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中國文化人治印，除了名章還喜歡閑章。閑章不閑，多寄托主人的人生感悟，是用印人對人生的畫外音。

鄭板橋在山東濰縣做縣令，刻了一枚閑章“乾隆東封書畫史”。算不得什么功名，卻是他人生中一樁值得夸耀的差事。

乾隆十三年(1748)，山東巡撫接到朝廷圣諭，乾隆帝要東巡山東，于是急調鄭板橋到泰山極頂迎駕。《乾隆年譜》記：“二月，奉皇太后率嬪妃東巡山東。”這一行規模宏大，山東地方官員不敢掉以輕心，深知圣上到此的寓意，便集中起頂尖文化人迎迓他的到來。

鄭板橋肩負的是書畫方面的使命，因為乾隆本身就是書畫專家。三年前乾隆巡視濟南，在鵲華橋上眺望鵲華二山，突然就想起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急命隨行大臣明珠去取。隨行人員不遠千里取來畫卷，乾隆在北城樓上遙對山湖，展卷相照，遣興于山形與圖畫之間。這次他又來了，誰知道他又會出什么題目？他曾登臨泰山，留下《泰山日觀峰古封禪壇歌》：“我朝黃屋來向東，高高下下四離宮。天橋六百卅丈穹，不求仙，不告功，不侈金泥玉樹封，但勒御碑萬丈崇。”他是一位御筆題遍天下的皇帝，所以派鄭板橋侍駕是選對了人。

鄭板橋在泰山頂上等著，一等不來，二等不來，侍駕的人都不知道皇帝干什么去了。其實皇帝沒有走遠，第一站停駐曲阜。《乾隆年譜》載：他詣闕里，謁孔林，祭少昊、周公。分明是一次盛大的祭祀。這時候意外突發，隨行的皇后富察氏患病，急忙返回京師，走到德州，病逝于舟次。噩耗傳至仍在途中的乾隆，他“哀痛至極，兼程還京師”。

鄭板橋在泰山極頂等著，直等了四十多天，皇帝還沒有來。他這個差沒有辦成，仍然欣欣于懷，就刻下這枚印章以志榮幸。這一年他五十六歲。

從這一枚閑章，我們看到了鄭板橋人生的另一個側面。他也渴望皇恩，也希望才華得到圣上的認可。如同李白，在得不到皇恩眷顧的時候高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后人解釋為李白豪放，其實還沒有走進李白的內心世界。讀懂李白，要讀懂李白周圍的人，像他那樣兼濟天下的有幾人？獨他有志難酬，那豪放里就有許多酸楚。

鄭板橋也是這樣，他的天下之心在濰縣的縣令之職上，乾隆十一年(1746)，五十四歲的鄭板橋由樊縣改任濰縣令，這一年先是濰縣海嘯，海水溢岸，造成海難；緊接著瘟疫流行，整個山東發生大饑荒，竟發生饑民相食的慘狀。鄭板橋果斷下令開倉賑災，有人勸他呈報朝廷，獲準后再放糧，以免獲罪。他斥責說，現在是什么時候？待上面恩準，不知有多少人餓死！你看，同樣一個拯民于水火，走程序等待恩準與當機立斷有多么大的不同。正是他的擔當，救活了萬余百姓。

是年他畫了一幅竹子，送給山東布政使包括。文人畫竹贈竹本是圈子里極尋常的事，不尋常的是圖畫上的題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我們就看到了鄭板橋人生的兩個側面，一面是憐憫民生的州縣令，一面是效忠圣上的“牛馬走”。

過去解讀歷史，總是容易對立起來，忠于圣君就必然是民眾的壓迫者，心懷民眾則必然是皇權的對抗者。用幾百年后的概念解讀歷史，框定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是對歷史的“打扮”。在鄭板橋身上我們看到這兩個側面的統一。

然而歷史人物有官場得意又有失意，鄭板橋也不例外。乾隆元年(1736年)，他應禮部春試，中貢士后進入殿試，獲得二甲第八名。欣喜至極，他畫了一幅《秋葵石筍圖》，照例在畫上題詩曰：“牡丹富貴號花王，芍藥調和宰相祥。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p>

終葵，中魁也。畫與詩均帶著官場的俗氣，以畫暗喻，以諧音自得，壓抑了半生的鄭板橋揚眉吐氣，把牡丹、芍藥與功名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鄭板橋。

人民是他前行的燈盞，當他在縣令的位置上看到人民的疾苦，他的畫以竹子代替了牡丹、芍藥，詩也變化了行腔。

憐憫與拯救差之萬里。歷史上不乏憐憫人民的官員，也不缺具有“人民性”的詩人，他們為人民做了些好事，卻都不是人民的拯救者，原因在于他們找不到拯救人民的道路，只能把拯救的愿望寄托在帝王身上。當寄予失落，就彷徨，就失意。

晚年的鄭板橋也走入這樣的怪圈，在濰縣任上七年，他哀民聲，出善舉，目睹無數好友沉浮貶謫，為什么空有一顆為民眾的心卻得不到蒼天的理解？

在五十九歲的時候，似乎參透了世事，他寫下“難得糊涂”的牌匾。意猶未盡，在下面特別加了一行注：“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轉入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后來福報也?！?/p>

這是對舊官場的控訴！

當下很多人揣著聰明裝糊涂，也把這個條幅掛在辦公室內自充高雅。時代已經變了，在人民的利益上能糊涂嗎？能裝糊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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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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