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 鏑】

憑借壓倒一切的軍事武力任意行使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只根據一個人的種族或言論，便可以沒有預兆、不需證據、不經起訴地實施綁架、監禁和酷刑。這樣黑暗恐怖、壓抑絕望的情景經常出現在“前現代”暴政的歷史記憶和當代美西方對其他國家的指控中。然而，只需憑借西方媒體以及來自美國體制內的事后披露就可以看到，恰恰是美國的國家機器具有這方面的深厚“功力”，并在其大力推行的“反恐戰爭”中運用得淋漓盡致。

不受外部監督的“敵方戰斗人員”

利用“9·11”恐怖襲擊所造成的安全焦慮，美國政府以“反恐”為名發動范圍無界限、時間無止境的戰爭，播亂四海，延禍至今。20年來，恐怖主義威脅并未消失，美國的“反恐”軍事行動卻造成了無數侵犯人權的惡行，其中，堪稱“人間地獄”的美國海外秘密監獄更是因其以“反恐”為名，肆意踐踏人權乃至人性而臭名昭著。

2001年11月，美國總統布什依據國會對其的戰爭授權發布“軍事命令”，宣告在“反恐戰爭”期間對美國政府認定具有“恐怖主義嫌疑”的“非美國公民”實行幾乎不受任何國內和國際法律與司法程序約束的“監禁、訊問和審判”措施。為最大限度地規避一切外部監督，美國軍隊和情報機關在美國本土之外被其征服的外國領土、租借地和盟友境內設立秘密與封閉的監獄設施，以執行該命令。與之相配合，美國政府炮制了“敵方戰斗人員”這一概念，以指代該命令所涵蓋的對象。美國政府以軍事法中早已存在的“非法戰斗人員”概念為依據，為剝奪“敵方戰斗人員”的基本權利進行辯護。然而，2006年出臺的美國“軍事委員會法”對“敵方戰斗人員”的定義遠不止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對手，美國“憲法權利中心”前法律部主任比爾·古爾曼認為，其涵蓋了“任何參與或支持與美國敵對的行動”的人。在理論上，任何人，無論是在通勤班車上、休假旅途中還是在自家臥室內，都有可能因為美國政府在戰爭授權下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懷疑”而被認定為“敵方戰斗人員”，從而被綁架到地球上某個角落的秘密監獄，從此在世人的視線中徹底消失。

這些美國海外秘密監獄堪稱現代文明的黑洞，美西方熱衷標榜的“人權”“法治”“程序正義”等在其中都不復存在。前美國副助理檢察長約翰·尤等司法專家于2002年8月起草的備忘錄中聲稱，戰爭狀態下的行政當局可以對“情報來源”使用酷刑。在臭名昭著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中，2004年曝光的文件中有明確批準美軍人員使用酷刑的行政命令，美國《紐約客》周刊的報道認為該命令來自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絕對權力的暴虐使各種殘酷行為超出了審訊的范疇，媒體披露的證據顯示美軍人員施行的大部分酷刑和處決僅僅出于“找樂子”。2006年6月9日，外界被告知在古巴關塔那摩的美國軍事監獄，有三名囚犯“同時用毛巾上吊自殺”，美軍指揮官布姆加納在向記者介紹情況時透露三名死者的喉嚨里都被塞了一團布，難以確定他們的真實死因。媒體由此對該案進行了質疑，然而事后相關記者被迅速驅逐，布姆加納被停職調查，整個事件沒有任何后續，也無人負責。只有當時在關塔那摩擔任警衛的美軍軍士?？寺鲇谪熑涡牡尿屖?，公開出版了其探索此案真相的著作。他相信，在墻壁幾乎透明、每隔三分鐘就有看守檢查的囚室，三名囚犯利用已經長期沒有配發的毛巾合謀同時自殺幾乎是不可能的。據美國調查記者簡·梅耶披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在2002年就向布什總統報告，關塔那摩監獄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囚犯屬于被“錯誤監禁”，但美國政府對這些無辜者的命運無動于衷，任由其繼續以“敵方戰斗人員”的身份處于幾乎被剝奪一切基本人權的折磨之中。

