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注定是多重危機疊加和動蕩頻仍的一年。除了久治不愈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熱點沖突外，增長乏力的全球經濟、暗潮涌動的“逆全球化”、揮之不去的恐怖主義陰影以及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浪潮，給這個本已雜亂紛呈的世界帶來諸多不確定性。放眼世界，一些國家民主失信、制度失靈、治理失措漸成常態，領導力、凝聚力、多元包容、協商共治等卻成“稀缺資源”。

當一些國家的政治力量仍在為彌合社會分裂、凝聚各方共識、阻遏極端民粹主義、理順權力關系而心力交瘁時，中國則有條不紊地拉開了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序幕，進入了“兩會”時間。50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帶著14億中國人民的期待、向往、智慧和力量從四面八方齊聚北京，共商國是，擘畫藍圖。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國，聚焦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

曾幾何時，西方標榜“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理念和精神氣度，在現代化道路上“披荊斬棘、高歌猛進”，而今卻頻頻遭遇嚴重的階層對立和社會撕裂，表現出嚴重的“關門主義”保守心態，甚至陷入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而曾歷經戰亂之苦、積貧積弱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探索建立并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大一統的整體思維、和合共生的文化特質揮灑得淋漓盡致，為中國快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贊譽。中國不僅越來越具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還通過黨際交往渠道與世界分享治國理政經驗，通過多邊外交平臺與世界分享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方案，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

縱觀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圍繞民主制度的理論構建和實踐探索源遠流長，既有發軔于古希臘的城邦直接民主，也有近現代西方代議制框架下的選舉民主；既有突出“社區自治”的人民主權，也有結合部落習俗的“大樹下的民主”。無論哪種民主制度形式，其產生、運行和完善都離不開各自所處的文化土壤和歷史背景。“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國的“兩會”制度根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廣闊沃土，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進行的偉大實踐，成功實現了民主程序和民主實質的有機統一，有效解決了政治運作和公共決策的公平性、有效性和穩定性，是一種最能把14億中國人民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共同奮斗的“協商之美”和“集體之善”。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深刻總結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生活慘痛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社會一百多年激越變革、激蕩發展的歷史結果，是中國人民翻身做主、掌握自己命運的必然選擇。

一貫堅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觀的中國人無意在中西二元對立的狹隘視野中去做所謂“文化優劣之辯”和“制度高下之爭”，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底氣和自信維護好我們在優秀傳統文化中提煉出來的這種“協商之美”和“集體之善”的治國方略，完善好我們艱苦探索出來且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并積極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這既是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更是中國對世界的責任。

（本文來自《當代世界》2017年3月刊）

[責任編輯：楊凡、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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