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4月5日電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日前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發表《日本新安保法與中日安全關系——特朗普新政府對安保法實施的影響》（全文約1.4萬字）。

梁云祥指出，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為了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以及朝核問題、國際恐怖主義等危機。這意味著戰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變化。它基本上顛覆了戰后日本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解禁了過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謂“集體自衛權”。尤其在美國特朗普上臺之后對其盟國的政策調整，會更加促使日本積極主動地參與海外軍事活動和增強自主防衛能力。這無疑會對國際形勢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國際形勢帶來消極影響。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機會實際實施以及構成對中國的實際威脅，還要取決于美國以及東亞安全形勢和中日兩國關系的發展變化。

2015年9月，日本政府醞釀已久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獲得最后通過，2016年3月正式生效，成為日本的法律。日本自衛隊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和更主動地參與日本領土之外的軍事活動。這一變化不僅會導致日本在國際安全事務中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政策及行動，而且無疑會對中日安全關系帶來重大影響，會進一步加深中日兩國的不信任感。面對美國特朗普新政府的上臺及其要求盟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基本政策，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可能會走得更遠，中日安全關系將更加緊張。

隨著日本新安保法的生效，日本國內對其的制約已經越來越弱。而能夠制約日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國。如前所述，日本新安保法出臺的原因之一就是為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在其實施過程中同樣會受到美國的制約，即日本不經美國同意單獨在海外實施安保法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而言，日本按照這些法律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需要得到美國或其他盟國的支持或者認可。

從戰后長期的日美關系來看，美國出于自身利益及其全球和亞太戰略考慮，從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恢復獨立起就一直在軍事安全領域采取扶植日本的基本政策，即希望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和承擔更多的責任，當然在發展戰略進攻性武器方面除外。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正是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日本才成立了作為準軍事力量的警察預備隊，并在后來轉變為今天已經具備陸海空力量的自衛隊；在80年代同樣在美國的要求和認可之下，日本通過了逐步增加軍事力量特別是海空力量的新防衛計劃，決心獲得自主保衛距其海岸線1000海里以內海上運輸線的能力，為此其防衛費用突破了過去自己所限定的不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額。冷戰結束之后，雖然整個世界和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都得到緩和，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面對中國崛起以及仍然存在各種地區性安全問題的情形下，與日本之間又尋找到了兩國同盟存在的理由。美日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對其同盟關系進行了重新確認，美國繼續支持日本在國際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為此雙方又進一步制定了所謂的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來細化雙方的軍事合作和明確日本自衛隊可能承擔的任務。進入21世紀之后，面對朝鮮半島核問題和中國迅速崛起等形勢，美日雙方的安全合作更趨緊密，通過建立雙方外長和防長定期的所謂“2+2”機制來強化其合作。

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以及11月8日當選美國總統后的兩個多月時間里，對美國政府未來的內外政策提出了一些同其前任奧巴馬政府不同的內容。其中，針對其盟國，特朗普提出美國將減少對盟國的軍事保衛職能，并要求美國的盟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這自然包括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日本。對于特朗普新政府提出的這一政策，安倍政府既擔心美國大幅度退出東亞從而給日本的安全帶來不確定性，同時也認為這有可能成為日本進一步強化軍備的一個機會，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既拉住美國繼續為日本的安全背書，同時又能夠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內進一步提高日本的主動性和發言權，即在推動實施新安保法的過程中能夠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支持。因此，在特朗普還未正式就任總統之前，安倍就借出席聯合國大會之機順道在紐約拜訪了特朗普，緊接著又親赴夏威夷出席珍珠港事件75周年紀念儀式，千方百計地拉近同美國的關系。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很快在兩周后的2月初就派遣剛剛被任命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展開東亞之旅，先后訪問了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國韓國和日本。對于這次訪問，雖然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在馬蒂斯訪問前舉行的記者會上說主要目的在于傾聽韓日兩國政府的擔憂事項，不過同時也告訴外界：美國新政府對美國的亞洲政策無意做出大的變動。在訪問日本期間，馬蒂斯也同樣強調了兩國的同盟關系，再次公開重申《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于釣魚島，并聲明在朝鮮、在日美軍基地遷移、南海等問題上雙方達成了一致。

馬蒂斯前腳離開日本，安倍就匆匆趕赴美國面見特朗普。據報道，特朗普也給予了安倍以高規格的接待，經過會談還發表了聯合聲明，其中強調指出：“美日同盟是亞太地區自由繁榮的基石‘不可動搖"，美國通過一系列核軍備及常規軍事能力保衛日本‘堅定不移"；美國將強化區域部署，而日本也將在美日同盟中扮演更重大角色、承擔更多責任。”

梁云祥表示，可以看出，雖然特朗普新政府并沒有繼續強調奧巴馬政府時提出的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但美國并不想從亞洲后退，當然更不可能放棄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國，而是仍然將強化同盟關系作為其在東亞繼續存在的根本，而且安全議題在特朗普政府看來可能會是東亞地區最為重要和美國最為關切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應該說美國同日本有著相同或相近的利益，美國承諾保護日本就可以讓日本放心并且更加堅定地協助美國繼續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同時美國希望日本發揮更大作用和承擔更多責任也意味著美國允許并希望日本增加軍力。這恰恰符合安倍試圖繼續增強日本自主防衛能力的愿望，安倍也肯定會利用這一機會既滿足美國繼續維護美日同盟的需要和依靠美國保護日本安全，同時又更大限度地保護自身安日本新安保法與中日安全關系全以及牽制和對抗中國。

也就是說，特朗普新政府的上臺，并沒有改變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和雙方的基本利益，美國反而支持日本在同盟中發揮更大作用和承擔更多責任，在客觀上有助于日本新安保法的實施，美國會更愿意讓日本在美國允許和控制的范圍內發揮軍事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新安保法就是為了適應日本自衛隊能夠更自由頻繁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而設計的。

其實，在特朗普上臺前后，日本已經在積極落實新安保法實施所需的一些準備。比如，據報道，安倍在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就提高防衛費的必要性進行了說明，表示“機械地與GDP掛鉤的想法并不合理”，并強調了應對中國國防費用增加等外部安全保障環境變化的必要性，即日本有可能再次突破其國內生產總值1%的限額而增加防衛預算。而且，安倍的這一想法也已經得到了日本國內一些智庫的響應和贊成。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擔任會長的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在2017年1月發表的報告就認為，日本的防衛費用不足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特朗普總統是否理解和接受將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目前應該把日本的防衛費與其GDP之比的目標定在1.2%。因此，可以預料，特朗普新政府的出現只會強化日本的安保政策，有助于安倍政府推行實施其新安保法。

梁云祥指出，除非中美關系也處于沖突狀態，否則在中國問題上，美國對日本也有著制約的作用。比如就在安倍對美國進行訪問并受到特朗普熱情接待的同時，特朗普給中國領導人發來了信函并直接通了電話，不但表明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且也將此信息直接告訴安倍并告誡說中美之間穩定的關系也有利于日本，被外界解讀為安倍試圖“挾美抑華”的圖謀遭到削弱，所以日本不太可能在安全問題上不依靠美國而單獨應對中國。也就是說，盡管日本新安保法的實施對中日安全關系基本上是一個負面的影響，但是在考慮和探討中日安全關系時有必要將這一關系納入中美日三邊關系中來進行，這樣更有助于正確理解和判斷中日安全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人民網國際頻道特稿，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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