中情局隨意指定的“不存在的囚犯”

在西方歷史記憶中，秘密警察及其政治迫害活動是最為晦暗的部分之一。然而在“反恐”的旗號之下，此類組織及其權能卻在21世紀的美國出現了“復生”的跡象，獲得越來越廣泛警察權的情報機關正在突破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安全閥”，并特別顯著地體現于中央情報局一類的“對外”情報機關。

1995年，克林頓政府授權中央情報局將已在美國法院被起訴的恐怖主義犯罪嫌疑人“引渡”到美國領土。“反恐戰爭”前期，在美國政府獲得廣泛戰爭授權的支持下，此類“引渡”活動的規模和范圍大大擴張，手段也日益脫離最低程度的監督和約束。2003年12月，黎巴嫩裔德國木匠哈利德·馬斯里在馬其頓度假期間，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綁架到位于阿富汗的秘密監獄。在三個月的監禁和酷刑審訊后，中央情報局局長發現抓錯了人，但仍繼續將其監禁了兩個月，隨后將其帶到阿爾巴尼亞釋放，沒有給予任何解釋。在監禁期間，馬斯里如同人間蒸發，家人因其失蹤而遷回黎巴嫩居住，德國政府堅稱不知道他的去向，美國官方也從未就他的遭遇正式表態。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邁克爾·海登于2007年透露，像馬斯里這樣“不存在的囚犯”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監獄中至少有100人。此類監禁和“引渡”活動未經任何司法程序，甚至不曾知會當事國政府，違反一切相關國際法，并向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隱瞞實情，其主導者應被視為犯有戰爭罪。但顯然美國政府不會為此負責。2006年5月，美國法院駁回了人權組織幫助馬斯里對中央情報局局長提起的訴訟，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隨后美國政府還因德國檢察官將對涉嫌綁架馬斯里的美國特工發出逮捕令而“警告”德國政府。

美國中央情報局挑選其受害者的依據往往只是通過使用酷刑從其他囚犯口中獲得的“供述”，使用各種監控手段記錄下的只言片語或似是而非的影像，以及各路“線人”的道聽途說。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2014年12月發布的有關中央情報局使用酷刑的6200頁報告中顯示，該局甚至通過綁架和監禁智力殘疾人員以迫使其家屬就范。在對落入其手中的囚犯進行“審訊”時，中央情報局對酷刑的熱衷甚至令聯邦調查局的同行們感到震驚和憤怒。其所依賴的酷刑“體系”主要源于一位完全沒有審訊工作背景的美國空軍“心理學家”詹姆斯·米切爾，其“發明”的主要參考是1970年代通過電擊狗完成的“習得性無助”實驗。據學者安德魯·沙利文考證，美國政府為將使用酷刑合法化而發明的“強化審訊”概念來自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首腦海因里希·穆勒在1937年一份備忘錄中的“創造”。沙利文評價道：“使用這些方法在1948年被明確認定為戰爭罪，對其的懲罰是死刑。”中央情報局行動處處長小何塞·羅德里格斯在退休前下令銷毀了記錄囚犯“強化審訊”的錄像帶，因為如果其內容曝光，“將對中央情報局造成毀滅性打擊”。然而，在56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請愿下，對中央情報局非法監禁和使用酷刑進行調查和起訴的要求最終還是因“危害國家安全”遭到拒絕。

急于擺脫“反恐戰爭”的美國政府和擔憂行政權力膨脹的美國立法與司法機關，在2009年后逐步采取措施，宣布停止以“反恐”為名執行的大部分政策。然而考慮到這些政策背后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絕對的“敵我”之分、對人權的否定、對多元文化的蔑視和對極端殘忍行為的認可，世人不得不對仍在國際舞臺上肆意揮舞著霸權大棒，并為維持自身霸權而不遺余力的美國感到高度警惕。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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