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3月30日電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賀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陸詩怡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發表《中日經濟外交的區域權執相爭：分徑與合流》（全文約1.6萬字）。

賀平、陸詩怡認為，近年來中日經濟外交日益突破傳統的雙邊議題和地域束縛，呈現出鮮明的區域指向和第三方平臺的特征，集中體現在發展援助實踐的“質”“量”之爭、貿易一體化路徑的“深”“淺”之爭、主場外交理念的“新”“舊”之爭等三個側面。

在區域經濟外交中，所謂“權執”，既是指區域治理中優勢地位、主導格局等結果性表征，也突出表現為動態博弈、反復競渡的過程性特點。中日雙方在發展援助實踐、貿易一體化路徑、主場外交理念等三個代表性領域中各具形態的區域均存在權執之爭，需要在“分徑”中尋求“合流”的思考。

（一）發展援助實踐的“質”“量”之爭

中國是國際發展援助領域的“新興大國”，日本則是此間的“先行里手”，雙方在利益爭奪、話語建構、形象塑造上日益呈現針鋒相對之勢。

在實踐內容上，兩者都以基礎設施建設及其投融資、國際產能合作為核心，客觀上存在投資輸出額和經濟存在感背后的市場份額爭奪。其次，在地緣范圍上，兩者高度重疊，從東亞一路延伸至非洲和歐洲，涵蓋世界發展援助的大部分重點區域。

在機制建設上，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發展銀行”（金磚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絲路基金”和“中非合作論壇”等又與日本占據主導地位的“亞洲開發銀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和“非洲發展會議”等有著密切的功能交叉和業務競合。

遺憾的是，中日的發展援助實踐被不恰當地分別貼上了“量”與“質”的標簽，在兩者之間人為地豎起了一道藩籬。似乎一方只注重“量”的擴張，另一方則更強調“質”的提高。事實上，如果跳出這種畫地為牢的自我設限，中日能在全球發展援助的舞臺上更好地施展身手，兩者之間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二）貿易一體化路徑的“深”“淺”之爭

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瀕于夭殤、“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談判呼之欲出之際，原先被夸大為“中美對峙”的TPP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之爭，仿佛在一夜之間又變成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一體化路徑之爭。

與發展援助議題類似，在區域貿易一體化中，中日表面上的“分道揚鑣”并未觸及問題的實質。在上述“深”和“淺”的紛爭背后，以下事實不容忽視。

第一，就雙邊層次而言，中日是各自FTA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塊重要拼圖。安倍政府的增長戰略提出，到2018年日本與FTA伙伴國之間的貿易要達到其貿易總額的70%，而目前這一指標僅為22.7%，即便算上TPP（16.8%）以及日歐EPA，仍與目標相距甚遠，且大大落后于主要競爭對手韓國（67.3%）。要想實現這一雄心壯志，與中國和韓國簽署某種形式的FTA必不可少，而鑒于中日韓FTA談判面臨的現實困境，包括三國在內的RCEP事實上成為更具可行性的路徑選擇。

第二，就區域層次而言，RCEP本就是中日各自主張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與“東亞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EPEA）從議題并峙到攜手倡議的產物。

第三，就跨區域和多邊層次而言，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太各國政府都一再表態，RCEP、TPP抑或其他區域倡議和載體均殊途同歸，共有目標是更寬泛意義的經貿一體化。

（三）主場外交理念的“新”“舊”之爭

2016年，中國和日本分別主辦了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和G7伊勢志摩峰會，此前的2014年底北京還主辦了APEC領導人會議。2017年，中國廈門和北京將分別迎來金磚國家（BRICS）領導人會議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而日本橫濱則將主辦亞洲開發銀行第50屆年會。當今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機制頻繁假座東亞兩國，也為中日開拓主場外交、展現大國風采、宣介治理理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新發展觀”既是金磚合作的重要產物，也是更寬泛意義上中國參與乃至引領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與歐美諸強相比，中日兩國在相當長時期內并不熱衷顯然也不善于全球層次的概念建構、議程塑造、規則擬定、機制設置。也正因如此，當前兩國主場外交背后所表現出來的勇于擔當的引領作用或許更值得贊賞。

近年來，全球治理中“主觀空間”的競爭日益強烈。如何利用好主場外交的平臺、建立起治理理念上的“意愿聯盟”，歸根到底在于該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認同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相容程度。

中日在治理理念中面臨的是共同的新課題：以前主要意在參與甚至修正，如今則更為強調主導和引領。在這一方面，日本已經有過一些較為成功的局部嘗試，如“人的安全保障”“全球健康覆蓋”（UHC）等，中國也正試圖“有所作為”。

（四）中日經濟外交：在分徑中尋求合流

上述三個領域的中日經濟外交看似彼此獨立，也未能涵蓋或窮盡其他領域，但其內在的邏輯和機理卻基本一致。中日兩國如何在錯綜復雜的表面分徑中實現合流，關鍵是辯證地看待和處理好以下三對關系：（1）參與者與主導者的角色轉換與心理調適；（2）功能性機制與規范性力量的競爭相互交織；（3）隱性收益與具象成本的動態轉化。

在理想的狀態下，經濟外交既有助于本國謀求物質收益、推動自身經濟的穩健發展，也是促進區域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手段。在此進程中，中日的比較優勢各有千秋，一方是經濟體量及其高位的慣性發展、龐大的市場潛能與持續的人口紅利等，另一方則是長期積累的“經濟軟實力”、根植于民族內核的“匠人精神”和“商人精神”。在共同創造新亞洲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事實上都在經歷“摸索”和“試錯”。在彼此交往中，是相互借力還是正面碰撞，是用“柔道”的方式還是用“劍道”的方式，對中日兩國而言，是需要共同思索的問題。

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方往往自身也是這一產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受益者。作為亞太區域公共產品的主要供應方，中日兩國在經濟外交中亟須超越傳統的權執競爭邏輯，尋找更大的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公約數，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其他區域行為體攜手推動亞太區域合作。這固然道阻且長，但亦別無他途。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賀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 陸詩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