淪”最厲害的時候，《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完全確立，外國軍隊駐扎在中國土地上，北京東交民巷有外國駐軍。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這些都是不允許存在的。

這段時間雖然發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帶有“上升”的性質，但接著北洋軍閥混戰，因此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的時期。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標志著開始有了“上升”因素。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馬上就是1924年國共合作，在國內掀起了大革命運動。從這以后，近代中國的社會明顯地體現著“上升”。當然，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它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沉淪”，這種“沉淪”幾乎比英國、法國過去侵略造成的災難還厲害。但中國畢竟沒有“沉淪”下去，沒有垮下去，而且這個時候，中國人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大大地覺醒，中華民族的日益覺醒是中國“上升”的一個基本因素。所以，我認為1921年以后的中國，包括民國時期，近代中國社會總體是在走一個“上升”的道路。盡管有“沉淪”，但是這個時候的“沉淪”不足以壓制近代中國“上升”的趨勢。

這樣一個理論解釋，學術界應該說是接受的。我也希望得到學術界的進一步指教，希望朋友們來爭論、辯論，有人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學術意見，但都是一些具體的方面，比如對“谷底”如何解釋，“谷底”如何體現，如何評價辛亥革命等有不同意見，但是對“沉淪”“谷底”“上升”，這個大的理論框架幾乎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樣一個論述對于重新認識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是有價值的，這可以說是從宏觀上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學界對近代中國歷史認識的思考方向。

以上所說的都是純粹在學術方面的價值。那么還有幾篇文章，也是學術論文，但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甚至于超出了國界。我這里舉三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上發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對袁偉時教授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的觀點進行學術批評，辨析史實，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另外一篇是2013年5月8日，與李國強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對日方所謂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主張進行駁斥，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現在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了，在國際上引起較大的反響。第三篇是2009年9月1日，我應邀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文章，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也引起很多關注，轉載甚多，一些單位列為學習文件，外交部黨校還請我為駐外使節的那一班學員講了一次。

這三篇文章的影響都超過學術范圍，有的還引起國內、國際輿論高度關注，我想這在學者的身上并不多見，因此在學術寫作生涯中也是具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